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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工经济环境下，农村“没有读书而成为富人”的现象层出不穷，在一个“有钱就有面子”的地方文化下，这样的“富人”能起到一定的“榜样”作用。我们访谈的青年教师就提到他的两个学生：2008年的一个学生，书读不下去了就去学了一门技术，现如今在上海工作，一个月六千元；还有一个学生也是没有读完初中就外出做生意，现如今在街上开了一个家具店，开着宝马车。家里的弟弟妹妹看到了，读书的动力就更不足了。这样的例子正在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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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教育是改变农民命运最有效的办法。本来相对较大的城乡差距通过农村小孩的学习成绩而逐渐缩小，但当前教育战线上（包括教师群体中）“读书无用论”的盛行，把农村教育这一现代社会中最有利于农民提升经济社会地位的机制削弱了。经济社会地位高的市民阶层越来越重视教育，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低的农民阶层却不那么重视教育了。城乡教育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农民与市民的城乡二元阶层结构将通过教育质量的差距而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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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田志达|最后一个“五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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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一个小亲族共居的村落，这里生活着田、高、张、岳、霍、吕、黄等几个家族，其中田氏人口尤为众多，听说明年又要“续族谱”，将附近十里八村的田氏年青一代纳入族谱。我今天讲述的就是田氏家族中一位“五保户”大爷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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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爷是我田氏家族里的一支，没有兄弟姐妹，打了一辈子光棍，自我记事起，他就独居在胡同角落的小窝棚里，周围是聚居的田姓族人。窝棚的墙，下半部分是用泥坯垒起来的，上半部分是用“大锅饭”时期村里人自己烧出来的大青砖简单砌成，棚顶则是用几根不太粗的短圆木、玉米秸秆和着泥巴糊起来的，后来又加了一整块石棉瓦，勉强可以避风雨，冬日里有一个坐地的小灶台，一来做饭，二来取暖。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才会有族里人到他家里给他送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几块味道不错的五仁月饼或者一小盆“面坨儿”（和油条做法一样，将一小坨面油炸而成）。多半是晚辈来送这些节日里才有的稀罕食物，我就是这些晚辈中的一个，大爷（同族中父亲的哥哥）总会给我们几个孩子一些“软枣儿”（学名黑枣，味道酸甜）吃，所以印象中的大爷是一位很和善的小老头。这就是儿时的片段记忆，最近几年每次回家遇到他，他总会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眼睛透着光亮，时不时笑得眯成一条缝，只是毕竟已年入古稀，他的耳力不是很好，也没有儿女伺候，冬日里经常穿着一件老旧的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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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的时候，大爷“被”搬家了，因为他的小窝棚被一个堂弟占用来给自己的小儿子盖楼房。我去看过楼房，当时还没装修，没有安装窗户，大爷被安排在楼房前的小院里，依旧是个窝棚，甚至显得更加简陋，更加冷清，白天都见不到阳光，更不会有人上门问候。今年回乡过年，刚到家，就听说了大爷的死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大爷是在寒冷中辞世的，那位堂弟发现他时，他已离世多时。嗟叹之余，更感到惊讶和震撼——族人众多且聚居的情况下，他怎么会被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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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村里人的闲谈，经常论及我的这位“五保户”大爷，说他是一位性格孤僻的老人，说话直白尖刻，更没有什么好处可以带给村里人，因而不受村里人待见，没有人愿意亲近他，和他的交往多半是出于礼节性的考虑，村落和家族的公序良俗使然。作为“五保户”，大爷每月能够从“公家”得到三百元左右的补贴，也许是因为经历过饥荒的岁月，大爷经常买一些好吃的放在家里，村里人都说，他花钱的原则是“吃到肚子里的才保险”。如今，大爷去世了，后事是那位占了宅基地的堂弟操办的，听说连愿意抬棺材的都没几人，更说不上披麻戴孝送一程了。请了一个小“响器班子”，从家里到地里，吹吹打打了一路，整个过程只用了一晌时间，显得冷清和草率。村里人都说：有什么都不如有儿女好。“五保户”最后成了“无保户”。家族、邻里街坊、村集体，到头来都没能保住大爷这条命。他似乎是村里的外人，平日里像路人一样穿过村里人的视线，孤独地活着，如今也在某个寒冷的冬夜里静悄悄地离去，不知大爷在弥留之际，在痛入骨髓的寒意里对这个世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村庄的熟人社会已不再是村里人唯一关注的对象，市场化的浪潮、农民的流动，使他们的眼睛盯着外面的花花世界，那里有更好的谋生渠道，更好的生活条件，却丧失了淳朴的乡土意识，村落越来越原子化，对弱势群体的社会监护出现缺位。这种监护绝不仅仅是每月的补贴、物质的丰腴，这些怎能抵得过温暖的真情带给人的心灵抚慰？怎能代替人之为人的价值寄托？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畸形”的社会关系必然孕育出“畸形”的人，人生的各式悲剧便会上演。试问当下乡村，为何人情似纸薄？为何人心如石硬？儿时快乐时光带给我的对美好乡村生活的遐想已如镜花水月，留给我的是对美好情感的憧憬和敬畏以及对农民价值情感转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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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户”大爷晚年的悲剧，反映出如今在乡村社会中情感关联的衰减，“无利不起早”成了行动的教条，生死之大事，人间之百态，人情之冷暖，怎能不令人唏嘘嗟叹！我们常常追求更安逸的生活，更高档的享受，热衷于满足商业大潮下被放大了的欲求，以为只有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凸显的残酷和无情才是真实的人生，却往往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没有功利，没有目的，纯粹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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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呼号的北风，也许是大爷留给世人的遗言，不知它是否唤起你对孤独人儿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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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夏柱智|乡村医生是如何成为高危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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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哥海子2010年卫校毕业后，开始了他的乡村医生生涯，行医第三年就遭遇了巨大挫折。他接诊的一个被疯狗咬伤的病人，打针无效，死在路上，最后家属找上门，结果堂哥妥协判赔了十二万元。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严重的“医闹”事件，不分青红皂白把患者的死亡归结为医生的过错。这件事之后，海子消沉了许久，尽管还是不愿意放弃当乡村医生，却对病人谨慎得多，这说明了“医闹”对一个基层医生的伤害。国家投入的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越来越多，乡村医生却越来越消极，这是我们在各地调查时最明显的感受。海子担心的是，现在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大多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还有部分四十多岁的人，几乎没有年轻人，中间存在很大的断层。