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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城市立足却难比登天，所以一直被城市边缘化着；想远离家乡的物是人非却根本难以脱离，所以被乡村边缘化着，也自我边缘化着。在渐渐边缘化的境遇中，父母渐渐失去了社会、乡村的认可，由此导致自我认同感直线下降，所以父母选择了远离、逃避。走不进城市的繁华中心，又回不到家乡的温暖怀抱，一面试图摆脱边缘化，另一面又用远离和逃避加深着边缘化。这就是父母的边缘化境地，也反映出他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我问过父母的想法，父母说：“我们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指望，只要你们几个以后过得好，不受苦就行。”显然，对被城市和家乡双重边缘化的父母而言，他们最深切的归属莫过于子女。因为子女是他们的未来，是他们挣脱边缘化的拐杖，更是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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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张雪霖|农民建房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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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回到家，发现村里有一片未收割的玉米地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别家的玉米在十月已经收割，田地里早已长出绿油油的麦苗，这片地上的玉米穗还挂在秆上，历经冬日的凄风苦雨和冰雪霜寒的摧残。不是玉米地主人太懒或太笨不知收割，而是被其他村民阻拦无法收割。这个复杂的故事还要从一起农民建房出路（农户出行的道路）的纠纷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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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斧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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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斧子和锯子是亲兄弟（文中人名均为化名），虎子和狮子是亲兄弟，同时斧子、锯子、虎子、狮子是堂兄弟关系。斧子有两个儿子，需要两块宅基地建两栋楼房，但是斧子只有五块宅基地。与斧子的境况相同的是，村里的智子也有两个儿子，也面临宅基地不够的困境。斧子和智子的宅基地前后相邻，于是两家就商量，把智子家向后的出路占了，就可以建六间并排的两层楼房，一个儿子三间，这样儿子结婚娶媳妇的楼房就解决了。建房的条件是斧子要帮智子解决出路的问题，经过斧子的努力，智子家可以走虎子家的出路。几栋房子中右边的三间两层楼房及门口的道路是虎子的，左边的六间两层楼房是智子的，和智子背靠背的六间两层楼房是斧子的。原先智子的出路是在自家房屋右侧向后通往村里的主干道，但是现在斧子和智子将出路建成一间房，就没有出路了，现在斧子出行就要经过虎子的门前，这也是比较简单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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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里，除了主干道是集体公共道路以外，其余的支线路都是私人的。要走私人的道路就需要协商，经过对方的同意。农民建房前首先就要解决出路的问题，否则就只有被憋死。出路在北方农村非常重要，不仅用于日常生活的出行，还有仪式性出行的用途，即家里办红白喜事时的出行。红事代表着喜庆和吉利，经过别家门前的道路还好说些，而白事及丧葬仪式自古以来就充满了各种禁忌，代表着晦气，建房前没有协商好出路，别人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由于缺乏村集体组织的规划和引导，村民建房时形成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往往在建房时几家就会坐下来协商好共用出路的问题，故事中的斧子、智子也是先协商好出路后才建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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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中建房和协商出路是大事，所以当事人还邀请了村中几个最有威望的排场人出来公证，所涉及的八家农户也都签了字、按了红手印，订立了一份民间契约。按理说事情到此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但现实并未往完美的方向发展。因为虎子建的三间两层楼房占了好几户人家的地，是通过几家互换才拼成了一整块宅基地，他主张自己的宅基地范围应划到门口的树跟前，理由是这是按照老尺丈量的尺寸。斧子则认为他的宅基地范围不应到门口的树跟前，理由是应该按照新尺丈量。从此斧子和虎子两家之间产生了嫌隙，矛盾越来越深。后来虎子就开始反悔之前签订的出路合同，不让智子从自家门口走，在门前道路的左边放了一堆碎砖块堵着路。这样智子就只有去找斧子，请他重新帮自己解决出路的问题，因为前面说过斧子是占了智子的出路建的房。斧子没有办法，就只好先让智子暂时从楼房前面的一片树林中斧子自家的禾场地绕道穿过，否则就只有把两家的楼房后墙砸开，让智子从斧子家里穿过了，这是很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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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虎子这么欺负自己，斧子很生气，于是就开始报复虎子。虎子的弟弟狮子要在村中心的位置建楼房，村中心是村落以前的老房，房屋小，且由于兄弟分家，宅基地产权分得更为细碎。狮子建房所占宅基地也是通过和好几家互换或购买而凑成的，其中就有一份来自斧子的弟弟锯子。锯子为了帮哥哥出气，于是也悔约了，不再同意和虎子的弟弟狮子换地，这样狮子就建不成房。2015年狮子没有外出务工，已经在家买好了沙子、水泥等材料，准备动工建房。但是斧子和锯子以自己的地为理由，阻拦狮子施工，所以一年下来狮子也未建成楼房。其间斧子、锯子和虎子、狮子还打了起来，斧子的儿子把狮子的儿子打伤住院，赔了几千元医药费。矛盾越来越深，斧子、锯子兄弟阻拦不让狮子建房，虎子、狮子兄弟联合起来阻拦不让斧子、锯子兄弟收割玉米，于是就有了开头出现的玉米至今未收割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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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一年没有外出务工，楼房也没有建成，就在村里扬言要斧子、锯子兄弟赔偿损失，不仅要赔偿沙子、水泥被雨淋坏的损失，还要支付一年的误工补贴等。斧子、锯子兄弟定是不肯的，因为他们的建房出路契约经过了村中有威望者的公证，但是虎子公然反悔，让他们很没有面子，所以纠纷出现后村里没有人再伸头去调解，矛盾越来越大。斧子和锯子兄弟的玉米都还在地里没有收，再不收估计就要烂在地里，还耽搁了一季小麦的种植。