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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一尊神，又请来了一尊佛。于是阿庆嫂每天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早起之后做好饭，照顾孙子、“孙女”吃饭，骑着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之后就在乡镇里跑三轮车接送客人赚钱，快到中午的时候把孩子接回家里，做饭、洗衣服，下午再继续工作。但是儿媳妇对这些从来不管不问，只管自己“享清福”。阿庆嫂觉得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儿媳妇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嫌弃她吃得太多，总是阴阳怪气地说：“钱没挣多少，饭量倒是见长了，怨不得这个家穷。”这就使得阿庆嫂非常气愤，自己为家忙里忙外的，竟然还受到儿媳妇的这般奚落，很是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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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让她伤心的却是自己儿子的态度，现在的儿子对自己不但没有多少体贴，反倒在家庭矛盾中还总帮着儿媳妇。一次，儿子想买一辆私家车，阿庆嫂觉得自己无法给儿子太多的帮助，就想把仅存的七千元钱拿出来给儿子，但是当她刚要从怀里把在银行取出来的钱交给儿子时，儿媳妇却在一旁发冷话，说阿庆嫂也不给自己的儿子帮帮忙，存那些钱有什么用。待在一旁的儿子像没听到似的，只是眼神迷离地看着别处。阿庆嫂再也无法忍受，狠了狠心，决定不把钱给儿子了。之后阿芳将自己存的三万元拿给了阿庆嫂的儿子，说这是自己对他买车的支持。阿庆嫂的儿子欣喜若狂，觉得还是自己的媳妇最亲，就直接用媳妇的名字给车上户。阿庆嫂觉得儿子不能这么做，就拿着七千元钱去给儿子，儿子领会了母亲的用意，态度却是很冷漠，接过钱的时候嘴里还嘀咕了一句：“早干吗去了。”阿庆嫂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儿子终究没有向媳妇提出车辆过户的事情，阿庆嫂对儿子的失望也就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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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庆嫂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两任儿媳妇都是这样，但是也无能为力，只能一遍遍感慨：“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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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阿庆嫂的丈夫生病去世了，在儿子操办完父亲的葬礼之后，阿庆嫂把亲朋给的礼金全都交给了儿子，因为她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而且这个念头已产生了不止一次两次。但是这个念头几次撩动阿庆嫂的内心后又被她那份家庭的责任心磨灭了，因为家里有最让她挂念的孙子，孙子才七八岁，从小就体弱多病，做过几次大手术，有多动症，还有一个没有检查出来原因的怪病。儿子平日都是在城里跑车，非常辛苦，没有时间来照顾孙子，儿媳妇更是指望不上。阿庆嫂实在是担心自己离开家之后，孙子变得“无依无靠”，也就打消了外出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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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孙子，也心疼着儿子，这种家庭关系束缚着她，也折磨着她，想解脱谈何容易。无奈的时候，阿庆嫂偶尔会对人诉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打工的话，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一百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里受他们的气。儿子太老实了，村里人都知道他老实，这个媳妇给他喝了迷魂汤，我能怎么办，要不是挂念着我的孙孙，早就离开了，管他们怎么生活，生活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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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呆呆地和我们一起坐在田间地头，一边在盆子里拌着肥料，一边和我们聊着。她时而苦笑，时而愤怒地骂着儿子和儿媳妇，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拭去眼睛里的泪水，时而感叹自己的命运。她无法向村里人诉说自己的心里话，家里的事情别人背后如何去评论她管不了，她只能把这么多苦衷强压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走后，远远地看到她依然在倔强地撒着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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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婚姻伦理逐步消解，婚姻责任与义务不断弱化，在讲究个体生活体验的价值观影响下，夫妻关系变得像“江湖关系”一样，快意恩仇——闪婚、闪离，堕入了伦理性危机的婚姻家庭结构使得子女不得不面对父母离异、缺乏关爱的苦果。与此同时，这种伦理上的危机又正在割裂老一辈父母对于当下社会的认知，他们夹在其间，忍受着那份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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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杜姣|到外公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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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今年七十八岁了。