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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杜姣|到外公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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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今年七十八岁了。虽说皱纹早已爬满了额头，但精神依然饱满，身体健壮有力，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七十一岁的时候，他还能挑一百来斤的担子，在田间小路上稳步前进。因此，即使是现在，我仔细地看他，仍觉得他还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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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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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个子不高，每到冬天，头上都戴着一顶黑色的雷锋帽，身上套一件黑色的大衣，里里外外忙个不停，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外公从不抽烟，但爱喝酒。不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饭前都要小酌一杯，但从不会喝醉。外公还特别喜欢养小动物，家里一直没有中断过养小猫、小狗。每年去他家，猫啊、狗啊自然成为我们逗趣的玩伴。年前腊月间，他还专门去集镇上买了两只兔子。外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白天里，即使再困也不会去床上睡觉，最多只是坐在椅子上小眯一会儿。年轻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孩子。母亲爱睡觉，在家做女儿的时候，没少遭外公责骂。在外人看来，外公忠厚、老实，除了喝酒后能说上几句，平常话不多。但是，外公在我们这些子孙面前，却异常活泼和幽默。记得小时候，我和哥哥最喜欢坐在他的腿上，玩弄他的胡须，在他身上捯饬，一点儿都不消停。有时外公也会跟我们玩文字游戏，你说A，他偏说B，总之就是不按照你说的来，可把我们兄妹俩捉弄得不行。外公还特别喜欢听戏、唱戏，闲暇的时候，就会坐在门前哼上一曲。耳濡目染中，我还学会了一些，虽然时至今日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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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外公这二十多年来留给我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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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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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回家前，母亲就给我打了电话，说家里准备盖房子，老房子要赶在过年之前拆掉，图个吉利。这样，年就没办法在自家过了，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极力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因此，这个寒假待在外公家的时间要比往年更久一些，同时也看到了以前难以看到的一些场景。外公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比以前要复杂和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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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九吃完早饭后，按照家乡的习俗，要去给已故的亲人上坟，家乡人称之为“送亮”。我们那边主要是清明和年三十两个时间需要上坟，农历七月十五，只要在家烧点儿香纸缅怀先人即可。因大舅自结婚后就一直住在城里，并在城里过年，所以，今年过年上坟只有我们一家四口以及外公外婆和小舅一家。这次主要是给外公的父母上坟，他们被安葬在离家不远的大后山的半山腰上。山上的路不好走，又窄又滑。经过一番攀爬，来到了外公父亲的坟前。外公和小舅拿出镰刀砍去坟头上长满的小树和杂草，看样子，上一次清理应该就是今年的清明时节了。外公和小舅忙着清理坟头，我、母亲、哥哥、小舅妈以及不到四岁的小表弟站在不远处，外婆向我们诉说着坟里头人的生前往事。我从未见过外公的父母亲，更不用说我那还不到四岁的小表弟了，但是此时此刻，生者与亡者的生命似乎已经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子孙延绵的时空序列。传宗接代、绵延香火的意义，便在瞬间显现出来，甚至是可以触摸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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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坟，外婆说外公可算是这一带最为执着和尽心的了。往年，在清明和过年间，外公要上好多个坟，上至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祖爷爷祖奶奶。据外婆说，外公只有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抱养到了这边杨家。只要是杨家家族的已故之人，知道其确切的墓地，外公都会去烧香送纸，当然每年还不忘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外公还会到外婆母亲的坟头烧香纸，坚持了多年。这边的人去世，一般都是葬在山上，坟与坟之间相隔甚远，外公所在的杨家以往又是从附近的别处迁移过来的，上坟的这一路下来，着实要倒腾不少时日。只是，后来随着外公年龄的增长，已经难以再有精力来这样表达他的那一份孝心了。尤其是近两年来，外公只是给自己在杨家这边的养父母烧烧香、上上坟。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回家一趟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因此，这些外出的年轻人，也只是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到自己已故父母或是爷爷奶奶的坟头祭拜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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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听外公说，清明和过年当天，他是一定要去已故父母的坟头看一看的，否则他们就成了没人理、无人问的孤魂野鬼。