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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打工青年来说，家乡是其确认自己、获得存在感的地方。赚钱也好、借钱也罢，村民都想通过这种高消费来获得面子，获得在村庄中的存在感。当家乡对青年的吸引仅仅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竞争而非温情和礼节的吸引时，回家就变成了一件沉重而无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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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棍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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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青年回到家乡，除了看车子，还要看有没有带回一个姑娘来。这是最直白的炫耀。没有开回车子，村民还能勉强装作不知道，没有带回媳妇，却是一件可以公开嘲笑的事情。在我们村，村民常说的一句笑话是，“冬冬是不是又一个人坐车回家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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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今年二十九岁，住我们家前排，还没找对象。因为没找对象，不管是日常还是过年他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长得有点儿黑，说话也比较慢，在网吧里卖水和零食。出去打工有十年，他一直没有带一个媳妇回家。家里住的是瓦房，前两年父母花钱把家里粉刷了一下，还在屋后盖了几间猪屋，让他回家养猪，好找媳妇。那两年养猪的行情不好，亏了，他便又出去打工。母亲喜欢打牌，父亲比较木讷，家里没攒到钱。为了让儿子早点儿结婚，一向喜欢打牌的母亲也外出打工了，帮人家做卫生，一个月赚一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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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长相一般，自己又没本事，家里也没钱。冬冬能够娶到媳妇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也是村民长年累月放心大胆嘲笑他的原因。以前回家他还会到我们这排来串串门儿，这几年几乎没有看到他在湾子里走动，今年吃过年夜饭，他就离开了家，上班去了。听大人们说是因为在家过年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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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冬冬的笑话后，村民往往会附带着说一句我们这儿的男孩子真笨，连个媳妇都找不到，看四川人多会找媳妇。湾子里这一圈二十五六岁的男孩多数都还没结婚。冬冬的笑话对村民来讲既是谈资，也是警告，他们都笼罩在找媳妇的恐慌中，种完田还要出去打工赚钱，以前他们种完田就窝在家里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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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庄里的多数男青年不能轻易娶到媳妇时，媳妇就变成了公众需要争夺的资源，女性资源就多了一层公共展示性。这种展示性与村庄里的本事、面子挂上了钩，没娶上媳妇是家庭的事，也是村庄的事，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弥散在村庄中隐形的媳妇压力变成了直接的、透明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加倍的，青年人是直接的压力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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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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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了这么多的年，每年走亲访友时带的年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是玻璃瓶的罐头，一瓶烂罐头，转来转去，特别惹小孩子讨厌。后来是老酒，劣质的、廉价的酒，有时还会出现过期好几年的酒。再后来就是饼子、糖，老人和小孩的零食会单独买，现在则是统一的包装精美的牌子货。前几天听妈妈和亲戚在商量，自家亲戚以后干脆过年就不要互相买东西了，换着吃一下，玩一下算了，反正都是给街上做生意的人做好事，东西也没人吃。年货上差异化的情感表达逐渐被统一包装的大礼包取代，年货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物质形式。人们越来越不看重年货背后的情谊，更看重年货本身的商品价格高低。年货本身的价格高低既标示着彼此之间情谊的深浅，也表现了购买者的经济实力，是否有面子。同等距离的亲戚关系，因年货的价格差异也会引发面子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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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大姐和二姐回家拜年。大姐离老家远一点儿，带的东西多一点儿，每家一条烟，还有核桃、红枣等，二姐给每家带了一箱五十多元的王老吉。拜年当天，二姐夫不愿意和大姐他们一起去拜年，躲在房里不出来，让二姐去拜年。二姐看二姐夫这样也不好意思了，低着头把东西放在亲戚家就走了。回来之后二姐就和大姐说以后过年给亲戚买东西前商量一下，现在这样送东西，搞得他们很没面子，他们也不是买不起。妈妈也说了大姐一顿，“拜年就是一礼去一礼来，他们每年拿的东西都很便宜，你买这么多就亏了”。为此大姐觉得很委屈，因为她也没想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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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烟好烟坏、菜好菜坏的讨论和小纠纷在春节期间时有发生。在我的家乡，这个没什么当地惯例、人情礼仪不那么讲究的地方，人们因个体财富水平差异而掀起的面子竞争依然普遍存在。财富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力量在不断地切割甚至重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和人情关系，人情本身的特殊性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人们越是追求差异化的情感依托，就越是容易被无差异化的物质力量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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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年是寂静而缺乏仪式的，鞭炮不多，没有节庆活动，各吃各的饭，节日的热闹就表现为车子等外在消费品的竞争。年被财富和消费切割，仪式性和节气色彩不复存在，直接、平淡，索然无味，越来越难过。在城里打工的哥哥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回家过年，因为现在农村的贫富分化比城市还大，农村人又喜欢比来比去，他们感觉到非常难过，不如躲在城市里，谁也不知道谁过得怎么样。少量农村人先富起来了，他们在村庄这个透明的场域变成了激发竞争的催化剂，多数相对贫困的农民要么参与这种竞争，要么忍受这种压力。而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就成了这种特定竞争的压力承担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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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演进中的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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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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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人情不再被简单视为来往的手段，成为来往的目的——人情被异化了。不同的人过着看似不同的日子，他们对彼此保持着知与不知的底线，互相尊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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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乡村社会的治理需要一种平衡机制的介入，既符合当下的状况，又能连接过去和未来，衔接传统和现代，孤岛上的村落和村民才能平稳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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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村民们没有故事，是因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城市——一座巨型而无情的时空切割机。但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农村家庭的奋斗，重重艰难也未曾浇灭他们一心向上的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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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雷望红|阿周叔的甘苦人生——乡村社会的另一番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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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江汉平原的我，对于大山和传统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和敬仰。原本计划在年前到朋友的广西博白老家看望他的家人，今年寒假终于满足了我对客家传统文化一探究竟的愿望。想象中的广西，是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却偏僻落后的地区。出行之前，朋友开玩笑说，老家现在还有械斗，甚至在年终还会出现拦路抢劫的事件，博白在早期因村民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焚烧乡镇政府的事件而闻名全国，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他问我怕不怕，我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笑言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况，那将是今年春节最大的收获，就当作是穿越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家乡了。实际上，械斗和抢劫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存在宗族之间的对立势力，械斗是正常的；而博白处两广交界处，社会环境相对复杂，治安状况欠佳，会出现一些抢劫案件，这些对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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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及其周边农民的生活，要比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为艰难，由于对计划生育的强势抵抗，计生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村民们坚持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的观念不动摇，生育数量至今还保持在平均每家三个的水平，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加上当地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水稻，而是以黄麻、红薯、花生等作物为主（丘陵地区水田少、坡地多），适合种植的作物并不值钱，也不能满足口粮需求，在现金收入极少的情况下，一般百姓家庭维生艰难。但想象中的艰难并没有刻写在老百姓的脸上，我所见到的是他们身上焕发的顽强意志与生命活力，纵使生活艰难，却依然不屈不挠，充满希望。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朋友父亲阿周叔的故事，也是这个家庭的奋斗史，也许周家的故事就是当地一般老百姓家庭，甚至是全国大多数平民家庭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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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来，周家先后从福建到广东，再到广西，最后迁至北海合浦县白镇西村，定居在此。在新中国成立前，阿周叔祖上有上百亩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划分成分，由于阿周叔的三叔是知识分子，在村中有威望，在土改小组中担任职务，阿周叔的祖父被划为上中农，成了“漏网地主”。在频繁的批斗运动中，阿周叔的祖父并未卷入其中，一直过着贫苦而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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