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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张帆|家乡时变·宗法传统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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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大学博士王磊光的一篇返乡笔记在大众传媒上发表以来，各种“返乡体”相继涌现，渐成风尚。这种小小的风尚兴起于城镇化大力推进之时，公众、政府、企业家等愈加关注并参与城镇化进程，而那些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的学科（如农村社会学）也发展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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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作为农家子弟，我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将五六年来自己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述下来，以便通过明晰的文字来加强对家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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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父系）宗法传统可以简单地用九族五服图来表示，该图根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己身为中心向同辈、长辈、晚辈扩散。由于古人重视丧葬，事死如事生，所以在该图中用极其具体的服丧安排（服丧期限、丧服样式、饮食禁忌、起居方式等各有不同）来反映九族之内彼此的亲属关系，包括五伦中的三伦——父子、兄弟、夫妇，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到的“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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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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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宗法传统的衰微首先表现在服丧制度的逐渐瓦解。从我记事起，当地若有老人去世，三代内直系晚辈亲属必须披麻戴孝、极尽哀容、守灵哭丧，并在上山（因为坟墓多在山间，所以将起灵埋葬称为“上山”）之后择日添土。父系九族之内亲属家庭、当地超出五服但有同姓之谊并经常走动往来（俗称“赶情”）的亲属家庭、母系三代之内亲属家庭、邻里或朋友（俗称“朋亲”）家庭按理应当有人——最好是家主——来参加丧礼。丧礼主要由村庄中德高望重的、熟知古礼的、经常担任司仪的中老年人以及兼职的红白事服务队（俗称“响事班子”，酌情收费）来操持。邻里亲朋中的壮年男人主动参与出殡，而女人则包揽厨务。老人去世三十五天之后还要举行丧礼（俗称“烧五七”），老人去世三周年之际又要举行丧礼（俗称“烧三年”），哪怕过年也要贴孝联，三代内近亲家庭服孝，头年贴黄联，次年贴蓝联或绿联，第三年贴白联，第四年服孝期满才恢复用红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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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丧制度在仪式方面是庄重的，在情绪方面是哀伤的，在舆论方面是充满同情的。不过，服丧禁忌并没有古时候规定的那么严格，比如丧礼、烧五七、烧三年等仪式上的宴席菜肴不忌荤腥。根据我的观察，近二十年间，当地的服丧制度正在丧失其严肃庄重性：老年司仪本来就不多，又逐渐去世了，中年司仪就更少了，他们对丧礼的礼节熟知程度自然不如其父辈；有些响事班子在丧礼上播放的歌曲中甚至有情歌艳歌、喜庆歌曲等；丧礼程序不如以前那么完整了；本该参加丧礼的人，其家中年轻人参加的比例下降了，这些年轻人对古礼的认同程度也下降了；很多逝者的近亲少有哀容、不守饮食言行禁忌（比如，在逝者新丧期间，其近亲打扑克或打麻将，言及逝者却出言无状，并且大鱼大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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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当地宋家湾有一户人家的老人去世，这户人家与我家的关系已经超出五服了，但两家之间还在“供情”（保持人情往来），我称呼那位老人为“奶奶”。当地有“烧新香”的习俗，若两家有供情关系，则需在大年初一到去年新去世之人的家里送去火纸、冥币、鞭炮等丧礼物品以示吊唁，这户人家因此必须招待来人吃早饭。今年初一早上，我和幺爷（叔祖父）、四爹（堂叔）、“自家的”（超出五服的、相互供情的、同姓的）弟弟等人去往这户人家“烧新香”。逝者的一位孙子负责点燃鞭炮以迎接吊唁者，一位儿子负责招呼吊唁者进入堂屋，另一位儿子跪在铺着蛇皮袋的硬地上给母亲磕头并在灵前烧化火纸和冥币，关系较近的吊唁者也会跪在灵前磕头，逝者的儿媳妇和女儿等人则备好早饭招待吊唁者，吊唁者随时来随时吃，饭桌上鱼肉皆备。吊唁之人不见戚容，仪式也很简单，但事主应该很悲伤吧，只是没有形之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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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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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养老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二十年前，无儿无女也无其他亲属的老人会被评定为“五保户”，在六十岁之前自食其力，在满六十岁后便可一部分自食其力，一部分由村集体出钱赡养；十多年前，我们乡建立了养老院，没有亲属的老人可以入住，但不再享受“五保户”的优待；五六年前，当地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有年满六十周岁的老人都可以领取养老金，贫困、重病家庭的老人可以申请领取低保补助金。