若不去，“有后也成了无后之人”。清明节去坟头“挂清”是家乡的传统习俗。子孙们用白纸剪成纸串，将之挂在坟前，就叫“挂清”。外公说，坟头上“挂清”的数量越多，就说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同时也说明该家族子孙孝顺。俗语说，“有儿坟上飘白纸，无儿坟上草树青”。外公多年来坚持给杨家祖辈、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外婆的母亲上坟、挂清，是为了表达和践行他对长辈的忠诚与孝心，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坟头为杂草树木所掩埋，而成为无人问津的孤魂野鬼。然而，外公所坚守的这一切在新时代逐渐被年轻人忽视和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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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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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坟这件事儿激发了我对外公的兴趣，回到外公家后，便急切地向他询问。无奈，外公一张口，话头总是被在旁的外婆抢了去。我便转向了外婆，听她诉说外公七十多年来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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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公的一生，外婆强调最多的就是他的“命苦”，而对他这个人的评价，就是“心善”。1938年，外公出生在湘西北一个叫作覃裕的地方。彼时正值动乱，社会毫无规则秩序可言。外公的母亲为了躲避横行霸道的土匪，躲在一座山上的岩洞中生下了他。由于生育条件恶劣，各种保护措施不到位，外公出生三个月后，他的母亲便生病离他而去了。当时，外公的大伯刚结婚没多久，父亲就将他交由大伯抚养，在大伯母那里讨奶吃。四个月后，大伯有了自己的小孩，拮据的家庭条件和大伯母有限的奶水使得外公的父亲不得不另择他法。经人介绍，就将外公抱养给了几十里之外的一对杨姓夫妇。杨姓丈夫之前有过好几个老婆，都没有生育小孩。现在的老婆是附近尼姑庵的徐姓女子，仍然无法生育。由此，不足八个月的外公就成了他们的孩子。杨姓夫妇家的条件还算可以，杨姓丈夫是周边有名的弹匠，对于这个抱养来的小孩，宠爱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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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读过一年多的私塾，成为当地少有能识字的人之一。之后几年便是协助养父做弹匠生意，不久后新中国便成立了。解放这一年，外公十一岁。土改期间，外公家被划定为贫农身份。新中国成立后的十来年时间，可以说是外公人生中相对而言比较辉煌的时期。解放之初，年纪不大的外公当过儿童团团长。后来，因为识字且为人忠厚老实，外公做过生产队的保管员、民兵排长以及生产队会计。虽然职位不大，但也是一直活跃在村庄的管理舞台上。那时，外公还经常被调往附近乡镇的砖瓦厂、酒厂等任管理员，来来回回，跑了不少地方。现在向外公问到他那时的经历，他的言语中依然透露着无限的自豪。然而，这十年间发生的两件事情，改变了外公的家庭生活和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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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十五岁时，也就是1953年，外公的养父母为他说了一门亲事，是养母娘家院子隔壁的姑娘，村里人都叫她“仙丫头”。仙丫头勤劳、朴实，因为养母与她家有亲戚关系，外公也见过她，同她打过交道。对这门亲事，外公心里很是欢喜。亲事说定，对了八字，看好了结婚的日子，置办好了嫁妆、新娘服，正准备过些时日将姑娘迎进门，不料她竟突然得脑膜炎去世了。仙丫头去世之时，外公还在罗水乡的砖瓦厂做事。因未正式过门，家里人并没有将她去世的消息通知给外公。只是外公自己莫名地感到心慌和着急，晚上也睡不着，总觉得家里有事发生。于是，就决定回家看看。外婆这样向我描述外公一路回家的情景：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那时回家全靠步行。外公走到罗水河边时，不小心伞被河水冲走了。外公越往前走，越心慌。到了家乡所在镇时，没走几步，就有熟人跟他说，“你爱人已经死了”。起初，外公不相信，以为是他们开玩笑。随着后面陆续有好几个人都跟他说，“你爱人已经过身（过世）了”，才觉得“恐怕就是真的了”。回到家后，两个老人抱着外公一边哭一边说：“既然回来了，还是要到那边看一看。”到了那边，仙丫头的父母又对着外公大哭了一场，并说明事情的原委。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外公有些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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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在二十五岁时与外婆结的婚，听外婆讲，他们结婚后的好几年，外公都还去给仙丫头上香。他们的这段婚姻，在如今的这两个老人看来，其实都是双方父母强行促成的结果，他们自己并没有看上对方，心里也不曾乐意。只是随着家庭关系的建立，儿女的出生，一切个人的情感都被严密地裹挟在强大的家庭伦理责任之中。其间虽然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打骂争吵，但风风雨雨几十年，两人还是一起走过来了。相信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比共同维系家庭、抚育子女长大成人更为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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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没有外公二十岁时候的一件事情，也不会有外公与外婆的这段婚姻，可能也不会有结婚后十几年的艰苦日子。外公在二十岁的时候，有一个被调往衡阳玻璃厂工作的机会，可能会因此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公职人员。即将出发的当天，上天跟外公开了一个玩笑。外公的养父不知在哪个地方不小心跌了一跤，摔断了腿。家里只有他和养父母两人，衡阳那个地方距当地甚是遥远。见此情形，外公实在放心不下，也没心思去衡阳了，毅然决定留在家里照顾父亲，因此失去了这次绝好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对这件事，外婆有两点看法：一是认为“若不是他父亲摔这么一跤，我这个没用的人也不可能到他家来”，二是觉得外公的命真是不好。