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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办公益事业，除了很烦琐的工作外，主要是“拔钉子”，每个湾子总有那么一两户人家会不要面子做“钉子户”。拔掉这些钉子，是事情办成的关键。那么，在办事之前，除了广泛宣传外，就是要成立一个具有家族代表性和执行力强的办事班子——理事会。所谓家族代表性，就是各个家族要有代表性人物进入理事会，否则就会被认为排斥其家族，其家族就可能成为钉子户。所谓执行力强，就是要对村民大会决定的事情坚决执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做老好人，不怕得罪人，该说狠话时说狠话，该动手时动手。否则，决定执行不了，事情就办不好。在春节期间，我听到周边村落坚决执行决定的几个案例，都是这两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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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下杨家冲湾重建、扩大祠堂，要征收祠堂旁边的土砖房，其中一家有几个儿子都同意将土砖房征收公用，但是老年人做“钉子户”，拒不松口，阻挡施工队进入。于是，理事会做出将老人强行拖走的决定，在知会老人的儿子后，执行决定，顺利推平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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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上杨家冲湾重建祠堂，每个人头需缴纳三千元。有户人家，家里有老人和三个儿子，其中老人和两个儿子缴纳了相关费用，还有一个儿子没有缴纳。理事会做了很多工作也未做通，最后决定不要这家缴纳费用，但是他家从此不能再踏进祠堂半步。祠堂建好后，该户老人过世，在祠堂举办相关丧葬礼仪，缴纳费用的两个儿子家庭可以自由进出祠堂，没有缴纳费用的儿子家庭则被湾里人硬生生地堵在了祠堂门口。大庭广众之下甚是丢人，还在当地传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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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曾姓老屋冲湾是拥有四个小组的大村落，要请（买）抬棺木的“子孙杆”，由全村落的人凑钱。其中有一家死活不愿意出这个钱。“子孙杆”请来后，这一家有老人过世，全村竟然无一户人家主动到他家去帮忙。最后该家主人率子弟挨家挨户跪拜，方才请动村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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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祠堂是这几年当地年轻人谈论比较多的事情。在当地，祠堂成了宗族、湾落的脸面，是宗族竞争、湾落竞争的重要手段。有没有宗祠，宗祠修建得如何，已经成为衡量当地宗族、湾落兴旺发达与否、年轻人团结与否、有前途与否的重要标准。年前年后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谈论宗祠问题，哪儿修建了新祠堂，哪儿只有五户人家也修好了祠堂，哪儿不团结祠堂老是重建不起来，等等。三组马公里湾重建了祠堂后，去年“十一”的时候在宗祠大办了三天酒席，第一天是宴请湾里人和周边村落的家门，第二天宴请嫁出去的女儿和女婿，第三天宴请县域范围内其他同姓家门。第一天宴请周边村落家门时，大屋里湾家门代表来吃酒席，一进祠堂“大受刺激”，酒后回去第二天，其村落的年轻人就商量着拆掉老祠堂扩建新祠堂。我回乡后了解到，大屋里湾扩建祠堂的地基已经打好，若不是年底雨水多，第一层可能早就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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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是南方农村宗族观念的物化象征，也是农民信仰的集中体现。年轻人在外闯荡，为了更好地生活，总在路上漂泊着。除了信仰外，祠堂还是农民办红白喜事的场所，也是农民开会、娱乐、休闲的场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年轻人有钱了，生活富裕了，看得到前途了，就要为精神找归属了。家乡、宗祠是农村人天然的归属，于是他们就开始经营这个归属，想着要为家乡办点儿事情，跟家乡的人建立关系。赚来的钱、闲下来的时间就有了极好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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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祠堂后，年青一代理事们除了继承传统礼仪礼节之外，开始创造新的宗祠活动形式，逐渐形成新的传统。三组马公里湾用重建祠堂及办酒席后结余的经费购置了音响和摄影设备，用于重要的节庆和喜事。今年大年三十，该湾组织了首届青少年文艺晚会。全湾男女老少吃完团年饭之后都聚集到祠堂看烟花、观晚会、吃年货。晚会由理事会组织，由湾里青少年主持和表演节目。在晚会的前一天晚上，该湾理事会的三人到我家和杨山东家邀请我们去参加晚会，并给孩子们讲些鼓励的话。这显示了他们重视小孩教育的一面。晚会开场前由理事会几个理事讲话，他们都带上了稿子，看上去对晚会很重视。讲话的内容多是对晚会的祝贺，以及对以后每年举办晚会的坚持。随后我和杨山东也被邀请上台讲话。晚会的节目以说拉弹唱为主，表演者从湾里几岁的娃娃到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都有。我边观看演出边想：以前的大年三十，年轻人不是在看春晚就是在打牌，从今年开始他们找到了新的过年方式，对自己来说这既是一种否定也是一种创造升华。小孩子在这种氛围和环境中成长，娱乐了身心，锻炼了他们在众人面前讲话、表演的胆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新的过年记忆。当他们长大后，会自豪地回忆说，我们小时候是这样过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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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开会、集中燃放烟花，还是搞篮球比赛，抑或是讨论、组织修建祠堂，在祠堂里组织文娱晚会，都是农村在有钱有闲之后，年轻人对过健康、积极、向上的年的积极主动的探索。