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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与婚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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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家庭结构和适龄青年的结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打工潮的出现，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这些现象自不必说。一些年轻人组建新家庭后更愿意与老人分家，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的比例下降了，核心家庭的比例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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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与父辈中老年人一起居住的比例在降低，从总体上来说，这虽然可以降低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兄弟之间发生纠纷的概率，但同时也会削弱宗法传统。因为宗法传统是依靠老年人的权威来维系的，在核心家庭中老年人的作用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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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年轻人组建新家庭，近年来，当地过年时催逼年轻人找男女朋友并尽早结婚的现象越发普遍了（全国都是这样吧）。在当地，二十岁结婚不算早，很多二十好几的未婚男女和一些三十多岁的光棍肯定会被亲友屡屡问及婚姻打算，而他们的（祖）父母必然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这些（祖）父母为什么要催逼儿女结婚呢？数千年生育文化的熏陶使得（祖）父母们希望后辈们及早结婚以完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家庭重任，但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发生的，它通过（祖）父母个人的生育体验和周围狭窄环境中的舆论压力来实现。一方面，（祖）父母根据自己的生养经验，已经认同了传统的生育文化，他们热爱夫妇和睦、亲子相护的生活氛围，将生儿育女视为天职和荣耀，因而希望把这种艰难而美好的生命体验传承到子女身上；另一方面，各家的（祖）父母在生养经验上能够产生情感共鸣，彼此在闲聊中也经常谈到后辈婚姻的话题，那些适龄未婚男女的（祖）父母们会被戴上“为人（祖）父母失责”的帽子，不仅会被亲友邻居们批评说道，还会在自己内心深处为后辈的婚姻问题焦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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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乡亲们闲聊时，就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奶奶说，她就指望着她的独孙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找到一位好媳妇，到那时，她就算死了，眼睛也会闭得紧紧的！当然，逼婚不是什么新现象，不过其时代背景倒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年轻人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扩大了，当地年轻男性在婚姻圈中不仅遭到城市年轻男性的挤压，还要面临当地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的尴尬。媒人们在当地说媒越发困难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男性都迎娶了外地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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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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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信用体系正慢慢地生成。所谓“信用”，就是在付出后获得合理报酬的期望与承诺。在我过去二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邻里亲朋是没有信用观念的，只有个人信誉的观念。“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就是个人信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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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誉与信用体系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于千百年来宗亲关系和自然法则形成的非正式经济资源，后者是基于市场经济法则和商业契约关系确立的正式经济制度。以往邻里亲朋之间借贷时须考察欲借入者的个人信誉，原则上应该满足三个条件：借入者拥有良好的个人信誉，即在过去的借贷活动中没有恶意的拖欠或抵赖；借入者被认为在目前或在可以期望的未来有还款的能力；借入者与借出者之间是邻里、朋友或亲属关系，且交情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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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经济（借贷）活动中，只要信用体系尚未建立，通常就会出现无息借出和牟取暴利的现象：亲戚或熟人之间的借贷活动通常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只要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即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情义应该置于利益之前”，而要求支付利息不但会引发借出者内心的自我谴责、羞耻感和来自外人的流言蜚语，还意味着借入者的个人信誉被轻视了，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出现裂痕，不利于彼此的长远相处；又因为缺乏现代商业规范，当地陌生人之间的借贷活动通常强求高昂的利息，这种活动是偶然的、暂时的，并不受到亲缘关系—宗族规范和邻里关系—社区规范的制约，可以遵循比较纯粹的付息原则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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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越发谨慎了，急需用钱者（如用于生产、投资等）向银行和信用社申请小额贷款（当然要支付利息）的现象多了起来，由此看来，当地信用体系的建立并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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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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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精神世界的问题关乎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生产和业余休闲）的主观意义。家庭中祖父母、父母在经济方面对后代无偿支持和付出，不计回报。因为家长们觉得自身没有改变家庭命运的可能，于是将光宗耀祖、提升家庭经济地位、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最不济，也希望后代离开农村在城市中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不遗余力地资助后代。在这些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中，无偿付出之所以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家长们将后代看作自己生命的完整延续，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啃老”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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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虽然仍将经济生产的主观意义归结于后代的成长与发展，但也更加注重借此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另外，在业余休闲方面，无非就是打扑克、打麻将、串门聊天、看电视等，过年返乡后人们尤其喜欢聚在一起打麻将。