当然，尚有亲属的老人多由儿子或女儿分担赡养或轮流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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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逐渐出现儿女拒绝赡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父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过去并不是没有，但那时，不孝儿女必然会被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在背地里戳脊梁骨，他们背负着很大的舆论压力。而现在，这种现象虽然也为人诟病，但却难以杜绝，甚至被有些人当成拒绝赡养父母的借口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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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养老制度发生变化的方面是政府财力的介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家庭因养老和抚育而产生的经济压力，也为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安排而绸缪。其不变的方面在于主要由男方家庭来承担赡养义务，而且老人们只要尚未丧失劳动能力就会一直劳动下去，劳动所得中部分供自己花销，部分反而贴补儿女。追究当地养老制度的变化和现状，可以发现背后的原因：当地中年男性大多数时候在城市务工，务工所得主要供给孩子的教育、日常生活和日后的婚姻彩礼，花费在年迈父母身上的钱财较少。因为一来年迈父母的日常花销十分俭省，二来，全家的劳动力（包括年迈父母）都希望年轻的第三代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因而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孩子的教育，除非孩子自己放弃继续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家庭财力主要投入在孩子身上。当地农村的老人是没有城里人那样的正式职业的，因而没有工资，也不会退休，哪怕年老体衰，也绝不停止劳动，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忙着家务，夏季到山上采挖草药、拣拾野菌，到河塘里捕鱼虾，帮人插秧，冬季捡柴，到处打零工等，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几乎看不出“休养”的痕迹。相比之下，城市里退休老人的晚年生活或许比较幸福，一方面城市工人不仅为自己和家庭而劳动，也为素不相识的他人和整个社会而劳动，那么这个社会对他们晚年生活的物质安排也就体现了现代（都市）文明之温情，而农民在晚年时往往不太可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怀；另一方面，在初步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却留下老人，老人们一年到头很少有机会与儿子、儿媳相聚，遑论受到后者的帮扶和赡养，他们甚至还要照顾年幼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因此，他们更愿意亲近和帮助留守乡村的女儿，或许可以向女儿寻求一些养老资源。同时，原来的村庄共同体和宗族共同体等地方群体也逐渐瓦解，儿子在不赡养年迈父母时没有有效的伦理约束、舆论压力和强制调解，这也势必引发养老危机。这些因素都要求政府出面承担一部分赡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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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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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走亲戚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按照往常的拜年习俗，大年初一，一家的男主人会到左邻右舍、五服内的亲属和“自家的”那里去拜年，小孩子可以到本村的邻居家和同姓长辈家（按照辈分和长幼排序）拜年，女主人会留在家里等候来人上门拜年并招待来人，老人留在家里接受年轻人的礼拜和恭贺；大年初二，一家的男主人会到自己的舅舅、姥姥家里拜年，并偕孩子或孩子的妈妈一同前往；初三到初七，依次到男主人及孩子的姑妈、姨妈家里拜年。从这里的拜年次序可以看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地缘群体中邻里关系最重要，父系亲属中五服内尤其是三服内亲属最重要，母系亲属中娘舅最重要。其实，走亲戚的时间并不限于过年期间，也可以在其他红白事或必要的人情往来时，如说媒、结婚、生育、孩子的满月、周岁和十二岁生日、孩子升学（大学）、乔迁、老人过寿、丧葬等以及其他琐碎但必需的事情（比如托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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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三句俗语也可以表示亲属关系次序。“亲三代，族万代”，意指就亲缘关系和人情往来而言，母系亲属之间只能延续三代（以家里辈分最小者为准上溯三代），而父系亲属之间却能延续很多代，只要家中老人记得彼此关系。这句俗语表明了亲属关系是以父族世系为主导的，间接揭示了家父长制度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在比较传统的、封闭的农村社会，婚姻圈半径较小，父系亲属之间更替很多世代还居住在相近的地方，比如在同一个村、镇、乡、县，因此，即使血缘关系逐渐疏淡了，但地缘关系仍然存在并有所增强。不过，家中妇女生育孩子（最好是男孩子）后，孩子与母系亲属之间只会来往三代，毕竟母系亲属关系是通过生育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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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亲万亲，姥舅最亲”，在拜年走亲戚的第一天即大年初二，必须去往舅舅和姥姥家，不然就是违背礼仪。