年轻人既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过年方式，也是在给更年轻的一代人留下崭新的过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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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横行：农民对城市消费品突然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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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最小的妹妹一家来拜年，提了两件礼物，一件是“六个核桃”，另一件是牛奶。这是农村拜年时很常见的年货礼品。他们一放下礼品，我就瞅出了名堂，他们提的不是“六个核桃”，而是“六果核桃”，包装与六个核桃一模一样，连包装盒上代言人的发型都与真货一样，只是签名变成了蒋某某。妹妹和妹夫在我指出之后才恍然大悟。这让我想起前两年过年的事情：年前妈妈从镇上批发了一大堆蒙牛牛奶用于餐桌上待客和年后拜年。还是大年初二，我提了两提牛奶去舅舅家拜年，走到半路上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将牛奶提到眼前仔细看，才发觉我妈买的不是蒙牛，而是“蒙午”，典型偷梁换柱的冒牌货。知道是假货之后我当然是不能再提了，就让弟弟妹妹他们提着了，幸好他们还没发现。后来我到镇上的批发店去看，各类包装精美的年货确实掺杂着假货。一位经营批发店的亲戚介绍说，这两年假货其实少了，2010年左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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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会充斥着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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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很多。最直观的是这些假货跟真货的包装极为相似，只是在品名上稍做修改，往往一字之差，字形不变，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分辨真假。譬如，伊利改成“尹利”，康师傅改为“康帅傅”“康师博”，清风变成“清香”“吉风”，旺仔成了“旺子”，奥利奥变为“粤利奥”“奥丽奥”，特仑苏变了“特仑特”，等等。加上农村人的辨识能力、品牌意识等本来就不强，很多产品他们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却从未仔细辨别，认为是打过广告的绝对没错。农村人的产品质量意识也不强，喜欢便宜的东西。我后来到店里问过，同样包装的一箱“蒙午”牛奶，要比正牌蒙牛牛奶便宜十五元钱左右。我妈就很高兴：同样的牛奶，她买的比别人要便宜，以为自己占到了便宜。还有个重要原因是，相关部门在农村的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大，致使农村商家的违法成本很低。农民的健康意识、维权意识也不强，即便知道自己买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只要吃不死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省了很多麻烦。当然，还有人会列出官商勾结、厂家黑心、商人不道德、农民愚昧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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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总是一果多因的。尽管做了这么多解释，每一个解释都有道理，但我总觉得还有更深刻的解释。在拜年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现在家乡人过年和拜年都是在市场上购买年货，而不再是自家制作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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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除了杀猪、磨豆腐之外，还要自制年货。自制年货一般是用米粉、面粉做成不同形状、花样的糕点，再进行油炸或蒸煮，等过年的时候，餐桌上摆着的都是这些年货。年后出行拜年，篮子里挑着的也是这些年货。我记得我们湘南一带一般要制作桃环（米粉揉丝捏成六小环六大环再油炸）、酥饺（外形跟饺子一样，馅是花生、芝麻和白糖，油炸）、烫皮、兰华根、牛耳朵等。大年初一开门大吉之后，要吃甜酒，桌面上摆的都是这些东西。招待客人和拜年也是这些东西。我记得去亲戚家拜年时，除了上述自制年货外，竹篮里还要放上一包糖，用报纸包着，上面贴上红纸条（红糖）。拜年的客人将这些礼品送出去之后，回家时主人家还要回礼。回礼一般也会回些他们自制的年货，或者把客人送的礼品也回回去，但是主人家一般会把红糖收着。如果主人家把红糖也一并回礼了，那么你就得明白，下一年就不用到他们家去拜年了，意味着断了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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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拜年轻松了，提两件现买的年货就好了，也不用回礼了，空手回家方便省事。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农民过年不再大规模做年货，而是直接买年货了呢？又从什么时候开始，伊利、蒙牛、六个核桃、奥利奥等成了农民的消费品？带着这个问题，我做了个小小的调查。经多方访谈、查证发现，那些原本属于城市市民消费的产品，是在2008年左右成规模地摆上农民餐桌的。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农民不再大规模自制年货，理由是吃的人少了，人也懒了。