近五六年来，又兴起了跳舞和安装家用电信宽带，一帮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妇女在一位妇女的楼房一层大厅里跳舞，伴曲大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舞姿也多是一些简单的健身舞，几乎夜夜不息；而男人们则时不时地窝在家里玩个人电脑或用手机上网（WiFi），浏览视频、图片、新闻、笑话等。人们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越来越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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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乡亲们的精神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充满意义和值得度过的吗？”这就是我想弄清楚的问题，我尝试着站在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许也可以算得上是参与者）的角度简要地回答：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当地人的精神世界是比较寡淡平凡的，他们基本没有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其生活全部的意义都寄托在子孙身上。通过子孙的成就（学业成就或经济成就）来表达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谨小慎微地将子孙呵护在自己宽阔的羽翼下，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过渡到子孙身上，他们的子孙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因此子孙们似乎永远无法长大。如果离开了现代化，这种人格依附的纲常关系就会世世代代延传下去。我绝不会说“多年前乡亲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度过的”，恰恰相反，那代表了他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活法，是必须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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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或许是因为我从那时开始认真关注家乡的变化，近五六年来，我发现乡亲们（尤其是其中的中年人）越发关注自身的生活品质了，即使他们没有自觉地反观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但这仍然表明了其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主体性是现代化在精神层面的直接表现。若要理解生活意义的变化，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毕竟生活意义与社会结构是“神”与“形”的关系，形承载神，神渲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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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就在于差序格局日益受到挑战，虽然多方竭力维护，仍不免逐渐瓦解，这就是说，人们慢慢从以家族和邻里为核心的关系格局中抽身而出，独立的人格因而逐渐养成，“我”将会一步步地靠近乃至占据自己生活的中心位置。如果说与差序格局相应的生活意义是家族或家庭的荣耀、邻里的和谐，那么与即将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相应的生活意义就是个人生活品质（包括文化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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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当地农村宗法传统的衰微绝非朝夕之间导致的，世代更替——老一辈在肉体生命上消亡，也会于随后若干年内在精神传统上消亡，新一辈继起，就会在传承一些旧伦理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生生灭灭之间，时代已然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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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杨华|竞争与归属：宗族里的年轻人与年轻人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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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农村主要是单姓村落，一个宗族占据一个村落或数个村落。大一点儿的村落都有自己的宗祠。宗祠用于供奉祖先、祭祀、举办红白事及召开村民会议，既是信仰的象征，又有现实生活的功能。根据我的调查和观察，这几年湘南一带正在兴起一股新的重建祠堂的浪潮。这股浪潮主要是将旧有的、狭窄的老式瓦房祠堂拆掉，扩建为宽阔的、两层水泥建筑的雄伟新式祠堂。有些村落的老祠堂在大集体时代就倒塌了，之后一直未重建，现在也趁着这股浪潮将祠堂重建了起来。我们对面马公里三组湾于2014年重建了祠堂，原来的祠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倒掉了，当时祠堂也很狭窄，举办红白事时只能放下六七张桌子。重建之后上下两层楼可放下五十几张桌子。也是在这股浪潮中，周边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落也建起了祠堂，在当地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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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所知道的上两次祠堂扩建和翻修不同，这次祠堂重建浪潮规模更大，气势更足，建筑更豪华。更突出的表现是在重建祠堂的倡议、讨论和施工过程中，一直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一辈在主导。而八十年代初和2000年左右的两次祠堂重建的主导者皆为六七十岁的宗族长者。这些长者在宗族和村落里不仅有协调各方的能力，还有威望、有说分，说出来的话、做出的决定大部分人能听。新近的重建之风，在重建理事会中，五十岁以上的人已很少，更不用说六七十岁的老者。在当地曾有一个村落在重建过程中，率先推出家庭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决定”的规定，并在实践中贯彻。旋即这一规定成为当地村落自己搞公益事业的共识，各个村落都在口头上有这种说法。这等于是将村落宗族里年长者排除村落和家庭的决策层，让他们靠边站。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宗族行事风格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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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族都是长老统治，族长、房头长、家族头人等在宗族里有威望、地位高，老人的决定受到大部分人尊重，年轻人只有等到老年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能在家庭和村落里当家做主。尤其是在村落的公益事业中，像建祠堂这样涉及信仰的事情，更是老年人所擅长的。在2000年平屋里湾重建祠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六十多岁的老礼生杨书煌，他见老祠堂已经十分陈旧，瓦背漏雨，墙壁腐空，再不重建就会自己垮掉，便每家每户走了一遍，说了利害关系，得到了大多数人家的认可。杨书煌是老礼生，过去每家每户的红白事都由他来主持礼仪和待客，在各家都很有说分。由他来提出动议并主持修建祠堂，大家都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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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新浪潮中，年轻人首先对修建祠堂提出倡议和做出响应，并在修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衷于修建祠堂，他们不是在外边闯荡吗，一年到头才回来几次，修祠堂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即便是待在家乡的年轻人，也多有自己忙碌的营生，为什么即使放下工作也要去操心修祠堂的事？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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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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