虽说皱纹早已爬满了额头，但精神依然饱满，身体健壮有力，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七十一岁的时候，他还能挑一百来斤的担子，在田间小路上稳步前进。因此，即使是现在，我仔细地看他，仍觉得他还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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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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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个子不高，每到冬天，头上都戴着一顶黑色的雷锋帽，身上套一件黑色的大衣，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外公从不抽烟，但爱喝酒。不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饭前都要小酌一杯，但从不会喝醉。外公还特别喜欢养小动物，家里一直没有中断过养小猫、小狗。每年去他家，猫啊、狗啊自然成为我们逗趣的玩伴。年前腊月间，他还专门去集镇上买了两只兔子。外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里，即使再困也不会去床上睡觉，最多只是坐在椅子上小眯一会儿。年轻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孩子。母亲爱睡觉，在家做女儿的时候，没少遭外公责骂。在外人看来，外公忠厚、老实，除了喝酒后能说上几句，平常话不多。但是，外公在我们这些子孙面前，却异常活泼和幽默。记得小时候，我和哥哥最喜欢坐在他的腿上，玩弄他的胡须，在他身上捯饬，一点儿都不消停。有时外公也会跟我们玩文字游戏，你说A，他偏说B，总之就是不按照你说的来，可把我们兄妹俩捉弄得不行。外公还特别喜欢听戏、唱戏，闲暇的时候，就会坐在门前哼上一曲。耳濡目染中，我还学会了一些，虽然时至今日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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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外公这二十多年来留给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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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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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回家前，母亲就给我打了电话，说家里准备盖房子，老房子要赶在过年之前拆掉，图个吉利。这样，年就没办法在自家过了，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极力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因此，这个寒假待在外公家的时间要比往年更久一些，同时也看到了以前难以看到的一些场景。外公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比以前要复杂和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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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九吃完早饭后，按照家乡的习俗，要去给已故的亲人上坟，家乡人称之为“送亮”。我们那边主要是清明和年三十两个时间需要上坟，农历七月十五，只要在家烧点儿香纸缅怀先人即可。因大舅自结婚后就一直住在城里，并在城里过年，所以，今年过年上坟只有我们一家四口以及外公外婆和小舅一家。这次主要是给外公的父母上坟，他们被安葬在离家不远的大后山的半山腰上。山上的路不好走，又窄又滑。经过一番攀爬，来到了外公父亲的坟前。外公和小舅拿出镰刀砍去坟头上长满的小树和杂草，看样子，上一次清理应该就是今年的清明时节了。外公和小舅忙着清理坟头，我、母亲、哥哥、小舅妈以及不到四岁的小表弟站在不远处，外婆向我们诉说着坟里头人的生前往事。我从未见过外公的父母亲，更不用说我那还不到四岁的小表弟了，但是此时此刻，生者与亡者的生命似乎已经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子孙延绵的时空序列。传宗接代、绵延香火的意义，便在瞬间显现出来，甚至是可以触摸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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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坟，外婆说外公可算是这一带最为执着和尽心的了。往年，在清明和过年间，外公要上好多个坟，上至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祖爷爷祖奶奶。据外婆说，外公只有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抱养到了这边杨家。只要是杨家家族的已故之人，知道其确切的墓地，外公都会去烧香送纸，当然每年还不忘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外公还会到外婆母亲的坟头烧香纸，坚持了多年。这边的人去世，一般都是葬在山上，坟与坟之间相隔甚远，外公所在的杨家以往又是从附近的别处迁移过来的，上坟的这一路下来，着实要倒腾不少时日。只是，后来随着外公年龄的增长，已经难以再有精力来这样表达他的那一份孝心了。尤其是近两年来，外公只是给自己在杨家这边的养父母烧烧香、上上坟。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回家一趟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这些外出的年轻人，也只是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到自己已故父母或是爷爷奶奶的坟头祭拜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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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外公说，清明和过年当天，他是一定要去已故父母的坟头看一看的，否则他们就成了没人理、无人问的孤魂野鬼。