偶尔还有人家做，也是用作零食，而不是用于招待客人和拜年。也就是说，在2008年左右，城市消费品开始取代农村自制消费品，成为农民餐桌上的主要消费品，也成为农民过年往来的礼品。这个“取代”是“突然之间”发生的，而不是一个缓慢、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从改革开放时起就开始取代，那个时候一直到2008年左右，农村的有钱人和没钱人吃的都是自制的食品，从市场上大量购买食品的农民还比较少。可以说，在2008年左右，农村一夜之间对原本城市的消费品有了消费，并舍弃了自制的农村消费品。也就是说，农民对城市消费品的消费需求，是突然之间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不是充分认知基础上的理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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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突然之间”农民对原来的城市消费品有了消费，农村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需要由商家来填补。但是，一直以来面向城市的食品厂商无法在供应城市既有市场的同时，满足农村突然增长的需求。所以，农村假货横行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在某个时候突然之间制造了对原本是城市消费品的消费需求，正规厂家的原材料供给不足，假冒伪劣产品就会冒着风险去弥补这个市场空间。加上农民的各种意识都没有跟上，假冒伪劣产品就有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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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这个道理通俗来说，即只要一种消费需求是被突然之间制造出来的（不是经过理性认知、缓慢发展起来的），其正规厂家满足这种需求的原材料就可能供应不上。如果这种需求足够大、利润足够丰厚，那么就会有假冒伪劣产品进去填补这个市场，假货就会存在。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正规厂家的原材料能够满足新增市场需求的时候，假冒伪劣产品才会逐步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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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民众的消费需求是跟着西方走的，或者说是在不断复制西方国家的消费需求，像奢侈品、视觉节目等。因此，中国会不断地在某些时候，制造出一些新的消费需求来。而市场突然出现后，正规的厂家会在原材料上受限制，从而给假冒伪劣产品留下很大的市场空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新制造出来的消费需求渐渐少了，不同阶层安于自己的消费习惯，正规厂家的货源供给充足了，假货才会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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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农村的假冒伪劣产品中来。相较于前几年，现在农村的假货明显少了，真货越来越多了。之所以少了，与农民的各种意识的提高有关系，与监管下乡有关系，也与这些需求逐渐趋于平稳，正规厂家的原材料逐渐供给上来有关系。但还是那句话，只要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一些新的需求被制造出来，假冒伪劣产品就会继续充斥农村。也可以说，假冒伪劣产品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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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杨华|农民工与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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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地沟油有关系吗？有，农民工吃地沟油；不仅吃地沟油，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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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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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期间，跟老家一些在外打工的同龄人聊起他们打工的事情。他们对打工的基本生活还是满意的，只要在公司里安心待着，不朝三暮四、不停地换工作，吃得了苦，保证加班时间，一个月工资就有三四千元钱。技术工种比普工还要高些。跑销售则只要会开车、能吃苦、敢于拓展市场，不仅收入高，还可以练就好口才，交际也广，还能激发创业的念头。父母和小孩都在农村老家待着，如果自己节约的话，到年底还是能带个两三万元钱回家。但是，在流水线上的普工对自己的前途并不看好，过了三十岁，尤其是三十五岁以后，就开始寻觅更好、更长久、更有前途的事情做。无论是普工，还是技工，抑或是跑销售的，对于在外闯荡抱怨最多的不是苦和累，不是家庭分离，也不是在外遭人歧视，甚至不是没有所谓的市民待遇，而是吃不好。跑销售的人饮食不规律不说，工地、流水线上工作的农民工吃的也挺随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吃地沟油”。如果自己租房子开伙，不仅要支付高昂的租金，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也消费不起。去大饭店吃？那只能偶尔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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