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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庄里的多数男青年不能轻易娶到媳妇时，媳妇就变成了公众需要争夺的资源，女性资源就多了一层公共展示性。这种展示性与村庄里的本事、面子挂上了钩，没娶上媳妇是家庭的事，也是村庄的事，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弥散在村庄中隐形的媳妇压力变成了直接的、透明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加倍的，青年人是直接的压力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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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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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了这么多的年，每年走亲访友时带的年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是玻璃瓶的罐头，一瓶烂罐头，转来转去，特别惹小孩子讨厌。后来是老酒，劣质的、廉价的酒，有时还会出现过期好几年的酒。再后来就是饼子、糖，老人和小孩的零食会单独买，现在则是统一的包装精美的牌子货。前几天听妈妈和亲戚在商量，自家亲戚以后干脆过年就不要互相买东西了，换着吃一下，玩一下算了，反正都是给街上做生意的人做好事，东西也没人吃。年货上差异化的情感表达逐渐被统一包装的大礼包取代，年货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物质形式。人们越来越不看重年货背后的情谊，更看重年货本身的商品价格高低。年货本身的价格高低既标示着彼此之间情谊的深浅，也表现了购买者的经济实力，是否有面子。同等距离的亲戚关系，因年货的价格差异也会引发面子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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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大姐和二姐回家拜年。大姐离老家远一点儿，带的东西多一点儿，每家一条烟，还有核桃、红枣等，二姐给每家带了一箱五十多元的王老吉。拜年当天，二姐夫不愿意和大姐他们一起去拜年，躲在房里不出来，让二姐去拜年。二姐看二姐夫这样也不好意思了，低着头把东西放在亲戚家就走了。回来之后二姐就和大姐说以后过年给亲戚买东西前商量一下，现在这样送东西，搞得他们很没面子，他们也不是买不起。妈妈也说了大姐一顿，“拜年就是一礼去一礼来，他们每年拿的东西都很便宜，你买这么多就亏了”。为此大姐觉得很委屈，因为她也没想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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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烟好烟坏、菜好菜坏的讨论和小纠纷在春节期间时有发生。在我的家乡，这个没什么当地惯例、人情礼仪不那么讲究的地方，人们因个体财富水平差异而掀起的面子竞争依然普遍存在。财富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力量在不断地切割甚至重构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和人情关系，人情本身的特殊性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人们越是追求差异化的情感依托，就越是容易被无差异化的物质力量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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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年是寂静而缺乏仪式的，鞭炮不多，没有节庆活动，各吃各的饭，节日的热闹就表现为车子等外在消费品的竞争。年被财富和消费切割，仪式性和节气色彩不复存在，直接、平淡，索然无味，越来越难过。在城里打工的哥哥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回家过年，因为现在农村的贫富分化比城市还大，农村人又喜欢比来比去，他们感觉到非常难过，不如躲在城市里，谁也不知道谁过得怎么样。少量农村人先富起来了，他们在村庄这个透明的场域变成了激发竞争的催化剂，多数相对贫困的农民要么参与这种竞争，要么忍受这种压力。而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就成了这种特定竞争的压力承担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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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演进中的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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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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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人情不再被简单视为来往的手段，成为来往的目的——人情被异化了。不同的人过着看似不同的日子，他们对彼此保持着知与不知的底线，互相尊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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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乡村社会的治理需要一种平衡机制的介入，既符合当下的状况，又能连接过去和未来，衔接传统和现代，孤岛上的村落和村民才能平稳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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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村民们没有故事，是因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城市——一座巨型而无情的时空切割机。但是复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农村家庭的奋斗，重重艰难也未曾浇灭他们一心向上的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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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雷望红|阿周叔的甘苦人生——乡村社会的另一番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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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江汉平原的我，对于大山和传统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向往和敬仰。原本计划在年前到朋友的广西博白老家看望他的家人，今年寒假终于满足了我对客家传统文化一探究竟的愿望。想象中的广西，是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却偏僻落后的地区。出行之前，朋友开玩笑说，老家现在还有械斗，甚至在年终还会出现拦路抢劫的事件，博白在早期因村民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焚烧乡镇政府的事件而闻名全国，按照他的话说，这是一个民风彪悍的地方。他问我怕不怕，我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笑言如果出现了上述情况，那将是今年春节最大的收获，就当作是穿越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家乡了。实际上，械斗和抢劫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存在宗族之间的对立势力，械斗是正常的；而博白处两广交界处，社会环境相对复杂，治安状况欠佳，会出现一些抢劫案件，这些对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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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及其周边农民的生活，要比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为艰难，由于对计划生育的强势抵抗，计生政策执行得并不到位。