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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拜年作为维系亲属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是过年的重要内容，人们自然非常重视，年前就会将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各种美食，自己也穿戴整齐，做足各方面准备以迎接各方亲属来拜年。而随着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社会分工出现多样化、专业化趋势，人们的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层和城乡差距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异质性增加，也越来越个体化，在农村由“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的同时，亲戚之间也因经济、地位、工作等差别的不断加大而从“亲密关系”走向“半亲密关系”。随着亲戚之间同质性的减少，彼此之间所能提供的互助也变得越来越少，亲属之间的互助网络变得越来越松散，工作、生活、兴趣等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甚至变得难以有效对话，出现了“我们很熟，但我们无话可说”的情况。于是，面对拜年，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心累”，通过旅游、看电影、玩棋牌等方式逃避拜年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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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浙江绍兴的一些农村调研时发现，作为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当地农村发达的工商业早已取代农业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当地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富者年入百万，穷者勉强温饱。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实际上已经对当地农村的人际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虽然传统的血缘关系还存在，但新的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迅速发展，到了过年，有钱人更愿意找一帮和自己经济水平差不多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或娱乐。毕竟，一方面，这些人经济水平差不多，大家有能力、有意愿一起玩，也就是所谓的“玩得起”；另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显然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更有用。于是，亲戚变得不如朋友，后天的业缘关系、趣缘关系开始逐渐取代先天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过年时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去旅游娱乐的新型过年形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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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吴欢欢|“无故事”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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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宗生产大队——这是我故乡正式的行政名称。我的故乡在海口市郊，离市中心仅仅二十多公里，名曰龙泉镇富伟村，整个村庄包含九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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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出生，便随爸妈进城，在城市里生活二十多载。小时候也仅在过年才随爸妈回乡祭祖。随着年龄渐长，尤其是上了大学后，回乡的次数就越发的少，甚至连着好几年都不回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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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故乡如果不是应该“逃离”的地方，也至少是要“走出”的地方。小时候爸妈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穷志不穷”，鼓励我好好念书，做个“城里人”、有文化的人。这在我看来不过是很平常的生活样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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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连着附近几个乡镇——龙塘、龙桥、永兴、遵潭等，方圆一百公里，俗称“羊山地区”。一万年前火山爆发，地下熔岩喷发流溢形成高低起伏的丘陵地貌，如今这里绿水青山，是名副其实的海口后花园。福兮祸之所伏，虽天赐美景，却因地理环境的影响，“羊山”一度成了海口甚至海南贫困地区的代名词——玄武岩火山地貌不适宜农业耕作，土地细碎且地块不平整，石头多，水利灌溉设施条件极差。无法依靠耕作糊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向外寻求谋生之道。没法耕养，只能生养，不能树木，只能树人。羊山地区的教育氛围很浓厚，十多年来，依托城市的教育资源，从羊山地区走出了很多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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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并没有人以故乡为荣，父母几乎不会主动跟我谈起故乡的人或事。倒是长大后，游学在外的我开始有了寻根的焦虑。我逐渐意识到，如同人走不出他的童年，人也走不出与他有千丝万缕、或隐或显的联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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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追寻儿时对故乡的稀薄记忆，向爸妈问起那些于我而言是如此缥缈的人和事。我会问起整个宗族的谱系，问起家乡独特的习俗，问起人们的生命观念，问起村子的日常……然而得到的只是迟钝、模糊而简单的答案——爸妈也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乡村旧事早已随时空流转而变得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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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不仅爸妈如此，爸妈的同辈们也如此。他们几乎不谈祖辈，也不谈太多的生活琐事。代际交流是如此的少，父辈对子辈几乎没有权威，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步入老年，尤其是丧偶之后，就算他们还没有入土，也会不参与村中的祭祀活动和公共事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父亲同辈人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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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少，一方面是村庄的地理环境与耕作的自然条件决定的。由于地块的细碎和不平整，羊山地区的人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每家每户的土地七零八落，甚至相距甚远，人们不需要也不能协同生产，耕种的事只能自家解决，少了许多人情往来，甚至很少碰面谈天。加上海南气候宜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种，没有很明显的农闲和农忙分际，因此整个村子的人，或者说这个地区的人们都不善言谈，没有多余的谈资。这里没有所谓的唠嗑文化，村民的性格上稍显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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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化步伐加快。过去村子里以代际为基础或者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半工（指木工、石匠、漆工等）半耕的家计模式是很明显的。由于非常靠近城市，近十年来，青壮年劳动力与父辈分家后便举家迁居市里创业、打工。上小学的时候，从大年初一到二十，几乎天天都能和爸妈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吃公期”（“公期”是当地习俗，每个村子都会在春节的固定某一天宰牲宴请来拜年的外村亲戚）。后来政府以反对铺张浪费为由禁止村民们再办“公期”，结果村民积极响应，他们一致认为“公期”虽热闹，有年味儿，但操办得太辛苦，且以这样的方式维系人际关系成本太高，只要去过别人家“吃公期”，自己就得办“公期”。“公期”销声匿迹后，人们过年几乎不再相互走访拜年了。近十年举家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过春节时，人们连小年都省了，村里人只在除夕和大年初一能碰面，除了祭祖之外，最多聚在一起打上一天的牌，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交流机会。日常互动的贫乏造成的结果是交流浮于表面，止于寒暄，人们除了知道某某家好像做什么生意、孩子工作与否之外，对其境况再别无所知。父辈们相互间已经如此生疏，虽然过年过节大家彼此问候如初，却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关联，子辈们相互间更是好几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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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不太擅长讲故事的村民，现在相互间甚至“没有故事”可以分享。就像城里人一样，“不同的人过着看似不同的日子，他们对彼此保持着知与不知的底线，互相尊重着”。他们偶尔会互通消息，也不过是因为一些村里的公共事务——修路、买鞭炮、请公（公可能是祖先也是可能是贤人，被奉为神）等。爸爸说，大家都有手机能上微信后，虽互加好友并建起了群，联系是方便了，但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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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村民们没有故事，是因为小农的耕种方式，让他们的互动模式恍如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村民们没有故事，是因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城市——一座巨型而无情的时空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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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宗法情结与乡村文化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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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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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回潮，祠堂成为现代乡村生活中别样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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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祭拜烧香是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交流诉说，他们拜的不是神而是“熟人”，与神“沟通”遵循的是世俗世界的熟人逻辑。而我们对于这些活动的态度，不能只将其视为农民的落后愚昧，也应看到这些活动的组织力、凝聚力，以及在农村价值冲突、社会失范现象越来越多时，它们在道德、文化、娱乐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力量，增强村庄活力，维护村庄秩序。毕竟，生活意义与社会结构是“神”与“形”的关系，形承载神，神渲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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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是天然的紧密关系，也是天然的合作关系。村庄一旦卸去了竞争性外衣，就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归属之所。在外拼搏的农村年轻人，皆有责任为本族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公共精神是解决矛盾的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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