直到现在，外婆还拿它来打趣外公，说如果不是老头子摔那一跤，他早就吃上国家粮了，退休后每个月还能拿不少退休金。因此，外婆打心底就认为外公不是吃那碗饭的人，她说：“不信的话，你们朝他手脚的指（趾）甲看一看，‘指甲装一滴水，（命）苦得能见鬼；指甲装一丘田，（命）苦得像黄连’。”总而言之，在外婆看来，外公就是一副苦人相，否则也不会受后面的那般苦了。这是他自己命不好，怨不得别人。对此，外公有他自己的想法，虽然有些遗憾，但是若放在今天让他重新进行选择，他依然会决定留下来照顾父亲。在他看来，人生在世，“孝”很重要，若是因为外在的利益或诱惑而弃父母于不顾，就枉为人了。了解了这些事情，再来看外公对已故亲人挂清、上坟的殷勤与执着，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这或许就是外婆所说的外公“心善”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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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日子里的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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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人生中最为艰苦的日子就是结婚后的那十多年。这段日子与当时国家处于特殊时期不得不从农村进行强力的资源汲取有关，同时也与外公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有关。1963年，外公结婚。1964年，生了我母亲，之后几年又陆续生下了我大舅、小姨和小舅。小姨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患病去世了。这期间，外公上面还有两个老人需要照顾。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整个家里就只有外公一个主劳力，他所挣的工分完全不够家庭的开销。为了活命，白天，外公拼命地在生产队干活儿，尽可能多地挣工分；到了晚上，外公还要另外想办法，找些活路。比如，他经常趁夜黑到山上挖葛根，弄回家给孩子们做葛粑粑吃。半夜里，爬到山上砍竹子，连夜编背篓、篮子，等积攒到一定的数量，再连夜赶路偷偷地拿到集镇上去卖。从年头到年尾，外公几乎每天都在为维系家人基本生存的食物奔波。母亲是家里的老大，她对那段食不果腹的日子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甚至现在想来，仍然觉得有些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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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母亲长大些后，外公偶尔也会被大队安排到其他地方去做工。听外婆说，有一年，外公被派到县城的某个地方烧砖瓦。其间，家里非常困难，丁点儿粮食都没有，根本揭不开锅。外婆没办法，就背着三岁大的大舅一步一步走到县城找外公，留下我母亲和两个老人在家。外公做工的地方也是县城周边的一个村庄。当地有一家姓李，是地主成分。外婆到了那里之后，就住在他家。这家有一对儿子，三四岁左右。外公在那里做工基本上每顿都能吃上白米饭，而李姓家庭所在的生产队比较穷，平常能吃上大麦汤圆就很不错了。外公在那边做工，基本上每次都将自己的白米饭给这家的两个小孩吃，他自己吃他们的大麦汤圆。据外婆讲，诸如此类的事情，外公做了不少。对此，外婆有不少意见，嘴里说道：“虽说你外公心好，但自己的孩子还饿在家里，连大麦汤圆都没有。”但是，这些对外公来说，只要是被他看到了，就无法放任不管，至少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上一把，不求别的，只求心安。外公非常坚信“仁义道德”，尤其是与人交往中，他认为心态一定要平和，能吃得了亏，哪怕亏了自己也不能亏待别人，与人为善，真心真意对待别人。在他看来，在这世道上，“不仁不义寸步难行”。在我的印象中，外公确实是这样行事的。对待别人，从不吝啬。有些行为，在如今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甚至觉得很傻很迂，心想着哪有这样待人的。外婆所说的外公心善应该也包含这层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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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了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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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孩长大，以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外公的家庭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外公辛勤耕种着家乡的那几亩土地，在自家的山地上种满了花生、玉米，还有麻，又养上了三四头水牛、几头猪。农闲时，就在附近揽活，帮别人盖瓦，或是在家里利用后山上的楠竹编制背篓、箩筐、篮子，等赶集时去卖，努力挣钱供儿子学手艺、读书以及帮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孩子成家后，为了减少自己对他们造成的负担，外公、外婆两人七十多岁的年纪，还耕种着那几亩土地，山地上依然种满了花生、玉米和麻，家里还有一两头牛和猪，有余力时仍然跑去给别人盖瓦。虽然子女每次回家都让他们把手里的这些活计全都放下享享清福，但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的他们又如何能轻易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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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用“命苦”总结外公坎坷的人生，用“心善”形容外公的品格。诸多故事听下来，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倔强而坚韧的生命，默默地冲破迎面而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不论这种险阻是时代给予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外公对家庭，尽心尽责；对长辈，恪守忠孝；对他人，奉行仁义。单薄的躯体因为这些信念坚实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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