村民们坚持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的观念不动摇，生育数量至今还保持在平均每家三个的水平，孩子的养育成本很高。加上当地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水稻，而是以黄麻、红薯、花生等作物为主（丘陵地区水田少、坡地多），适合种植的作物并不值钱，也不能满足口粮需求，在现金收入极少的情况下，一般百姓家庭维生艰难。但想象中的艰难并没有刻写在老百姓的脸上，我所见到的是他们身上焕发的顽强意志与生命活力，纵使生活艰难，却依然不屈不挠，充满希望。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朋友父亲阿周叔的故事，也是这个家庭的奋斗史，也许周家的故事就是当地一般老百姓家庭，甚至是全国大多数平民家庭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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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来，周家先后从福建到广东，再到广西，最后迁至北海合浦县白镇西村，定居在此。在新中国成立前，阿周叔祖上有上百亩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划分成分，由于阿周叔的三叔是知识分子，在村中有威望，在土改小组中担任职务，阿周叔的祖父被划为上中农，成了“漏网地主”。在频繁的批斗运动中，阿周叔的祖父并未卷入其中，一直过着贫苦而安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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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叔的父亲遗传了祖父的聪明与勤劳，他擅长各种手艺，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以外，还会在外面做各种活赚钱养家，但由于生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即使再勤劳也顶不住十三张孩子的嘴。所以，阿周叔家享受着多子的荣光却过着极贫的生活，七兄弟（夭折一个）住四间房子，结婚的儿子住一间，未婚的儿子几个住一间，经济水平属于村中的底层。等到阿周叔这一代人结婚生子，贫困没有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多子依然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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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叔1986年成婚，连着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孩子按照家族男丁的排名被称作周三、周四。1991年怀了第三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为了躲避计生政策，阿周叔从北海合浦白镇逃到了相邻的玉林博白龙镇，当时白镇的老家，财产只有一口破锅，一家四口没有任何牵挂地逃走了。来到龙镇后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在女性排名中排第二，人称周二妹。最初到龙镇的几年，他们还会在老家种点儿农作物，收割时跑回家乡收获花生、红薯等，但这些农产品不值钱，后来索性将农田彻底抛荒。阿周叔一家五口，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屋居住，全家靠阿周叔一个人做木工维生。当时租住的房屋中，所有的家产只有一口锅、两个桶和一张供四人睡的床，结果没多久这口由岳父捐助的锅还被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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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阿周叔木工手艺精湛，很快在当地树立起名声，他成了全镇首屈一指的木匠，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镇所有的自然村。但当时的村民生活艰苦，赊账太多，木工生意好但不能及时拿到工钱，为了保住客源，不得不经常通宵做工，熬夜到深夜一两点是常事。他一个人要解决一家五口人的吃饭问题，还要付房租、买工具，并适当支持一下双方的父母和兄弟，所以生活极为拮据，家里经常只有白米饭吃。周四回忆他小时候的生活，说有一次好几天没吃饱饭，到同学家玩，同学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白粥，把同学全家人吓到了。阿周叔夫妇两人在沉重的负担中还是攒下一笔钱，1993年付了两千元定金在镇边买了一块地皮，花了几年时间还完一万元购买地皮的钱，又于1997年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房子，新建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一楼作为工作间，二楼住人，没有厨房，就在顶楼搭建一个棚屋做饭吃饭。新家没有购置家具，几张床和简易的衣柜全由阿周叔自己打造，尽管没有豪华的装饰，但至少全家人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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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之后，生活本该开始变好，不料，第三个儿子于1998年意外降临，这个儿子已经是家族中的第十个男孩。周十出生时，计划生育的风声紧，罚款重，阿周叔不敢请接生婆，而是由自己亲自接生，由于不懂接生技术，在剪脐带时使用酒精过猛，不慎将婴儿的腿部烧伤，至今留有疤痕。为了避风头和寻找奶水，孩子出生几天后就送到五姨家哺育，当时五姨刚生了一个同龄小孩，正处于哺乳期，有奶水吃，周十不得不去与表哥抢食。在五姨家待了十个月之后，周十被送到外婆家抚养，直到几岁之后，才回到家中。为了掩人耳目，周十称呼阿周叔夫妇为伯伯婶婶，作为叔叔的孩子生活在周家，他从小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生怕惹了伯婶兄姊生气，所以表现得勤快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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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男丁固然喜悦，但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负担，四个小孩的抚育费用成为阿周叔心头的烦恼。为了保证基本的生活和教育，全家人节衣缩食，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销。那时穷得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都舍不得买，阿周叔家住在镇北，学校在镇南，每天早上五点多，三个大点儿的孩子就起床，步行四十分钟到学校，放学后再走回家。每天放学回家后，周二妹帮着带小弟弟，周三哥帮着母亲做家务，周四哥则跟随父亲到村民家里安装门窗。这样的生活模式，我从未亲历过，只是从父母长辈口中有所耳闻，却未曾想过会发生在异地的同龄人身上。但我想象的艰苦在他们的叙述中未曾表现出来，他们的童年记忆充满着多子女家庭的欢乐，两个哥哥一起去偷甘蔗，坐在草地上啃的甘蔗皮堆成了小山包，小弟弟是哥哥姐姐逗趣的对象，他又乖又可爱，却被比作猪栏里的小猪，至今还被叫作“小猪头”。冬天，一群小孩会在空地上“窑薯”，据说比烤红薯更香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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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伴随着艰辛，一家人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他们从不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靠着勤劳的双手与生活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凭着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阿周叔攒下了一笔钱，准备加高房屋。在当地，儿子与房子就是面子与荣耀，阿周叔生有三个儿子，在家族中赚足了面子，但儿子们过得好更为重要。为了儿子们未来的婚姻大事，阿周叔在2007年分两次建起了四层楼房。当时只有材料钱，为了省工钱，全家决定在周四放暑假时，由父子两个建房。周四当时上高二，一放假就回到家中，白天做木工，晚上与父亲一起码砖砌墙，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活儿，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三楼建好后，父子俩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才狠心花了一万块工钱将四楼包给包工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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