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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和本村一个有威望的乡村医生聊天，听他的大概意思是厂长开厂赚钱了，没有惠及街坊邻里，邻居红了眼，坚决不能再让那个塑料厂继续干下去。可是事实上厂长常常招堂婶他们去厂里干活儿，每天六十元钱工资，并且还会很便宜地卖一些装粮食的袋子给他们，这也算是间接地惠及他们。美中不足的是，厂长只惠及和他关系特别好的几家，没有惠及其他几家。但堂婶他们的说法又和这个医生的说法不同，他们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塑料厂空气污染太严重了，才坚决不让他继续干下去。过完年，本计划正月初六开工的塑料厂仍然没有开工，推迟到正月十五之后才开工。从那次吵架以后，我们家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再续约，将陷自家于不仁不义，危及亲族关系。最终，作为一种妥协，合同到期时，我们家就不再续约，厂长对我们家也表示理解。那一闹把厂长也搞烦了，他也不想再干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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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如今村庄的社会关系的微妙和错综复杂，利益关系与宗族关系、邻里关系交织在一起，难免互相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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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乡村的社会秩序强调一种互惠和公平，农民的经验性概念根植于社会关系的特定历史中，当经验被广泛共享时，这些社会关系的象征就具有超强的唤起力量。这时，个体的不满就会转变为集体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不再是全宗族的不满，是只与其利益相关的一小部分人的不满，而那些切身利益尚未受到威胁的大部分人，则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置身事外，尽量不去招惹麻烦，只是会在情感上给予同情和支持，而不会像三十年前那样，本族中有一个成员被外族人欺负时，就会引起整个宗族的不满，从而与外宗族械斗。我隐隐地感觉到，村庄中宗族关系的唤起力量逐渐被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分配肢解，农民关系的商品化瓦解着农民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的社会关系，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特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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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一种矛盾，既是价值的冲突，又是利益的冲突，矛盾双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肯让步。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所有的村民都处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中，而村庄社会出现阶层分化以后，传统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覆，剥夺了一部分村民在村庄内部的生存资源和社会地位，他们试图根据当前的利益重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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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统的乡俗民规、伦理道德本是农民“长时间以来形成的社会惯例”，但当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下的农民遇到工业社会的事物时，就变得茫然、无力和无奈，比如合同制、工厂污染等，他们也试图通过传统乡俗民规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却与工业社会的契约机制格格不入。工业文明的事物介入到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下的乡村社会时，那些与工业文明相配套的规范没有跟进，农民对工业社会的规范不了解，而以前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因与工业文明的运行机制不匹配而失效，就会导致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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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犹如漂泊在大海上的孤岛，传统社会关系逐渐被市场经济大潮拍打得体无完肤，传统的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约束力量逐渐被削弱，现代性约束机制较少介入到村庄秩序，从而导致村庄处于一种“失序”状态。乡村社会的治理需要一种平衡机制的介入，作为一架桥梁来过渡，连接起过去的“情怀”，既反映当下的状况，又能连接过去和未来，衔接传统和现代，孤岛上的村落和村民才能平稳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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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李丹|人情异化下熟悉又陌生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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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位于四川省巴中市东北部，地处川陕、楚蜀交界线上， 有着“中国银耳之乡”的美誉。这里本是个普通的地方，却在2015年8月因当地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的通知》而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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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的一生要经历种种礼俗，其中包括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而在中国农村，则以红白事为主，主要包括婚嫁酒、丧事酒、寿宴、满月酒等。这些延续千年的传统习俗为何在此地受到了限制呢？是什么原因致使政府发布这样一份通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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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追溯到2008年，当年县里的一位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孩子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学酒，庆祝孩子考上国内一所二本大学，宴会有好几十桌，场面十分热闹。紧接着当地的另外一户人家也为自己的孩子办了学酒，并且办了两场，前来参加的人数更是多了许多。一场具有攀比性的办酒席比赛由此拉开了序幕，并且愈演愈烈。到现在，不论高考考上的是本科还是专科，甚至不管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都会请客办学酒。与此同时，这样的风气还影响到了县下的乡村，R村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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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我们讲的人情来往也就是“请客”或“做事”。在这个中国西南部的小村庄里，村民多在县上或市里打工，过着普通的农民工生活，但他们在人情来往上却有着自己的特点。毫无疑问，一遇红白事必定会请客，亲戚邻居们也都会送人情。然而，R村里还存在着很多与此情况迥异的请客缘由，比如张叔家买了一辆几万块的二手车要请客，李叔家在地坝边修了一个水泥防护墙要请客，陈爷爷的孙子当兵了也会办酒席。乡里四邻即便一开始觉得没有去参加的必要，但碍于别人去了自己不去面子上过不去，也会带着礼金去参加。最不可思议的事有两件：一是去年某户人家修筑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小洋房，请了三次客——并不是整栋楼房修好之后一连宴客了三次，而是每修一层楼便宴请一次；二是村里一户人家的母猪生了小猪崽，该户人家竟然也请村里的人和隔壁村的亲戚吃了一顿饭，还摆了将近十桌。这些理由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更有甚者会在请客前几天用手机群发一条宴请消息，据说还会在办酒的前一天给没有回复消息的人打电话，目的就是要确保能请到最多的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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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村民们要找各种理由来操办酒席呢？