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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供职于密歇根大学时，出于种种原因，我开始沉迷于对少数族群学业问题的研究工作。我时时刻刻都把这个话题挂在嘴边，终于有一天如愿以偿地将史蒂文也拉上了这条“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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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科学本身是严肃、一板一眼的，但科学探索的过程却是一门选择的艺术。探索之路上的分岔口通常是没有指示牌的，研究者需要独立思考下一步该何去何从。这时候，你就必须倚重“直觉”和“猜想”这两位帮手。对于究竟谁才是导致“低迷表现”的幕后黑手，我最强烈的预感就是所谓的“负面标签”效应，也即涉事群体在学校环境中所遭遇的“劣化作用”。当然，低迷表现也可能是由族群内部的一些因素造成的，不过我个人更加偏向于“负面标签”效应，我得承认我比较不愿意将问题归因为族群之间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生理性差异，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人道。然而，黑人、拉丁裔、美国原住民以及数学专业中的女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着学业问题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会不会真的与这些群体的某些生理因素有关呢？这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我同样可以推测这些群体一直都受到负面标签的影响，这些负面标签形式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们都直指某一群体在特定领域的欠佳表现。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不过也仅仅只是推测，所以我们要开始对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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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我和史蒂文首先需要准备一个跟埃利奥特老师的教室类似的环境，然后我们要对比同一测试组在被贴上针对其学术能力的负面标签时，以及在将这一标签移除后的两种情况下，分别的学习表现——这就类似于对比“蓝眼睛”们在戴上毛领子、坐在教室后排时的表现与相反情况下的表现有何差异。如果测试组在被贴上负面标签时表现不佳，但在移除标签后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负面标签”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因素足以对学业表现造成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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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在自家后院，即学校教室里就可以开展这样一种自然实验，具体来说就是对比女性学生在以数学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和以人文思维为基础的课程中的不同体验。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数学课上，尤其是在大学的高等数学课堂上经常会感受到她们的能力遭到质疑；不管她们有多用功，还是会由于自己的女性身份而被看轻，因此不得不反复证明自己；有时甚至她们的职业态度都会被拿来挑刺——用社会学家南希·休伊特和伊莱恩·西摩的话来说，她们受到了“冷眼对待”。然而在英语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方面，即使是高阶课程中，女性也很少感受到这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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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史蒂文暂时还没把精力放在探究原因上，这个后文会再多次提及。目前我和史蒂文关心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目前条件下如何开展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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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比女性学生在受到“冷遇”并被贴上负面标签的高等数学课上，以及在“负面标签效应”相对较小的高阶英文课上的学习表现有何差异。这个实验非常简单，根据我和史蒂文的设想，如果“负面标签效应”能够拉低学业表现，那么女性学生们在高等数学课上的表现一定比在高阶英语课上的表现要差。也就是说，女生与男生之间的数学成绩差距一定会比英语成绩差距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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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的样本数据并不全面（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学生隐私，我们在收集数据的时候用号码代替了学生姓名），因为本来参加高等数学课程的女生人数就寥寥无几，这其中又有一部分学生因提供不出SAT分数而无法对其分组，只能从样本库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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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大致复刻出了简·埃利奥特实验的情境。女生们在自己被贴了负面标签的高等数学课上表现欠佳，而在高阶英语课上就比较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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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眼看到如此聪明勤奋的学子们在课堂中表现不佳时，我的心中难免有些伤感。不过至少我们从实验的结果中了解到了一部分的原因，受此激励，我们继续对负面标签与学业表现的关系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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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手头上的数据质量实在是令人发愁。同时我们也清楚我们的实验结果也可能用其他理论解释，比如可能男生对于英语的学习兴趣不像对数学那么大，所以他们在英语课上的成绩没有与女生拉开距离；又或者英语课程的难度本身就比数学低，所以无论男女都可以取得好成绩等。总之在真实的大学环境中，很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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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还得设计一个更加精准的实验，验证负面标签效应是否会拉低学业表现。很显然，如果这个效应的确存在，那么它应当可以被重复验证。如果我们可以在实验环境中观测和控制这一效应，那么我们的实验过程便可以解答其他一系列重要问题：有哪些因素会加剧这一效应？负面标签效应影响学业表现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哪类人群对这一效应更加感冒？所有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群都会受到不良影响么，还是仅仅部分人群如此？除了学业表现之外，这一效应还会作用在其他领域么？这一效应仅仅出现在挑战性较高的活动中么，还是在那些难度不大的事情中也会发生呢？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消除这一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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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在实验环境中模拟数学和英语课程的学习。