据村民反映，斧子、锯子兄弟已经起诉到了基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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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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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涉案人员众多、复杂而离奇的纠纷是因建房出路引起的，实质上体现的是在人地关系非常紧张的背景下过于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难以有效整合的反公地悲剧。我们村落的居住格局是沿着东西主干道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村庄宅基地的来源主要就是从父辈继承下来的老宅基地、自留地和麦场地。在大集体时期每个生产队都有碾轧麦子的麦场地，分田到户后就把集体的麦场地也分到各家各户，虎子楼房前的一片树林就是曾经的麦场，每家每户分到了一行树或两行树大小的地块。如果其中一户要想在那片麦场地上建房，就至少要和十家农户协商，通过互换地或购买才能连成一片，只要中间有一户不同意那就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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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村主干道两旁是最好的建房位置，但是村中心道路两旁却出现了空心化，楼房不断向南北方向扩建。不是大家不想在那儿建，而是都想建，但因为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无法有效整合导致零和博弈的结果。你不让给我，我也不会让给你，最后谁都建不了。村中心是我们村的发育地，因为传统的老房子都比较小，且兄弟多，经过分家，往往是一户只有一两间宅基地，宅基地的产权非常细碎。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产生了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当地的房屋居住结构一般是独栋三间两层楼房，再加上一个院落，总占地面积在二百平方米左右。所以一户建房就需要整合几户的宅基地连成片才行。但由于土地不可移动的自然属性，相邻的农户中只要有一户不同意就建不成。我们家在村中心也有两间宅基地，要是能再换或买两块宅基地使之连片，在那儿建四间两层的楼房，位置是极好的。但是由于换不到也买不到地，只好在另外一片较偏僻的宅基地上建了房，就是这样村中心出现了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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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心的空心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庄宅基地在农户中的分布不平衡，一户多宅和多户一宅的现象比较多。村里还出现一个怪现象，一户多宅的家庭，虽然自家的宅基地用不完，但别的村民就是给再多的钱也不愿转让，用耕地来换也不愿意，就喜欢放在那儿，“留着”，留给将来的儿孙们用。在他们看来宅基地一旦卖了，钱很快就会花完，而土地留在那儿却是不会少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村庄熟人社会内部农民之间的经济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敏感，“眼红”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过于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在高度竞争型熟人社会关系内部的社会交易成本就极其高昂，从而就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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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楼”与“贴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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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就逐渐不再新批宅基地了，即占用耕地建房。我国的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农业用地变为建设用地需要使用中央划拨的建设用地指标。而中央的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偏紧，使地方政府在城市开发建设的土地指标紧缺，所以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将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用于城市开发，挤占了农民建房的用地指标，从而也可以倒逼农民进城买房，拉动楼市的需求。儿子多的家庭因此会面临多户一宅的困境，有钱的家庭可以到城里买一套房来缓解，但是对于在城里买不起房、政府又不给批新宅基地的家庭就会面临巨大压力。没有房就娶不到媳妇，儿子就可能打光棍。现在农民建一栋楼房至少需要二十万元的成本，往往都是耗尽了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下的钱只够给儿子建一栋房和娶媳妇。但是农民建房选址的过程也充满了协调的辛酸，不仅流汗流泪，甚至要流血，正如本文开头的故事，因为建房，双方的家庭不仅打了架、流了血、住了院，还要打官司，玉米、沙子、水泥、误工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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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建房的痛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2014年7月我在广西富川的溪村（化名）调研，为村庄的无序建房所触动。广西富川和我的家乡一样属于居住紧密型村落格局，人地矛盾也非常突出。村落中因为过于细碎化的宅基地产权无法有效整合，很多老宅子插花分布在新建的楼房之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村里大部分家庭虽然都建起了高大漂亮的楼房，但是楼房的分布却毫无规则，而且楼房前后的间距特别狭窄，甚至不足1.5米，几乎成了“握手楼”“贴面楼”。和我的家乡独栋楼之外还有个院落不同，富川农村只有独栋楼房，所以楼间距过近，不仅通风采光效果差，而且生活、出行也非常不便，连汽车都无法通行。农民不是不知道楼间距更大些生活舒适，而是他们只有这么大的宅基地，门前的道路留得宽了，楼房就只能建得更小，想买也买不到合适的地盘。农民辛苦一辈子积攒钱财，只为能给儿子建上楼房，但是却只能住在这样压抑的楼房里，真的让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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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产权的有效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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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村的隔壁源村（化名）是细碎化宅基地产权整合的成功案例。