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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密歇根大学再次向我递来橄榄枝，这次的职位不涉及行政管理，只需安静地做一名心理学教授就好。这当然很对我的胃口，一想到今后将会与各种重大项目课题打交道，我便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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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举家搬迁到了安阿伯市。时为1987年秋，恰逢密歇根大学新学期开学以及橄榄球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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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那张记录着黑人学生低迷成绩的图表再次与我不期而遇了。我被任命为学校的“少数族裔生源招募及维护委员会”成员，随后，在委员会的初次见面会上，我拿到了一份材料，其中就包括那张反映黑人学生学业问题的图表，而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正是该委员会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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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便开始与密歇根大学的另一位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尼斯贝特（就是前文提出“旁观者-当事人角度差异”的两位教授之一）探讨起黑人学生的学业问题。尼斯贝特教授表达能力很强，而且言之有物。他擅于运用讨论的方式对研究课题加以描绘，并对各种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整合，形成系统性的表述。他在研究某个问题时，一般会先从观察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入手，随后开展走访和电话访谈，同时广泛查阅资料、搜罗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理论模型。最后他会通过规范性实验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进一步分析它的运作机理。受到这套研究模式的启发，我改变了自己遇到问题便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常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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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地与学生们进行交流，甚至还开办了一场以“走出学业困境”为主题的研讨会。我清楚地记得在那场研讨会上，学生们还展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在校园里对路过的黑人和白人学生们展开随机的问卷调查，希望了解到受访者拥有多少非本族群的朋友。受访者需要在一份四五页纸的调查问卷的首页写出与自己关系最好的6位朋友，并在卷末列明他们的种族（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受访者在一开始填写好友列表时将种族因素也一并纳入考量）。这次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受访者，他们的6名好友中与其分属不同种族的朋友数量平均下来连一个都不到。以黑人受访者为例，平均来看，他们的6位好友中白人的数量是0.67。这果然跟之前学生们向我吐槽的一样，他们的社交圈的确是按种族来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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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开始研究学生的成绩数据，想了解一下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在各学科间的普遍程度。结果发现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从英语到数学再到心理学，都是如此。这对于密歇根大学来说显然是一大遗憾，但可以让校方聊以自慰的是，我很快便发现黑人学生成绩偏低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乃至K-12学校，无一例外，可以说这是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常态。它是如此寻常而又毫无悬念，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那些从事测评工作的业内人士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他们还知道这种低迷表现并不是黑人学生的专利，对于拉丁裔学生、美洲原住民学生，以及高等院校数学系、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中的女性学生来说，成绩不好也算是家常便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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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请先允许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起初我会主要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对这种现象做出多种解释。比如这些学生在面对那些容易拉开分数差距的进阶课程时缺乏足够的斗志或是学习技巧，抑或来自家庭、社区和周围文化环境的消极影响消磨了他们的自尊和进取心，让他们变得有些自暴自弃等。上述解释可能算不上完美，但至少也说得过去，所以我不会排除这些可能性。但是光凭以上这些就足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会普遍存在于那么多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教学机构内的不同群组中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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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是，黑人学生的糟糕表现可能与这一群体在校园中的经历有关，而且这种关联度可能大到超出我们目前的认知。黑人学生们究竟受到了何种打压，以至于陷入持续的低迷状态，即使是该群体中最优秀的学生也无法幸免？我感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一股来自校园的无形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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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边缘化与归属感：“努力努力再努力”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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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我受邀前往西北大学，在该校一所规模不大但颇有名气的人文学院作演讲。其间，校方不失时机地向我咨询有关如何帮助少数族裔学生取得进步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少数族裔，在20世纪90年代时基本上指的就是黑人。此后数年间，我也一直常常外出走访和参与研讨。坦白说，每次这样的出访都是收获之旅，我总能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从而对解决一些曾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带来莫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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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之行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我如同走马灯一般依次与黑人学生、教职员工以及学校管理层进行交流，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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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管理层和教职员工均对黑人学生的状况表示担忧：糟糕的成绩、居高不下的辍学率、随着课程不断深入而持续走低的事业心、对涉及定量研究的学术内容的刻意回避、不太合群的校园生活、明显与外界割裂的朋友圈……这一长串的问题清单与密歇根大学“少数族裔生源招募及维护委员会”所总结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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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校方人员的交流是在一个浅棕色格调的精致会议室里进行的。