若不去，“有后也成了无后之人”。清明节去坟头“挂清”是家乡的传统习俗。子孙们用白纸剪成纸串，将之挂在坟前，就叫“挂清”。外公说，坟头上“挂清”的数量越多，就说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同时也说明该家族子孙孝顺。俗语说，“有儿坟上飘白纸，无儿坟上草树青”。外公多年来坚持给杨家祖辈、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外婆的母亲上坟、挂清，是为了表达和践行他对长辈的忠诚与孝心，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坟头为杂草树木所掩埋，而成为无人问津的孤魂野鬼。然而，外公所坚守的这一切在新时代逐渐被年轻人忽视和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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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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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坟这件事儿激发了我对外公的兴趣，回到外公家后，便急切地向他询问。无奈，外公一张口，话头总是被在旁的外婆抢了去。我便转向了外婆，听她诉说外公七十多年来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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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公的一生，外婆强调最多的就是他的“命苦”，而对他这个人的评价，就是“心善”。1938年，外公出生在湘西北一个叫作覃裕的地方。彼时正值动乱，社会毫无规则秩序可言。外公的母亲为了躲避横行霸道的土匪，躲在一座山上的岩洞中生下了他。由于生育条件恶劣，各种保护措施不到位，外公出生三个月后，他的母亲便生病离他而去了。当时，外公的大伯刚结婚没多久，父亲就将他交由大伯抚养，在大伯母那里讨奶吃。四个月后，大伯有了自己的小孩，拮据的家庭条件和大伯母有限的奶水使得外公的父亲不得不另择他法。经人介绍，就将外公抱养给了几十里之外的一对杨姓夫妇。杨姓丈夫之前有过好几个老婆，都没有生育小孩。现在的老婆是附近尼姑庵的徐姓女子，仍然无法生育。由此，不足八个月的外公就成了他们的孩子。杨姓夫妇家的条件还算可以，杨姓丈夫是周边有名的弹匠，对于这个抱养来的小孩，宠爱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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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读过一年多的私塾，成为当地少有能识字的人之一。之后几年便是协助养父做弹匠生意，不久后新中国便成立了。解放这一年，外公十一岁。土改期间，外公家被划定为贫农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的十来年时间，可以说是外公人生中相对而言比较辉煌的时期。解放之初，年纪不大的外公当过儿童团团长。后来，因为识字且为人忠厚老实，外公做过生产队的保管员、民兵排长以及生产队会计。虽然职位不大，但也是一直活跃在村庄的管理舞台上。那时，外公还经常被调往附近乡镇的砖瓦厂、酒厂等任管理员，来来回回，跑了不少地方。现在向外公问到他那时的经历，他的言语中依然透露着无限的自豪。然而，这十年间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外公的家庭生活和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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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十五岁时，也就是1953年，外公的养父母为他说了一门亲事，是养母娘家院子隔壁的姑娘，村里人都叫她“仙丫头”。仙丫头勤劳、朴实，因为养母与她家有亲戚关系，外公也见过她，同她打过交道。对这门亲事，外公心里很是欢喜。亲事说定，对了八字，看好了结婚的日子，置办好了嫁妆、新娘服，正准备过些时日将姑娘迎进门，不料她竟突然得脑膜炎去世了。仙丫头去世之时，外公还在罗水乡的砖瓦厂做事。因未正式过门，家里人并没有将她去世的消息通知给外公。只是外公自己莫名地感到心慌和着急，晚上也睡不着，总觉得家里有事发生。于是，就决定回家看看。外婆这样向我描述外公一路回家的情景：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那时回家全靠步行。外公走到罗水河边时，不小心伞被河水冲走了。外公越往前走，越心慌。到了家乡所在镇时，没走几步，就有熟人跟他说，“你爱人已经死了”。起初，外公不相信，以为是他们开玩笑。随着后面陆续有好几个人都跟他说，“你爱人已经过身（过世）了”，才觉得“恐怕就是真的了”。回到家后，两个老人抱着外公一边哭一边说：“既然回来了，还是要到那边看一看。”到了那边，仙丫头的父母又对着外公大哭了一场，并说明事情的原委。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外公有些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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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在二十五岁时与外婆结的婚，听外婆讲，他们结婚后的好几年，外公都还去给仙丫头上香。他们的这段婚姻，在如今的这两个老人看来，其实都是双方父母强行促成的结果，他们自己并没有看上对方，心里也不曾乐意。只是随着家庭关系的建立，儿女的出生，一切个人的情感都被严密地裹挟在强大的家庭伦理责任之中。其间虽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打骂争吵，但风风雨雨几十年，两人还是一起走过来了。相信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比共同维系家庭、抚育子女长大成人更为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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