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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个无赖一样——也许还是第一等无赖呢——我从情网中抽身离开了。我把她送上一条平稳的船，开始驶向另一桩婚姻的岸，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然而这何尝不是高尚的行为呢？就像骑士的行为一样。我头脑敏捷灵活，再说往低处走绝对比爬坡更轻松。一位年轻人康斯坦丁·康斯坦修斯向前推进了这一骑士般的举动，我觉得他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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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彻底分离了，从此分道扬镳。我躺在床上整夜哭泣。但一到白天，我就和常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我弟弟说他愿意去她家告诉她我不是无赖。我说：“你要是敢那样做，我就一枪把你崩了。”我看重整件事，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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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其痛苦，然后去了柏林。我每天都想她，每天为她祈祷一次，常常是两次，或者用别的方法来思念她，从不间断，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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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和她断绝关系时我就知道，要么从此就在放荡中沉溺下去，要么从此在绝对虔诚的生活中潜藏，而虔诚的生活不过是牧师们除“杂烩”(11)外，又一种香烟牌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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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引家日记》就是为她写的，是为了帮助她将小船从岸边推离；《布道词两篇》的前言也是为她写的，这本书的题辞是献给我父亲的，书中很微妙地暗示了一个人只有放弃所爱的人，才能更纯粹地为信念而活。史伯恩告诉我，她读过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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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写作时我才觉得心里好受点。在写作时，生活中所有的烦恼、痛苦都忘却了，思想在我的头脑里驻扎，被挖掘、被创造，真是快乐无比。我只要不写作，就会犯病，显得手足无措，烦恼也会一波波地涌上来，头昏昏、心惶惶地承担不住负担的重量。所以说，写作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从不间断，它已经就这样存在了五六年，以后，它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气势不会减弱。人们不禁要想：莫非是上帝在鞭策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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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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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是去接受痛苦；一条是在毕业后做教授，专门讲别人的痛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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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以说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磨蹭蹭”（这“在道路旁磨磨蹭蹭”现在几乎成了一切讲座与布道的代名词了），多半会以沉沦的结果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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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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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承受着内心深重的痛苦而做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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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日日、一年年地做着作家，为理想而忍受着来自内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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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一切看起来都有希望。有一阵子我乐不可支，我敢对自己说我已经完全理解上帝了。真的，我的许许多多的同代人都不能这么说，也享受不到此般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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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乎在同一瞬间，我又被一种陌生之物击倒了。上帝毕竟不是容易理解的，我需要的是行动，在行动中去把握上帝，认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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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对这些已经有些开窍了，所以我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另一方面，我对用这样一种方法表达对上帝的理解没有把握，这种方法就是用其他手段和个别办法轻易地用生存方式表达对上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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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一点，我就立志要从事写作了，也就是我要当一名作家，因为我比别的作家更容易以自己的方式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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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句话：上帝不是我能够理解的，最需要的是行动，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千万要记住，也包括由此要承受的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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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时我才确切地了解到，在人类的筹划中，“上帝的仁慈”应该占什么地位。没有它，人类一定会窒息在襁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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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帝的“仁慈”是千万不能落进人类的筹划中的，免得它干涉太多，所以还是那句话：上帝不是我能够理解的，最需要的是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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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大多数人站在同一立场的讽刺大师充其量是个平庸的讽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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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姑娘带给了我很多苦恼。眼下她终于——好在没死——终于欢天喜地地嫁人(12)。六年前的那天，我说她迟早要嫁人，当时人家还骂我是天地间最没心肝的无赖。简直太离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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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的忧郁，我依然而且永远爱着这世界，因为我割舍不下这忧郁——属于我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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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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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有些事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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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开始写《非此即彼》的时候，我坚信自己比欧洲任何一位主教都更深地对基督教抱着“极度恐惧”。这并没有使我舍弃基督教。没有，听我说明原因。首先，你们想必已经知道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许多人命中注定要遭遇痛苦；其次，我认为自己犯了大罪，因为我想基督教一定有吓人的伪装。然而，我觉得自己因此而使一些人感到恐惧，使一些人感到快活，又使深信自己是真正基督徒的人们困惑，那有多残忍、多作孽呀！相反，我的天性不是要蓄意使人恐惧，我为之自豪的事情是我安慰了别人，以温情待人，将使人恐惧的事物转移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一直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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