我们构建了一个简易的环境：首先在校内招募男女志愿者数名，相关的标准是，原则上只招募大一或大二的学生，数学能力优秀，入校时SAT排名在前15%，两门微积分课程的成绩在B以上，他们还需表明自己在个人发展和职业规划中都极为重视数学学科的学习。如此一来我们便得到一组学术底子相近、致力于数学研究且数学能力出类拔萃的实验样本。随后我们将这些学生带入实验环境，让他们轮流在一个小房间里独自完成一份高难度的试卷，每次仅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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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本次实验的核心内容。当然，在测试过程中我们会对半数的参与者施加直接或潜在的负面标签干扰，而另一半测试者则不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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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真实的教学场景进行再度模拟，我们将测试题目按照数学和英语加以区分，安排一半的学生参加数学测试，内容是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数学题，限时30分钟；另一半学生参加英语测试，内容是GRE中的英语语言文学题（这对于相关知识的积累要求极高），限时也是30分钟。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学和文学题目均选自GRE考试中难度较大的专项测试部分，而非通用测试部分中的那些一般性的数学和文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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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逻辑是，由于存在着针对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因此女生们在参加高难度的数学测试时将面临负面标签效应的潜在影响，担心自己的表现坐实了“女性数学能力有限”的看法。尤其是当她们遇到解题困难时，这种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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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之下，并没有什么刻板印象是直指男性群体数学能力不佳的。虽然我们在测试中也发现了男生被难题卡住的情况，但通常这只会被解释为个体情况，没有人会将男生数学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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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在英语语言文学的测试中，理论上说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群体都不会受到负面标签效应的影响。尽管我们还不太确定社会上是否存在着某种针对男性文学水平的偏见，但总的来看，这两个群体在英语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并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标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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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便将本来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进行的现场实验照搬到了实验环境中。如果说戴上“毛领子”——也即针对群体的负面标签便足以干扰到学习表现，那么在数学测试中，女生因可能受到负面标签效应的影响，所以成绩预计比男生要差；但在英语语言文学测试时，因为双方都不受负面标签的影响，所以应该成绩相当。结果一看，果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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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用这一结果来证明什么，因为对于学术表现差异的成因并不止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一点随后我会详细展开），但我们仍然大为振奋，因为我们成功地在实验环境中映射出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并且这个映射的副作用更小，参加者只需要接受测试就好，而不必（像埃利奥特实验中的孩子们一样）额外遭受一些奇怪的对待。此外，在测试结束后，我们还会跟他们进行事后总结及释疑，从而帮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好地应对相关的压力。所以我将我们的实验称为埃利奥特实验的“安全模式”。我们可以从中近距离观察负面标签效应对学业表现的潜在影响，探究这一作用的运行机制，进而设法降低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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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第二点猜想”：女性数学能力实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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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坚信，女生在数学测验中表现欠佳的原因是她们在负面标签的影响下背负了要为自己正名的沉重压力。然而出于严谨考虑，我们不能排除的确还存在另外一种看起来合情合理，起码是极具干扰性的说法，即女生们的成绩欠佳可能恰恰印证了女性在数学能力方面的天生不足，只不过这种不足在她们面对高难度测试的时候暴露得更加明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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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心理学家卡米拉·本博和朱利安·斯坦利曾围绕“数学学习中的性别差异”这一课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大型研究，并将相关的成果发表在象征着学术权威的《科学》杂志上。有趣的是，他们的研究模式与我们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思路同样是选取数学能力很强的学生，具体来说，他们挑选的是八年级的男女学生，他们处于同一课程进度，并且数学成绩在针对八年级的标准化测试中名列全校前3%。然后他们也让这些孩子参加数学测试，测试题目则来自SAT考试中的数学部分，这对于八年级的孩子来说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实验结果也与我们的类似，即女生的成绩明显低于男生。鉴于这些孩子们在接受测试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确保他们在数学能力和学习进度方面处于同一水平，本博和斯坦利于是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论断：女生的成绩欠佳或许证明了女性在数学能力方面存在某些生理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她们面对难题时便会充分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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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总是乐于将各种问题的原因归咎到基因层面，从酗酒到多动症，再到幸福感等。将数学成绩上的性别差异以及我此前提到过的运动表现上的种族差异等统统归结为基因问题，看上去是如此地顺理成章，而我们又是如此地趋之若鹜。一个真实的案例是，2005年1月，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的研讨会。会上，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在演讲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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