难道是大家越来越重视人情来往了吗？是，也不是。很显然，人情来往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模样。传统的人情来往主要体现了互惠互助的情怀，婚丧嫁娶等大事的操办都需要亲戚邻里的帮助，这不仅使得人们相互之间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更体现了一种精神慰藉。在加强情感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人情来往也使得村庄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互助构建了温暖的生活氛围，淳朴团结的乡风亦是人情来往的一个硕果。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在获得丰富的物质资源时，似乎也在被物质化甚至商品化着。人情不再被简单视为来往的手段，更加被视为来往的目的，也就是说人情被异化了。人情来往打着互惠互助的光鲜旗号，暗地里却以攀比、争面子为实质，展开了以酒席为遮蔽外衣的竞争，这是一种恶性竞争，发展到现在竟以赤裸裸的捞钱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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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村民想要以此方式来赚钱，而是当地村民每年的收入几乎有一半都被拿到各家各户作为礼金支出了。现在办酒的部分人把所来宾客的人数、所收礼金的数额看成了衡量一个人或一户人人缘的标准，这种办酒无意间让大家产生了攀比的心理。当有人请客时，很多人即使背地里不想去随礼，但是碍于情面也不得不去，于是随了很多礼，亏了很多钱。那怎么办呢？只能没事找事办酒席捞回来——乔迁、退休、孩子小学毕业，各种缘由，无奇不有。村里胡大爷说，前年儿子娶媳妇别人送了两百，今年别人家办事还人情就得回送四五百，光他去年一年和今年春节期间走家串户吃酒席就送掉三万多元的礼金，这快相当于他一年的收入了。自己花掉那么多的钱，只能找一些理由也办一些酒席捞回来。胡大爷表示，自己很无奈，但是很多村民被这种盲目攀比带来的经济利益迷惑、禁锢，自己也没办法。村庄里的农民遭受着人情礼金的“压榨”，本来收入就不多的他们却要将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拿去挣面子，经济上产生了很大的负担，他们不堪重负却又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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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因导致近年来通江县各乡镇和城区酒席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K村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对操办酒席进行监督管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知》出台的初衷在于推广“K村经验”，于是，一出台就成为焦点、受到热议。很多人说这个通知矫枉过正了，不人道、违背了人的自由权利，但也有支持的人说这样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及早遏制。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自身不堪重负却又无能为力的现状迫切需要得到改善，而此通知的出台确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但是，我认为这毕竟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如“老人年龄七十周岁及以上，每间隔十年方可操办一次”这样的规定确实太死板、操作性不强。究其根源，还是人情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名和利。在村庄里，人情由来往手段竟然变成了来往的目的，本末倒置，令人震惊。连在村里生活了七十几年的老大爷都摇头说，他小时候大家是不讲这些排场的，人情就只是你来我往、和睦友爱地相处，现在，连他都看不懂这个生自己养自己的故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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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的异化带来一系列关于名与利的竞争，很多村民将睦邻友好、淳朴乡风抛之脑后，开始讲排场、比面子，他们丢掉的不仅是互惠互助的民风，更是整个真心的熟人社会。当真诚的人情被利用、被榨取，剩下的只是貌合神离的人情空壳，村庄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模样，它已由熟悉变得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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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通江县R村并非我的家乡，只是对这里的人情礼金现状很感兴趣，因为父母在此地工作，所以寒假便到这里进行了访谈。由于待在这里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得到的资料可能有很大不足，因此我看到的现象和得出的观点可能也存在偏颇，下次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之后再做进一步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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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石梦婷|酒宴上的农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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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返乡期间恰逢农村“娶妻嫁人”高峰期。其间，我代父母参加了一场婚宴，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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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鄂西北的一个山区丘陵地带。摆酒席的东家是我们村里的谌姓人家，与我家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恰巧女主人和我们家同姓，又是从同一个宗族自然村里搬到此处定居的，因为这层渊源便一直有人情往来。该东家摆酒席的事由是长女出嫁，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嫁女儿要有两场正餐酒席，第一场是婚礼前一天的晚饭，俗称“坐夜”；第二场是婚礼当天，女儿被夫家人接走后的午饭。农村酒席与城市酒席的不同在于特定的人有特定的席位，不同的席次其桌子摆放的位置也不同，以及同一席次上就座者的“身份”和“地位”影响桌缝的朝向。当然，此处的“身份”不是指社会阶层分化中社会地位的差别，而是代表与酒席东家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席位的层次主要分为一、二、三、四、五席，若席次大于五，其后便不再由主人家安排，客人可以随意就座。代表酒席席次的数字越靠前，这桌客人的身份越尊贵、与主家的关系亲近，谌家嫁女儿，那么自家人，如出嫁女儿的祖父母、父母双亲等都该以主人的身份来招待客人，尽地主之谊使宾客尽欢。而最尊贵的席位，即一席上的首位次位等依次应该请女主人也就是出嫁女儿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等入座，因为他们是女主人的直系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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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该家婚宴的“有趣”之处，也是酒席散尽之后为人们所议论的地方是：婚宴当天原该是座上之宾的舅舅一家无一人到场。在农村，此类“有趣”的事情往往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果不其然，饭后便有三三两两的“知情人士”议论：舅舅一家之所以缺席外甥女的婚宴，是因为一个月之前该东家操办的另一场婚宴。彼时东家在武汉设宴摆酒的时候“得罪”了舅舅。具体“得罪”的过程是，吃酒席期间主人和叔伯等“自家人”围成一桌有说有笑，而将从农村特地赶去武汉参加婚宴的舅舅一家及其他宾客置之一旁，甚至让舅舅招呼客人，担任斟酒的角色。舅舅一家因此很是生气，当场就撇下筷子回家了，并表示从此以后互不往来，这便有了今日外甥女出嫁而舅舅一家未到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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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听这个故事，我觉得荒诞不经，至亲之人，怎么可能会因为一顿酒席的席次问题而闹到互不来往的地步呢。但在与村子里的部分长者进行访谈后发现，我所在的村庄因为酒席位置坐错了而闹得亲戚之间反目成仇的例子确实不少。那么支撑起他们做此决定的行为逻辑在哪里？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伦理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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