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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一个忏悔者，如果我没有过去的那番经历，如果我没有忧郁症，那么我们的结合会使我得到做梦也想不到的幸福。不过，谁让我是一个不幸的忧郁的人呢，所以我不得不因为将失去她而心痛，那总要比得到她更幸福些，不过她仍旧让我动情，我甚至愿意为她赴汤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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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是朦朦胧胧地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因为我常对她说：“无论怎样努力，你都得不到幸福，何必多费心思去想我是不是能与你相守呢？”有一次，她说她不会再问我任何问题，只要能与我相守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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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明白，一种堪称神圣的东西正阻挠着我们的结合，那就是结婚仪式。我必须坚守沉默，才能让一切成为我想要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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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她写了一封短信，并把戒指退还给她。这封短信收录在“心理实验”里(10)。我有意让它成了一段历史，因此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哪怕是守口如瓶的人。我像坟墓一样沉默。如果有一天她读到这本书，我一定要告诉她这封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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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欺骗的这几个月里，我坚守内心，坚持一个度，不时对她直言相告：“你去嫁人吧，让我离开，你是无法忍受我的。”她满含同情地说她愿意包容我，让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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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暗示她，让她意识到这事情还会有另一个结局，也就是劝她主动和我断绝关系，以免她蒙受羞辱。她不想那样做，她说如果自己什么都忍受了，羞辱又有什么忍受不了呢？她还直率的补充一句：没有人会当面去羞辱她的，人们背地里的议论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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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个月之后吧，我们终于分手了。她陷入了绝望中。我生平第一次责备她。只有这样，才能让她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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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那儿离开后，我径直奔到剧场，我想见见艾米尔·波艾森。这时戏已经演完了。当我从音乐厅后排座位离开时，坐在前排的州议员向我走来，说：“我想和你说句话。”于是，我们去了他的公寓。他说她陷入绝望中了。她会就此去死的，因为她彻底地绝望了。我说我会让她平静下来，但这事的结果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他说：“我这个人很看重自尊，不过我请求你还是别和她分手了，尽管这是艰难的事。”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不能不说自己受了很深的震动，但我并未动摇。我和她家人在一起吃了晚饭，离开时和她说了一些话。第二天清晨，我收到了她的信，信上说她一晚上没合眼，我必须去看她。我赶到那儿，尽力让她平静下来。她问：“你将终身不娶吗？”我说：“是的，在今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将广播情种，我需要一位青春妙龄的姑娘使我永葆活力。”这虽然听起来很残酷，却很必要。于是，她说：“原谅我对你做的事。”我说：“应该请求原谅的是我。”她说：“答应我你会永远记得我。”我点头答应了。她说：“吻吻我。”我吻了她，但不是出于怜悯。慈爱的上帝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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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无赖一样——也许还是第一等无赖呢——我从情网中抽身离开了。我把她送上一条平稳的船，开始驶向另一桩婚姻的岸，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然而这何尝不是高尚的行为呢？就像骑士的行为一样。我头脑敏捷灵活，再说往低处走绝对比爬坡更轻松。一位年轻人康斯坦丁·康斯坦修斯向前推进了这一骑士般的举动，我觉得他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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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彻底分离了，从此分道扬镳。我躺在床上整夜哭泣。但一到白天，我就和常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我弟弟说他愿意去她家告诉她我不是无赖。我说：“你要是敢那样做，我就一枪把你崩了。”我看重整件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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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其痛苦，然后去了柏林。我每天都想她，每天为她祈祷一次，常常是两次，或者用别的方法来思念她，从不间断，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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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和她断绝关系时我就知道，要么从此就在放荡中沉溺下去，要么从此在绝对虔诚的生活中潜藏，而虔诚的生活不过是牧师们除“杂烩”(11)外，又一种香烟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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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引家日记》就是为她写的，是为了帮助她将小船从岸边推离；《布道词两篇》的前言也是为她写的，这本书的题辞是献给我父亲的，书中很微妙地暗示了一个人只有放弃所爱的人，才能更纯粹地为信念而活。史伯恩告诉我，她读过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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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写作时我才觉得心里好受点。在写作时，生活中所有的烦恼、痛苦都忘却了，思想在我的头脑里驻扎，被挖掘、被创造，真是快乐无比。我只要不写作，就会犯病，显得手足无措，烦恼也会一波波地涌上来，头昏昏、心惶惶地承担不住负担的重量。所以说，写作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从不间断，它已经就这样存在了五六年，以后，它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气势不会减弱。人们不禁要想：莫非是上帝在鞭策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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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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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是去接受痛苦；一条是在毕业后做教授，专门讲别人的痛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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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以说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磨蹭蹭”（这“在道路旁磨磨蹭蹭”现在几乎成了一切讲座与布道的代名词了），多半会以沉沦的结果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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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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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承受着内心深重的痛苦而做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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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日日、一年年地做着作家，为理想而忍受着来自内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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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一切看起来都有希望。有一阵子我乐不可支，我敢对自己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上帝了。真的，我的许许多多的同代人都不能这么说，也享受不到此般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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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在同一瞬间，我又被一种陌生之物击倒了。上帝毕竟不是容易理解的，我需要的是行动，在行动中去把握上帝，认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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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对这些已经有些开窍了，所以我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另一方面，我对用这样一种方法表达对上帝的理解没有把握，这种方法就是用其他手段和个别办法轻易地用生存方式表达对上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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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一点，我就立志要从事写作了，也就是我要当一名作家，因为我比别的作家更容易以自己的方式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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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句话：上帝不是我能够理解的，最需要的是行动，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千万要记住，也包括由此要承受的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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