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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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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走亲戚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按照往常的拜年习俗,大年初一,一家的男主人会到左邻右舍、五服内的亲属和“自家的”那里去拜年,小孩子可以到本村的邻居家和同姓长辈家(按照辈分和长幼排序)拜年,女主人会留在家里等候来人上门拜年并招待来人,老人留在家里接受年轻人的礼拜和恭贺;大年初二,一家的男主人会到自己的舅舅、姥姥家里拜年,并偕孩子或孩子的妈妈一同前往;初三到初七,依次到男主人及孩子的姑妈、姨妈家里拜年。从这里的拜年次序可以看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地缘群体中邻里关系最重要,父系亲属中五服内尤其是三服内亲属最重要,母系亲属中娘舅最重要。其实,走亲戚的时间并不限于过年期间,也可以在其他红白事或必要的人情往来时,如说媒、结婚、生育、孩子的满月、周岁和十二岁生日、孩子升学(大学)、乔迁、老人过寿、丧葬等以及其他琐碎但必需的事情(比如托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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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三句俗语也可以表示亲属关系次序。“亲三代,族万代”,意指就亲缘关系和人情往来而言,母系亲属之间只能延续三代(以家里辈分最小者为准上溯三代),而父系亲属之间却能延续很多代,只要家中老人记得彼此关系。这句俗语表明了亲属关系是以父族世系为主导的,间接揭示了家父长制度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在比较传统的、封闭的农村社会,婚姻圈半径较小,父系亲属之间更替很多世代还居住在相近的地方,比如在同一个村、镇、乡、县,因此,即使血缘关系逐渐疏淡了,但地缘关系仍然存在并有所增强。不过,家中妇女生育孩子(最好是男孩子)后,孩子与母系亲属之间只会来往三代,毕竟母系亲属关系是通过生育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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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亲万亲,姥舅最亲”,在拜年走亲戚的第一天即大年初二,必须去往舅舅和姥姥家,不然就是违背礼仪。而在讲究古礼的人家,若是孩子的姥舅姨姑等齐聚一堂,孩子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会坐在正席,姨妈、姨父、姑妈、姑父坐在偏席,这些安排都间接表明了对妇女生育和传宗接代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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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亲大不过子亲”,是说上一辈的亲属没有下一辈的亲属重要。这恰好说明亲属关系中世代更替的重要性,上代亲属关系的逐渐放弃和下代亲属关系的继续缔结是伴随着瞩望子孙、百代昌隆的家族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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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习俗变化的地方就是亲朋之间相互走动的频率下降了,尤其是一些年轻人不太愿意走亲戚,假期就想待在家里。俗话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亲朋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经常性的人情往来来维持和经营。这种关系是一种混合关系,既包括工具理性的考量,也包括情感和恩惠的卷入,因而不像商业信用那样通过既定的、短暂的一纸合同来维系,而要依靠长久的、世代累积的现实互动来维系。或许也可以说,维系这种关系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当然,这种利益格局必须长久固定才好,但这只会出现在比较传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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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年轻人,要么早早地进城打工,要么已经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在城市中找到了一份工作,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在城市中生活了很长时间。城市生活方式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更崇尚不受亲属关系约束的生活,或许更认同“自由”“独立”等社会观念,或许更希望遵守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准则,这意味着他们不像父辈祖辈那样完全认同宗法观念和遵守宗法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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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一例:今年过年时,我父亲让我代替他去“自家的”人那里拜年走动,我则认为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在我幼时见过,我长年在外读书,与之并无交往,现在没有走动的必要。旁边的奶奶听说后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亲三代,族万代”,“自家的”人之间相互走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经常走动才可以在自己有困难时上门求助,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必怀疑。她老人家还举了个例子,我的一位“自家的”四爷,平时不与“自家的”人走动,临到嫁女时连四桌客人都请不来(当地待客一般是十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他不顾及别人的面子,那别人也不会顾及他的面子,末了奶奶再一次告诫我回家后要四处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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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戚还要面临贫富差距的考验。比如,三服或四服父系亲属之间,三代以外母系亲属之间,若有一方的家境比较贫困,另一方的家境相对宽裕,则宽裕之家就可能瞧不起穷亲戚,不太愿意与穷亲戚保持来往(这一点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一情况通常会受到大家私下的谴责,但谴责是没有多大效果的。因为当地缺乏合适的权威人物来对此类违背传统伦理的不良事件进行仲裁,而周围议论纷纷的邻居们也不愿意轻易开罪事主。此类事主的算计是,若与穷亲戚保持往来,我赠礼五百元,但他的回礼却远远少于五百元,我无事求助于他,但他却经常求助于我,无论是赶情送礼还是有事相求,我都十分吃亏,不如放弃与之往来算了。这些心理算计中渗透着经济理性,在自家经济独立的情况下,家境相对宽裕的一方便开始自觉地重视短期的经济利益了。而在原来双方家境都比较贫寒时,可能是一直不自觉地通过持续的往来,付出小额且频繁的经济成本以维护长期的经济利益。此类案例越来越多,但屡议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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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与婚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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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家庭结构和适龄青年的结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打工潮的出现,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这些现象自不必说。一些年轻人组建新家庭后更愿意与老人分家,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比例下降了,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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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与父辈中老年人一起居住的比例在降低,从总体上来说,这虽然可以降低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兄弟之间发生纠纷的概率,但同时也会削弱宗法传统。因为宗法传统是依靠老年人的权威来维系的,在核心家庭中老年人的作用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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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年轻人组建新家庭,近年来,当地过年时催逼年轻人找男女朋友并尽早结婚的现象越发普遍了(全国都是这样吧)。在当地,二十岁结婚不算早,很多二十好几的未婚男女和一些三十多岁的光棍肯定会被亲友屡屡问及婚姻打算,而他们的(祖)父母必然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这些(祖)父母为什么要催逼儿女结婚呢?数千年生育文化的熏陶使得(祖)父母们希望后辈们及早结婚以完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家庭重任,但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发生的,它通过(祖)父母个人的生育体验和周围狭窄环境中的舆论压力来实现。