明媚的春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扑面而来，而窗外则是一幅“晴风吹暖枝头雪”的淡雅景致。我们的谈话氛围既温馨和睦，又不失严肃认真，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一次开诚布公的交流。这所名校的管理者们个个都是公务缠身，他们不光要操心黑人学生的问题，更要全力维持学校的顺利运转，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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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校方还是主要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问题。他们反思的是招生环节是否出了问题，入学考核时是否应当进一步侧重于学术能力，是否要将家庭背景纳入考量，等等。他们并不知道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更不可能从中领会到黑人学生的问题并非只是学术能力的问题。在与学校管理层和教职员工座谈的过程中，我敏锐地觉察到，就在屋内的某个角落中，有一团无明业火正在蠢蠢欲动。这是一团种族主义的火焰，它很可能会引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种族歧视行为，以及对此类行为的姑息和放任。不过，作为校方来说也并不敢太过靠近这团火焰，以免被其反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寄希望于我的专业意见——“您能替我们出出主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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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与黑人学生们的交流环境就没那么高大上了。我们的谈话场所设在教学楼一层的学生服务中心兼会议室内。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虽然经过改造，但仍然显得低矮而又逼仄，因此谈话现场拥挤不堪。我数了下，大约来了75名黑人学生，考虑到这样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中黑人学生总数比较有限，因此这样的一个参与度算是非常高了。学生们虽然也很希望倾听我的意见，不过更多时候是他们自己在掌控麦克风。他们希望能借此机会将自己在学校的遭遇和压力一吐为快，他们坦言自己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归属感，并时常感到万分沮丧，因此他们往往一到周末就逃回家里——“您能替我们出出主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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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学生们不时提到校园中还存在一些可能会助燃种族主义火焰的元素，譬如他们与助教之间的小过节，或是老师和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议论等。随着谈话的进行，我开始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我感觉让这些学生们饱受困扰的，与其说是特定的几个种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这种构建于种族主义地基之上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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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黑人学生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他们是校园中的少数派。校园文化是由白人主导的。白人定义了什么是“自我”、什么是“酷”；白人引领了主流价值观、社会规范、个人偏好、衣着风尚、审美标准、音乐潮流，甚至宗教信仰等。白人的数量在校园里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客观来说他们也是最早与大学校园建立起相互认同的群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黑人学生们对“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立足”产生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们还能够体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赏识么？造成这种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悬殊的人数对比，毕竟白人对于校园文化的主导，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人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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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观念的影响显然也波及日常的社交和生活，这让身处其中的黑人学生们尝尽了苦头。举例来说，85%的美国人是通过熟人推荐而获得就业机会的。那些只接纳相同人种的社交圈必然会带来信息壁垒，从而隔断了很多人接触到某些重要工作机会的渠道。此外学生们还提到学校管理层和教职员工中黑人数量也寥寥无几，这仅仅是个巧合么？上述现象是否也是造成黑人学生归属感低下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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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曾对美国北部城市中出现并长期存在着大规模非洲裔美国人贫民窟的现象进行过研究，他认为贫民窟的存在是由多种因素发生聚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黑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南向北的迁徙习惯、公立学校的数量和教学资源欠缺、雇主搬离市区或迁至国外（造成失业）、职业歧视、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的孤立等。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还会产生叠加效应，用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的理论来说就是使贫民窟的黑人们发生“劣化”，逐渐沦落为“笨手笨脚”的代名词，进而陷入更加不利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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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明几净而又欣欣向荣的大学校园里并没有贫民窟的存在，而那些可能“劣化”黑人的因素在校园里也不大常见，或者说表现得没那么明显。相比之下，黑人学生在校园中遇到更多的还是工作机会的缺乏以及形形色色的歧视。不过根据学生们的描述，我感觉他们的低迷表现是由诸多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而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解释则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不能将黑人学生的低迷表现完全归咎于某些教职员工或者其他同学的种族主义行为，因为学生们向我描述的那些可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案例只能算是个别现象，不足以解释黑人学生低迷表现的常态化。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一味甩锅给“学习动机或文化素养方面的缺陷”，要知道眼前这些学生可都是他们族群中的“学霸”，是从最严格的学术能力测试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啊。我的直觉告诉我一切都是由一股叠加效应，即校园生活中诸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元素（包括种族排挤、社交和学术圈的割裂、在学校重大事务方面话语权微弱，甚至课程选择权上的区别对待等）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综合因素的叠加作用，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整个社会大环境中种族制度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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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一直觉看上去还是挺靠谱的。不过正如之前提到的，与“失业”或者“教学经费失衡”等一些可以量化的具象概念不同的是，我所列举的那些因素都属于社会组织学的范畴。它们究竟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些影响真的大到足以对黑人学生（尤其是那些在逆境中愈挫愈勇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实质性的干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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