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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仅有的两项传统文化遗产——花轿a和唢呐b，也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境地。年轻人很少愿意传承这份祖先赖以为生的手艺。我常常会思索一个现状：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后出生的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其中以独生子女居多，家里对这些90后和00后很是娇生惯养，从来不让他们下田干农活。这导致现在很多的农村孩子不会干农活，也不愿意干农活，他们心满意足地享受着城里孩子般的生活。然而，这些孩子因为厌学或者禁不住诱惑，早早就辍学外出打工，没有技术，多是做一些体力活。他们向往城市里的生活，却没有掌握进入城市的本领、渠道，很难在城市建立起帮助他们发展的社会关系。从十六七岁开始漂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打工，像候鸟一样迁徙。可以想象，当他们五十多岁时，体力衰退，想留在城里却留不下，没有技能无法安身立命；回农村，自小父母没有教他们种地的技能，又不会种地。他们的一生往往要经历这样的轨迹：打工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再打工，为儿子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抱孙子……日复一日，循环往复。若是儿孙孝顺还好，若是不孝，他们恐怕晚景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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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似乎不再是童年时的故乡，今天的故乡依然偏远，而且问题很多。故乡的自然风貌尚能使我们回忆起久远的生活，但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将走向何处，他们能否找到精神寄托和家园归属，摆在面前的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依然对那片故土念念不忘，并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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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花轿：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花轿队，人数不固定，会根据每个队员的时间安排临时调整。抬花轿的多是四五十岁的人，因为老人体力不行，而年轻人碍于面子不愿意从事这个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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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村里原有两个唢呐班底，现在只有一个，供方圆几十里的村子在红白喜事时吹唱。每次回家，在夜深人静时，总能听见住在我家百米外的一个老人吹唢呐。那曲调虽有些凄凉，却非常悠长而高亢，似乎在述说着什么。绵延的声音打破了村落的宁静，似乎在守候着村落曾经的热闹与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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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易卓|没有“乡愁”是一种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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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当春节被“乡愁”二字搅动得骚动不安时，当整个社会都在为回乡呐喊时，对于我这样一个“进城二代”独生子女来说，这些有关故乡的话语总有着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不真实感。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故乡，而是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与身陷城市时的感受别无二致。因为对于一个从小就卷入了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生命个体来说，回乡不过是从一个陌生人社会回到了另一个陌生人社会，那么没有“乡愁”又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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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湖北巴东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早年间这里是长江边上的一个码头，因为三峡工程移民搬迁，当地政府采取就地向上搬迁的办法，淹了老城盖了新城，这个坐落于巫峡口的小县城也意外地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毫无疑问，这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可是每次从武汉回到家乡，我看到的不是人们谈及乡村时经常感慨的故土的衰败，也不是人情的冷淡，更不是传统价值的缺失。一个不容争辩的现实是：这些议题在我这一代人的生命之初就已经淡化并消解了。这座年轻的县城从我记事起就跌跌撞撞地追赶着城市化的范式，拙劣甚至盲目地仿造着人们意识中关于城市的一切。从第一家超市、第一家电影院、第一个体育场到去年运行的环城公交（虽然只有两条线）和今年大街上跑的换汤不换药的出租车（原来的城内客运主力是面包车，随叫随停，按人数收费，今年都跑起了出租车，打表计费的出租车实际需求量很小，收益肯定没以前高，所以出租车司机们又都不约而同回到了以前的收费模式）。虽然家乡的城市化是那样刻意，那样程式化，说是一个巨大的赝品都不为过，但是它却为在此生活的人们带来了新鲜感和刺激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虚荣感，我觉得这点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人口并且联结松散的社会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无数陌生人性质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交往行为。这种功能性的往来，往往是不带有情感的累积和叠加的，不同于乡土社会共同体中密切的情感交流和利益往来下隐含的激烈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城镇中的生活需要一种冷静和克制。远离了农业生产中自然的生活节奏，在城镇生活中追求新奇和功能上的目的不能简单地描述为一种传统价值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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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镇生活就完全抛弃掉了情感和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剧烈的城镇化消磨了人们对“乡”的概念，却突出了“家”的意义，城市中核心化的家庭单位是乡土社会中亲属观念的延续和再现。由于脱离了村庄熟人社会的情境，社会成员在城市中的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均是围绕着家庭自身的再生产来进行的，而在共同体中价值取向和阶层意识的激活，则是当他们回到乡土社会时才可能实现的，但这确是属于我的父辈们的生活体验。过年期间与爸爸和小叔谈论“乡愁”问题的时候，我打趣地说，“乡愁”终归是你们这“进城一代”的“情感任务”。对于我们这种“进城二代”来说，无论是回到父辈的老家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家，谈乡愁确实是太不真实了。我父母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双方的家庭都极重视教育，将读书看作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尤其是我妈妈家，虽然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但是外婆依然全心全力供三个女儿读书，最后由于要分担家里负担，妈妈就没有走“读高中、上大学”的路而选择了师专，小姨则最后拿到了武大的博士学位。我爸爸这边有六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爷爷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出身，“文革”时被错划为“右派”，也极看重子女的教育问题，后来我爸爸也是去读了师专，而小叔则拿到了浙大的博士学位。父母都是为了摆脱贫苦的生活，通过读书进入学校教书，最后转行进入政府部门，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们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才欣于接受故乡人的夸赞并感叹家乡的变迁。这与我的人生经历有着极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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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才有家乡，社会行动者的日常实践才是结构的载体。在乡土社会中，家庭无论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单位，还是功能论意义上的目的单位，在熟人社会中都具有一种由内而外弥散扩张的性质，在农村家庭与共同体之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融合和互动。但是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家庭作为功能论意义上的目的单位是向外扩张的，而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单位却是向内收缩的，在城市中家庭与社会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情感与价值的区隔，这种鸿沟使得我的价值与意义以及生命的关注点都侧重于家庭而不是家乡。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在城镇化的家庭生活中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情感交流的内向收缩使得这种大众记忆会不断简化，这点在我们家表现得就极为明显。以前我们家和外公外婆、大姨家都在巴东县住的时候，无论中秋还是重阳都会去后山上采摘些野蒿做蒿子饭，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团个圆，过年的时候也会贴副春联放放烟花。