而在讲究古礼的人家，若是孩子的姥舅姨姑等齐聚一堂，孩子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会坐在正席，姨妈、姨父、姑妈、姑父坐在偏席，这些安排都间接表明了对妇女生育和传宗接代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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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亲大不过子亲”，是说上一辈的亲属没有下一辈的亲属重要。这恰好说明亲属关系中世代更替的重要性，上代亲属关系的逐渐放弃和下代亲属关系的继续缔结是伴随着瞩望子孙、百代昌隆的家族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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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习俗变化的地方就是亲朋之间相互走动的频率下降了，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不太愿意走亲戚，假期就想待在家里。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亲朋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经常性的人情往来来维持和经营。这种关系是一种混合关系，既包括工具理性的考量，也包括情感和恩惠的卷入，因而不像商业信用那样通过既定的、短暂的一纸合同来维系，而要依靠长久的、世代累积的现实互动来维系。或许也可以说，维系这种关系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当然，这种利益格局必须长久固定才好，但这只会出现在比较传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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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年轻人，要么早早地进城打工，要么已经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在城市中找到了一份工作，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城市中生活了很长时间。城市生活方式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更崇尚不受亲属关系约束的生活，或许更认同“自由”“独立”等社会观念，或许更希望遵守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准则，这意味着他们不像父辈祖辈那样完全认同宗法观念和遵守宗法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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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例：今年过年时，我父亲让我代替他去“自家的”人那里拜年走动，我则认为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在我幼时见过，我长年在外读书，与之并无交往，现在没有走动的必要。旁边的奶奶听说后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亲三代，族万代”，“自家的”人之间相互走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经常走动才可以在自己有困难时上门求助，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必怀疑。她老人家还举了个例子，我的一位“自家的”四爷，平时不与“自家的”人走动，临到嫁女时连四桌客人都请不来（当地待客一般是十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他不顾及别人的面子，那别人也不会顾及他的面子，末了奶奶再一次告诫我回家后要四处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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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还要面临贫富差距的考验。比如，三服或四服父系亲属之间，三代以外母系亲属之间，若有一方的家境比较贫困，另一方的家境相对宽裕，则宽裕之家就可能瞧不起穷亲戚，不太愿意与穷亲戚保持来往（这一点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一情况通常会受到大家私下的谴责，但谴责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因为当地缺乏合适的权威人物来对此类违背传统伦理的不良事件进行仲裁，而周围议论纷纷的邻居们也不愿意轻易开罪事主。此类事主的算计是，若与穷亲戚保持往来，我赠礼五百元，但他的回礼却远远少于五百元，我无事求助于他，但他却经常求助于我，无论是赶情送礼还是有事相求，我都十分吃亏，不如放弃与之往来算了。这些心理算计中渗透着经济理性，在自家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家境相对宽裕的一方便开始自觉地重视短期的经济利益了。而在原来双方家境都比较贫寒时，可能是一直不自觉地通过持续的往来，付出小额且频繁的经济成本以维护长期的经济利益。此类案例越来越多，但屡议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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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与婚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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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家庭结构和适龄青年的结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打工潮的出现，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这些现象自不必说。一些年轻人组建新家庭后更愿意与老人分家，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比例下降了，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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