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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答了村庄公共事务中年轻人适合做决定的原因，接下来要追问的是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村庄公共事务，尤其是像修祠堂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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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理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竞争性关系与非竞争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虽非对抗性关系，但它给人带来生活动力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关系的对抗性。竞争性关系往往给人带来压力，带来紧张感，使人处处感觉压抑，透不过气来，不舒畅。竞争性关系使人的神经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时时剑拔弩张，做好战斗的准备。竞争的状态就是一种工作状态。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神经就会异常绷紧，想好好休息也休息不了，想放宽心态也放不了。所以竞争关系并不是一种令人身心健康的状态。人们需要从竞争性关系回到非竞争性关系之中，才能使绷紧的神经得到松弛，使奔波的灵魂得以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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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某一社会关系是竞争关系的时候，人总要寻找另外一种关系作为自己的灵魂安放之所。这种关系可以称之为归属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归属关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家庭也置身于竞争关系之中时，家庭内所有成员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资源调动），所以在个体家庭内部也难以完成关系的转换，在家庭中也会感受到类似外界的竞争，甚至会因竞争强度过大而使得家庭不和睦，出现夫妻吵架、父子纠纷等问题。所以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非竞争性关系让人们来逃逸出竞争性关系，释放竞争带来的压力和压抑感，就像前面有人逃离充满竞争的村庄一样要有个归属之所。在竞争性关系之外来经营一个庞大的非竞争性的关系，是人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朋友圈中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微信群，皆非竞争性关系——离当下越远的同学圈，越是非竞争性的，也就聊得越火热。人们可以在那里暂时逃离残酷的竞争，在纯洁的回忆中找到另一个自己，让紧张压抑的神经得到短暂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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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竞争性关系要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属，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这个关系在规模上要足够大，能够超越家庭关系，超越竞争性关系；二是这个关系内部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关系内部人相互熟识，相互了解，能够进行正常、深入的交流；三是能够生产和创造不同于竞争性关系内部的价值评价体系，即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关怀，使人们能够在其中得到价值上的尊重，获得面子、尊严与荣耀感。对在外拼搏的农村年轻人来讲，村庄一旦卸去了竞争性外衣，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归属之所。村庄满足上述归属关系的所有条件。更何况，村庄关系是现成的关系，不需要重新建构，只需要维系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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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竞争关系是一种相互比较、带来压力和胁迫感、让人不轻松的关系，那么归属关系便是一种让人向往的很轻松、很亲密的关系，让人能够获得认可、尊严和交往需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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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再逃离村庄，而是将村庄重新作为自己的归属之所，将村庄社会关系作为归属关系。因此，他们就会在意这个归属，在意它的状况，就会主动去经营它，维护它，使它能够更好地作为自己的归属而存在。他们就会真正地在内心将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将自己当作村庄里的一员来看待，建立自己在村庄里的主体性，与村庄共荣辱。村庄建设好了，村庄团结了，自己才有面子，才更有归属感。在年前平屋里湾的发展团结大会上，杨义军说了一句让在场年轻人感动的话，他说：“去年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人家湾上的年轻人集中放烟花，而我们湾上冷冷清清，没有回家的感觉。今年我们召开团结发展大会，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叙旧谈发展，才感受到了温暖，才有了家的感觉。”杨义军在这里道出了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对村庄归属的向往。只有村庄团结了，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才会有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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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将村庄当作自己的归属，就会希望把村庄建设得更好，尤其是与其他村庄比较时，这种心态就更为强烈。比较什么，比村庄年轻人的团结程度，比村庄建设程度。村庄建设得好，必定是村庄团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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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山东在外边闯荡，看到人家村庄发展好，年轻人创业、做生意的多，回乡捐赠搞事业的多。反观自己村子，就觉得十分落后，十分破败了。他积极主动地要召开村里的团结发展大会，要年轻人讲团结、重教育、促发展，要年轻人改变观念，提高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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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武在广东农村一带看到，那些发展好的村庄，宗族内部都很团结，人家清明节都回去祭祖，集体上山扫墓。而2015年清明节回乡，一个一百多人口的大家族，竟然只有不到十个人一起去给堂公老扫墓，他觉得这是不团结的表现。还有，就在广东韶关上斗湾村，八九十年代时有一个人外出创业修电梯，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就逐渐将他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带去修电梯，带出了许多大老板，没有当老板的，有了这门手艺后也发家致富了。这是村子团结的表现。团结了，就会发展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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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杨义军讲他在部队的经历，部队是最讲团结的，团结了才会有战斗力；讲他现在所就职的酒店，也重视员工的团结协作。