如果五十多岁的人马上退休，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乡村医生出现“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与乡村教师相比情况更严重。有医生说：过去乡村医生是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现在乡村医生却是一个低收入、没有地位的高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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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乡村医生的工作任务极为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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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目前乡村医生的重要工作任务不仅是日常救治病人，而且还有大量的健康医疗档案登记要做。由于服务对象较多，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很又细碎，诊疗服务种类繁多、情况多变，他们工作很辛苦，经常有忙不过来的情况。海子说：“总感觉有做不完的工作，除了随时的诊疗以外，下班后还要去村民家里为他们量血压，登记健康档案等。有时候去一次还不行，别人不在家，或者老人不配合，要干活儿不给你量，还要一次次地再去量……回来后还要迅速录入网上的系统，方便镇卫生院的检查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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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与大医院的医生不同。他们不仅是专科医生更是全科医生，是心理医生、保健医生，除了看病还要负责宣传医疗政策，疏解老百姓对国家医疗政策的不解和不满。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很多医学专业的学生也不直接从事医疗工作，而是进入药品销售等相关行业，收入高、风险小。在许多乡村医生看来，被排斥在编制之外是待遇落实不了的根本原因，因此纳入编制成为乡村医生最大的诉求。乡村医生不像其他乡村公职，没有身份和编制的保证，更没有年轻人愿意做这份工作。还有部分想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因为没有获得职业资格，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所以乡村医生到底该和城市的医生从业资格并轨，还是应该单独实行一套标准，这对年轻人来说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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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乡村医生收入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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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提到自己的工资时，就连连倒苦水：“自从搞合作医疗之后，医生的工资就一直降，医生的处境越来越差，并且不断贬值，都不如农民工或小工赚的钱多。人家兽医工资不仅高，还没什么风险，你的猪死了，大不了赔你猪。给人看病，你要是谈钱，那就别干了。”自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施行以来，乡村医生就被纳入体制之内，村级卫生所与镇上医院就是上下级关系，医院是身体，乡村医生是手脚。医生的工资收入就不那么灵活了，目前主要靠的是国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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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目前乡村医生的这份收入很难让其过上体面的生活。年轻的乡村医生里，被迫外出打工的不在少数。很多人表示，如果还能像纳入新农合之前，一年能有三万元左右的收入，自己还是愿意留在村里当乡村医生。毕竟外面也不好混，而且迟早还是要回来的，在家还能干自己的专业，顺便也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但是现实情况是，收入实在太低，几乎不能糊口了。从××地区来看，乡村医生的收入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地方财政较弱，很多补偿标准达不到，比如公共卫生服务费和药品零差价补贴。不仅如此，有些乡村医生反映，镇卫生院在检查时，还会以各种理由扣减应有的拨款，进一步降低了乡村医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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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医生现在是“高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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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生的话来讲，即对治病救人有“恐惧感”，本来人生老病死是正常的，而在现在流行的观念中，“病人不能死”，死在医院就是医生的责任。这就造成经常性的医患关系紧张。发生这种转变的时间节点是2003年，这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的时间。（其实医生成为高危职业与新型合作医疗关系不太大，而与“不出事”的基层治理逻辑有关。怕出事，一出事就息事宁人，那么就越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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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媒体宣传和一些亲眼见到的案例，乡村医生觉得现在医生是高危职业。海子说：“2003年以来，医生就没那么好当了，医患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村民动不动就要你赔钱，一旦碰到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或治疗之后突然死了，动辄就要你赔个几十万元。”“最震惊的是县妇幼保健院的杀医事件，当时保健院副院长已经退下来了，有个人说去妇幼保健院看了几次病，几次都没看好，就拿着刀捅死了副院长，震动整个××县。”“镇上这几年也发生一起‘医闹’。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到镇医院看病，可能是因为打针前吃了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他没和医生说，医生便给他做了皮试，打了头孢，结果病人死亡了。病人家属到医院见医院领导就打，医院要求做鉴定，家属不同意。家属在医院门口堵了一个月，要求赔偿一百万元，那段时间去医院上班只能走后门。其间派出所和政府的人来了都没用，最后政府出面让医院赔偿了二十多万元，抓了一些堵医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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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造成的恐慌影响深远，不仅让县里和镇里的医生失去了诊治病人的积极性，也让乡村医生失去了诊治病人的积极性。海子说乡村医生应对村民闹事风险的办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再积极治疗，能不打针就不给打针。“村民关于钱的觉悟提高了，我们医生的觉悟比他们还要高，那就是我不给你治了，你放弃我，我也放弃你，你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让你拿五十万元赌五元钱的针，你打还是不打？这就像老人倒了你扶不扶一样，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家底都赔进去了。”“其实医者父母心，村民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本来也不可能见死不救的，但我们真被搞怕了。”“医生又不是医圣，又不是医仙。病人的病痛，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药到病除的，病好起来总有一个过程的。可是村民的心思就是，上午栽树，下午要乘凉，医生永远都满足不了病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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