一方面,(祖)父母根据自己的生养经验,已经认同了传统的生育文化,他们热爱夫妇和睦、亲子相护的生活氛围,将生儿育女视为天职和荣耀,因而希望把这种艰难而美好的生命体验传承到子女身上;另一方面,各家的(祖)父母在生养经验上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彼此在闲聊中也经常谈到后辈婚姻的话题,那些适龄未婚男女的(祖)父母们会被戴上“为人(祖)父母失责”的帽子,不仅会被亲友邻居们批评说道,还会在自己内心深处为后辈的婚姻问题焦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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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乡亲们闲聊时,就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奶奶说,她就指望着她的独孙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找到一位好媳妇,到那时,她就算死了,眼睛也会闭得紧紧的!当然,逼婚不是什么新现象,不过其时代背景倒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年轻人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大了,当地年轻男性在婚姻圈中不仅遭到城市年轻男性的挤压,还要面临当地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的尴尬。媒人们在当地说媒越发困难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男性都迎娶了外地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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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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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信用体系正慢慢地生成。所谓“信用”,就是在付出后获得合理报酬的期望与承诺。在我过去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邻里亲朋是没有信用观念的,只有个人信誉的观念。“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就是个人信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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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誉与信用体系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于千百年来宗亲关系和自然法则形成的非正式经济资源,后者是基于市场经济法则和商业契约关系确立的正式经济制度。以往邻里亲朋之间借贷时须考察欲借入者的个人信誉,原则上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借入者拥有良好的个人信誉,即在过去的借贷活动中没有恶意的拖欠或抵赖;借入者被认为在目前或在可以期望的未来有还款的能力;借入者与借出者之间是邻里、朋友或亲属关系,且交情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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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经济(借贷)活动中,只要信用体系尚未建立,通常就会出现无息借出和牟取暴利的现象:亲戚或熟人之间的借贷活动通常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只要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即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情义应该置于利益之前”,而要求支付利息不但会引发借出者内心的自我谴责、羞耻感和来自外人的流言蜚语,还意味着借入者的个人信誉被轻视了,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出现裂痕,不利于彼此的长远相处;又因为缺乏现代商业规范,当地陌生人之间的借贷活动通常强求高昂的利息,这种活动是偶然的、暂时的,并不受到亲缘关系—宗族规范和邻里关系—社区规范的制约,可以遵循比较纯粹的付息原则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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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越发谨慎了,急需用钱者(如用于生产、投资等)向银行和信用社申请小额贷款(当然要支付利息)的现象多了起来,由此看来,当地信用体系的建立并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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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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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精神世界的问题关乎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生产和业余休闲)的主观意义。家庭中祖父母、父母在经济方面对后代无偿支持和付出,不计回报。因为家长们觉得自身没有改变家庭命运的可能,于是将光宗耀祖、提升家庭经济地位、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最不济,也希望后代离开农村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不遗余力地资助后代。在这些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中,无偿付出之所以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家长们将后代看作自己生命的完整延续,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啃老”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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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虽然仍将经济生产的主观意义归结于后代的成长与发展,但也更加注重借此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另外,在业余休闲方面,无非就是打扑克、打麻将、串门聊天、看电视等,过年返乡后人们尤其喜欢聚在一起打麻将。近五六年来,又兴起了跳舞和安装家用电信宽带,一帮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妇女在一位妇女的楼房一层大厅里跳舞,伴曲大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舞姿也多是一些简单的健身舞,几乎夜夜不息;而男人们则时不时地窝在家里玩个人电脑或用手机上网(WiFi),浏览视频、图片、新闻、笑话等。人们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越来越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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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乡亲们的精神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充满意义和值得度过的吗?”这就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我尝试着站在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许也可以算得上是参与者)的角度简要地回答: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当地人的精神世界是比较寡淡平凡的,他们基本没有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其生活全部的意义都寄托在子孙身上。通过子孙的成就(学业成就或经济成就)来表达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谨小慎微地将子孙呵护在自己宽阔的羽翼下,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过渡到子孙身上,他们的子孙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因此子孙们似乎永远无法长大。如果离开了现代化,这种人格依附的纲常关系就会世世代代延传下去。我绝不会说“多年前乡亲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度过的”,恰恰相反,那代表了他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活法,是必须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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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或许是因为我从那时开始认真关注家乡的变化,近五六年来,我发现乡亲们(尤其是其中的中年人)越发关注自身的生活品质了,即使他们没有自觉地反观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但这仍然表明了其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主体性是现代化在精神层面的直接表现。若要理解生活意义的变化,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毕竟生活意义与社会结构是“神”与“形”的关系,形承载神,神渲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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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就在于差序格局日益受到挑战,虽然多方竭力维护,仍不免逐渐瓦解,这就是说,人们慢慢从以家族和邻里为核心的关系格局中抽身而出,独立的人格因而逐渐养成,“我”将会一步步地靠近乃至占据自己生活的中心位置。如果说与差序格局相应的生活意义是家族或家庭的荣耀、邻里的和谐,那么与即将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相应的生活意义就是个人生活品质(包括文化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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