后来我们家搬去了恩施市，无论是回家探亲还是过节拜年，以往的传统交往方式都成了一种远距离的交流，来来回回的车途使得我们到家就想休息，人情往来倒变成了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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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浓情蜜意替代了回乡的殷切盼望，我想这就是我们“进城二代”的真实体验。正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家乡我是熟悉的，因为在我记忆之始，她就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她与我读书学习的城市之间的差异只是其在城市化谱系中发展阶段的差异而非本质的不同。回乡就是从一个陌生人社会回到另一个陌生人社会，这种陌生感实在是太熟悉了！（搬到恩施以后就更是如此，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家在恩施新买房子的确切位置，因为城市中大跨度的时空距离让人很难熟悉，而无形中的区隔也让人懒得去熟悉。）总的来说，我所有的情感共振都发生在家庭这个封闭的环境和结构中，重重的防盗门隔离的是两个不同的情感世界。家庭价值和情感再生产已经无法像乡土社会那样在外部去寻找了，而对故乡的情感表达是离不开这种外部弥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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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有“家”无“乡”的现状，我不禁再次发问，没有“乡愁”是一种病吗？父母的家乡已然不是我的家乡，我对乡土社会没有丝毫的记忆。可我自己的家乡从一开始好像也不是属于我的家乡，我熟悉她的“吃喝玩乐”，却不懂她的“人情冷暖”。当传统价值和风俗习惯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那样，对于“乡愁”无动于衷真会成为一种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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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刘成良|乡行散记：故乡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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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了一种文体。年关将至时，我们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或饱含深情，或沉郁忧伤，或催断人肠，仿佛故乡留给我们的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苦。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能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生养自己的地方，想起大地一隅中的那人那事，想起少年时刻种下的梦想。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越容易荡起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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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而忧伤的乡愁文字，大都出自返乡的游子之口。在返乡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对比显露的差距更能激起他们的感慨和忧伤的情思。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归宿。思乡怀亲，如果少了那浓浓的泥土芬芳，就像缺少了令人回味的美酒一样，没有了甘洌的后味，再谈起乡愁，无论如何是没有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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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离土离乡在外拼搏的游子不同，作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我们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中国乡土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每一天乡土社会都在上演着酸甜苦辣的故事，而只有遍尝其中的滋味，才会懂得，真正的乡愁是一种无法割舍、十分广阔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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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是总出现在别人故乡的他者，虽然并未生于斯、长于斯，但是对乡土社会的那份情怀让学者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各处的村庄里。得益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独特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贺雪峰老师要求我们下乡调研时要和农民吃住在一起，用二三十天的时间去和村庄中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用心去体会乡土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而尽量收获到对一个村庄更为完满的理解。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够了解当前的农村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农民在想些什么，只有把握住了真问题，才能在学术研究中有所推进。因此，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对于乡土社会中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自然也了解颇多。因为总在不同的地方奔走，所以才不至于将眼光限于一隅，才能够避免被情绪带着走，失去了理智，才能做到不矫揉造作地看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不同于情绪，我们怀抱着对乡土社会浓厚的情感，与农民一起，听着他们讲述的故事，或喜或悲，但我们总是尽量避免让情绪主导我们的思维。因为现实太复杂了，情绪又太可怕了，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情绪。一旦情绪影响了判断力，人就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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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并非像很多乡愁故事中讲述的那样，总是一片荒凉与悲伤，很多时候这都是游子在城乡奔走中的一番感慨，但是情真意切的文字总能够打动人，让人不觉心生怜悯，触碰到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的确，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巨变中我们感慨传统伦理道德在一点点瓦解，村庄因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们缺乏对于其发展变化的了解。就像我们总是割裂地看待城乡之间的发展变化，却看不到一个个农村家庭正由乡及城迁徙发展的故事，看不到蕴藏在代与代之间的发展动力，看不到那些依然在乡土社会中奋斗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饱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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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让我们不得不对发展中那些悲伤的故事感慨，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的确确是因为发展才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了越过越好的希望。我们无法求全，有发展，就会有希望，但也会有忧伤、有变迁；而有变迁，才说明当下的乡土社会绝非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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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乡愁的故事中，不仅有回乡的游子，还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在调研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有的是在村农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后家庭的发展轨迹，还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不同地方农民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成了一幅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甚至能让人含泪微笑，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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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民——王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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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是在外面不想回来种田，现在是在家里种田不愿意再出去打工，对别人来说，种田不如打工，但对我来说，恰恰相反。我现在差不多每年都是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闲的时候背着包就出去了，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地区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儿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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