他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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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都是村中年轻人从在外边观察、经历的事情中来反观自己的村子，以促成自己村子团结与发展的真实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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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周边村子，这种比较就更加明显，甚至带有很强的竞争、攀比意识。即人家村子怎么样，我们还这样，像什么话；人家湾上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尤其是跟那些比自己所在还小的湾子比较时，这种感觉更强烈。水落岱大屋里湾有两百多口人，他们的祠堂是水落岱杨姓的总祠，有三十多年都没有维修过了，已十分陈旧。马公里三组湾重建祠堂后请家门吃酒，水落岱的人吃过酒后大受刺激：人家三组湾只有一百一十七口人，却能花四五十万建了个两层的祠堂来，而自己两百多口人的总祠堂却还是旧的。于是回去第二天就开始讨论修祠堂，到年前地基已经放好。马公里重建了祠堂，大屋里湾的新祠堂也在动工，杨姓三个湾子只剩下平屋里没动静了。平屋里湾的年轻人坐不住了，也开始讨论扩建祠堂的事务，动员工作已经开始做了。在当地传得比较开的例子是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子也重建了祠堂。这对于其他村子无疑是非常大的刺激，因为其他村子都不止五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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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是当地信仰的中心，也是一个湾子的门面，一个宗族团结与否的象征。年轻人在构建自己的村庄归属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修建祠堂。一个湾子有面子了，一个宗族团结了，名声在外，年轻人无论走到哪儿说起自己是某某湾子的，人家都会竖起大拇指，“你们湾上不错”，年轻人就会感到有面子。年轻人回到湾子里，湾子团结，不吵架磨嘴，不生气结怨，回家的气氛就很好，感觉就很温暖。年轻人开始努力营造这种感觉。这样，宗族内部不再是竞争的场域，而当地成了一个大的竞争场域，宗族村落以一个整体参与当地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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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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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庄中五六十岁那一拨人的社会分化过于严重，他们在交往中没有树立权威人物，从经济条件上来看也没有强势的人冒出头来，所以连真正能抻头办事的人都没有。但是三四十岁这拨人，在村外跟人竞争，村外的经济资源和机会多，有些人开始冒出头来，在财富和能力上都是佼佼者，迅速被村里人得知，也为大家所佩服。如果这样的人还关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在办事上也比较公道服人，那么很快就会成长为村里公认的权威人物，由他们来组织办事大家都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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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毕竟现在的宗族跟传统宗族不同，不再是一个家族（五服）出一个，就能代表所有人的意愿，宗族的凝聚力大为减弱。所以在办公益事业中即便做出了集体决定，也还会出现钉子户。如果摆不平钉子户，就会导致少数决定多数的局面。治理钉子户的传统办法是由家族代表去做工作。现在家族内部可能没有权威人物了，谁都不服谁。在家族权威人物减少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硬钉子”，就可能需要“来蛮的”。这正好是年轻人干的活儿。据我了解，在每个湾子修建宗祠的理事会中，理事会要有执行力，除了理事会成员有权威，有代表性，能够获得多数认可外，还要能“唱黑脸”，不怕得罪人，敢于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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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年轻人当家主事、年轻人做决定、年轻人拔钉子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村落里办事效率越来越高，祠堂越修越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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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夏冬|在宗族中，农民有强烈的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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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重视自己从哪里来，所谓追本溯源，就我所在的乡村而言，莫过于以修建宗祠以表不负先人，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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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伏的公共精神开始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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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解决一些滞后的公共事务成为当务之急，其突出表现是各湾子逐渐兴起修建宗祠的热潮。宏庄大约有三十多户人家，在2015年耗资百万元修建了宗祠，引起非常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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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得知，当初修建宗祠的契机是旧宗祠衰破，无维修价值。而在农村面子竞争仍然强劲的背景下，宏庄作为大路旁边的庄子，宗祠破旧也太说不过去了。按一般的理解，宗祠的最大功能便是作为本族子孙忠孝为本、不忘族恩、团结和顺、代代相承的象征，展示本家族文明友孝、兴旺发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因此宗祠建设一定是最大气、最豪华的。其次，宗祠是祖先居住之所，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自古有之，每逢节日，缅怀祖先、祭祀祖先必在宗祠，本家族的兴旺要靠先祖庇佑，因此，祭祀功能与宗族一体不可偏离。其他的一些功能譬如红白喜事场所、文化活动中心、本族会议场所等都能体现宗祠的中心作用。宗祠是中国部分地区农民的一种最根本的公共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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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往往只有集群体之力量才能办成的事务，使我关心正在流行的个体主义与公共精神发生的碰撞。公共精神来源于同宗同祖的宗族文化认同，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传承在乡土社会从未断裂。换言之，祖先崇拜、宗族信仰在这片土地上从未消失，只是在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作为一种隐形力量潜伏起来。个人作为宗族的一分子，有义务为宗族事务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件积“功德”的行为，是为家族兴旺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修建宗祠的费用由各湾红丁分摊，一视同仁，家庭困难者也没有理由推托，除非自斥于家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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