在村集体组织的规划和引导下，通过对村落群众开会动员，将全村宅基地重新收到集体，并记录好各家各户的宅基地面积，划定一户所能拥有的宅基地面积，同时规定宅基地的价格按照当时国家征地的价格五万元/亩计算。然后按需分配，即按家庭中儿子的数量计算，一个儿子算一户，每户只能拥有一宅。家庭需要使用的宅基地面积超过原有宅基地面积的，超过部分的面积相当于是从集体新分到的，需按照五万元/亩的价格给集体缴费。同理，家庭需要使用的宅基地面积少于原有宅基地面积的，超过部分面积相当于被集体收回，集体同样按照五万元/亩的价格补给个人。结果不仅使村里零散的宅基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满足了农民建房的需求，而且新建楼房经过村集体的规划和引导，楼房大小、间距都比较合理，而且建设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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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细碎化的宅基地治理之所以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如具有较强治理能力的村集体组织，以及宅基地治理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和群众动员机制等。从土地产权的视角去分析，人—地关系的背后实质上是人—人关系。在农民自发的建房秩序下，宅基地的交易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私对私的关系，在法律上契约的达成遵循的是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拥有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处分权，别人不得干涉。当然不动产的使用会产生外部性难题，即你对土地不动产的使用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物权法》对外部性难题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相邻权来化解，对不动产使用权进行了一定限制，并且权利人负担有一定的义务，即不动产的使用对他人的影响要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同时还要负担给予邻里最低限度的通风、采光、出行便利的义务。但是对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我国农村，变相私有化的土地制度无法解决农民建房的痛，因为在土地产权过于细碎化的困境下，市场就会失灵，无法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进而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村庄大量宅基地闲置的同时，又有很多农户因宅基地不足无法建房，这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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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源村的实践则是恢复并发挥了土地集体产权的性质，让集体组织发挥中介作用，并承担组织成本，实现了分散土地资源的集中整体利用，从而提高了资源使用的效率，保证集体成员内部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在集体配置资源的集体产权的前提下，农民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就会转化为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会从私对私的关系，转化为私对公的关系。在集体组织内部的宅基地分配和使用，就不再是个体的私事，而是涉及大家共同利益的公事，那么在共同体内部个体的私利就要服从公共利益，当然前提是个体之间的利益相对均衡。因此，在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上，遵循的就不是意思自治的原则了，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钉子户”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共同体内部的强制往往是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评价机制将其边缘化，是一种软性强制。因而，在我国人多地少带来的人地矛盾突出和过于细碎化的土地产权的国情下，我国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制度设置，能够克服市场失灵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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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建房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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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农民普遍产生了改善住房的需求，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住房是一件令人纠结的事情。在城里买房还是在村里建房？在哪里建合适？想沿公路而建，交通更方便，就要占用耕地，但是政府不批新宅基地，私自建的话又面临着被强制拆除的危险。在老村里建，过于细碎化的宅基地得不到有效利用，在农户之间互换或购买宅基地的过程中，不仅可能流汗流泪，甚至还要流血。对于山高人稀或者人口大量外流进城的区域，人地关系不紧张，宅基地资源不稀缺，农民建房的矛盾不大。但是对于大部分居住紧密而人地关系紧张的乡村，建房成了农民心中最大的痛。农民辛苦一辈子攒下的血汗钱却无法建设一栋居住舒适的楼房，是多么让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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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应农民的建房需求？在人地矛盾突出和土地产权过于细碎化的国情下，应该发挥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加强集体组织的土地调整权，提高集体组织的治理能力。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土地制度变革，却是在不断往虚化集体所有权和实化个体使用权的方向发展，这就越发无法有效整合分散的宅基地资源，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在农民的观念中，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国家的，但是村庄宅基地却难以规划，他们盼望着国家对集体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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