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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逻辑是，由于存在着针对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因此女生们在参加高难度的数学测试时将面临负面标签效应的潜在影响，担心自己的表现坐实了“女性数学能力有限”的看法。尤其是当她们遇到解题困难时，这种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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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之下，并没有什么刻板印象是直指男性群体数学能力不佳的。虽然我们在测试中也发现了男生被难题卡住的情况，但通常这只会被解释为个体情况，没有人会将男生数学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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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在英语语言文学的测试中，理论上说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群体都不会受到负面标签效应的影响。尽管我们还不太确定社会上是否存在着某种针对男性文学水平的偏见，但总的来看，这两个群体在英语语言文学方面的能力并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标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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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便将本来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进行的现场实验照搬到了实验环境中。如果说戴上“毛领子”——也即针对群体的负面标签便足以干扰到学习表现，那么在数学测试中，女生因可能受到负面标签效应的影响，所以成绩预计比男生要差；但在英语语言文学测试时，因为双方都不受负面标签的影响，所以应该成绩相当。结果一看，果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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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用这一结果来证明什么，因为对于学术表现差异的成因并不止一个可能的解释（这一点随后我会详细展开），但我们仍然大为振奋，因为我们成功地在实验环境中映射出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并且这个映射的副作用更小，参加者只需要接受测试就好，而不必（像埃利奥特实验中的孩子们一样）额外遭受一些奇怪的对待。此外，在测试结束后，我们还会跟他们进行事后总结及释疑，从而帮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好地应对相关的压力。所以我将我们的实验称为埃利奥特实验的“安全模式”。我们可以从中近距离观察负面标签效应对学业表现的潜在影响，探究这一作用的运行机制，进而设法降低这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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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第二点猜想”：女性数学能力实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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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坚信，女生在数学测验中表现欠佳的原因是她们在负面标签的影响下背负了要为自己正名的沉重压力。然而出于严谨考虑，我们不能排除的确还存在另外一种看起来合情合理，起码是极具干扰性的说法，即女生们的成绩欠佳可能恰恰印证了女性在数学能力方面的天生不足，只不过这种不足在她们面对高难度测试的时候暴露得更加明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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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心理学家卡米拉·本博和朱利安·斯坦利曾围绕“数学学习中的性别差异”这一课题展开了一系列的大型研究，并将相关的成果发表在象征着学术权威的《科学》杂志上。有趣的是，他们的研究模式与我们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思路同样是选取数学能力很强的学生，具体来说，他们挑选的是八年级的男女学生，他们处于同一课程进度，并且数学成绩在针对八年级的标准化测试中名列全校前3%。然后他们也让这些孩子参加数学测试，测试题目则来自SAT考试中的数学部分，这对于八年级的孩子来说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实验结果也与我们的类似，即女生的成绩明显低于男生。鉴于这些孩子们在接受测试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确保他们在数学能力和学习进度方面处于同一水平，本博和斯坦利于是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论断：女生的成绩欠佳或许证明了女性在数学能力方面存在某些生理缺陷，而这些缺陷在她们面对难题时便会充分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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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总是乐于将各种问题的原因归咎到基因层面，从酗酒到多动症，再到幸福感等。将数学成绩上的性别差异以及我此前提到过的运动表现上的种族差异等统统归结为基因问题，看上去是如此地顺理成章，而我们又是如此地趋之若鹜。一个真实的案例是，2005年1月，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的研讨会。会上，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在演讲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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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还是相关的历史文献都显示女性从事高端科研工作时的表现（与男性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对于个中原因，我做了以下三点设想：第一，从事高端科研工作需要承受极大压力；第二，天资差异在高端科研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第三，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性因素以及歧视。而以上排序同样也体现了我对于三者重要程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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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萨默斯校长滔滔不绝时，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突然起身离场以示抗议。随后现场嘉宾开始针对萨默斯抛出的所谓“第二点设想”究竟居心何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场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数小时后，媒体开始介入报道这次骚乱，同时对萨默斯演讲时在场的与会者们进行了采访。接下来的几天中，大量的报纸专栏、电视报道、广播脱口秀、时事评论节目等都对萨默斯的演讲以及由此引发的支持者和抗议者之间的论战予以了高度关注。很快便出现了要求萨默斯校长辞职的呼声，哈佛大学内部的抗议活动在持续了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后势头仍然不减。同年3月15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师生以218票对185票通过了对于萨默斯校长的不信任投票。虽然在哈佛董事会（掌控哈佛大学的决策层）的力挺下，萨默斯勉强顶住了这次不信任投票的压力，不过仅仅过了一年，为了避免再次遭到不信任投票，萨默斯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去校长职位。与此同时，他就任期间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也开始陆续曝光，进一步加剧了大众对于其领导能力的质疑，不过大家公认的是，导致萨默斯下台的导火索主要还是他在那场演讲中轻描淡写地提到的“第二点设想”，也即在数理科研成果方面呈现的性别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不同性别在数学能力上的基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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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史蒂文当然不会支持用基因原因解释数学能力上的性别差异。我们坚持将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更多地归咎于“负面标签”这一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的效应。不过我们也很清楚，在萨默斯校长的闹剧发生以前，基因观念就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文化血液中。同时，对于我们的实验结果来说，基因原因的确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对它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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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手上这个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实验来说，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仔细挑选出了数学能力同样优秀的男生和女生，然而测试结果却显示女生的表现不如男生。对于这样一个经典的学术表现欠佳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两个截然不同但各有道理的解释。我们自己持有的观点是，在接受高难度数学测试时如果遇到难题，女生会担心自己的表现会坐实或者被别人视作坐实对于女性数学能力缺陷的偏见，这种担心转而会影响到她们的最终成绩。这就是我们对于负面标签这一“毛领子”是如何影响数学成绩所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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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解释则非常简单直白，那就是女生的数学成绩欠佳是由女性自身因素造成的，比如女性心理素质脆弱，或者是与萨默斯的“第二点设想”类似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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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还需要通过实验证明究竟哪种解释是更可取的。将两个对立的观点摆到同一个实证检测中进行验证，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中非常有趣而又令人紧张的环节了。很显然，实证检测的质量越高，得出的结论就越明确。而一个明确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次实验来说意义深远，它将验证我们所做的早期研究是否真的触及了一个此前一直未被揭示的影响因素——一个由美国国内环境中的性别偏见所引致的身份条件作用。当然，也有可能结果只是证明了女性长期以来在数学方面的天生缺陷在高难度的测试中更容易暴露出来而已。由此可见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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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实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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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构思实验的过程中注意到了一些与我们所秉持观点相关的额外信息。我们认为，对于积极上进的女生来说，在面对高难度的数学测试时，她们会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产生为自己正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是在测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旦遇到解题困难（这在高难度测试中几乎不可避免），那么当事人会在潜意识里将刻板印象的内容与自己的处境建立联系，压力便随之而来。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让那些对数学学习充满积极性的女生们接受高难度测试便可以让她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压力，整个过程无须借助任何外力。这在实验环境中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应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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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设计一个高质量实验的难点不在于寻找某个外力用以在测试中对女生们施压，而在于如何采取额外措施摘掉女生们脖子上的“毛领子”，也即消除负面标签影响，从而缓解她们在测试过程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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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成功缓解压力后女生们的成绩有所提高，那么就可以反证她们此前的成绩欠佳就是由这种压力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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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怎样才能让女生们的压力得到缓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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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向她们宣传有关女性在数学能力方面的刻板印象是错误的。如果她们不再相信这种刻板印象，那么应该就不会刻意地想要为自己正名。但后来我们意识到，即使她们自己不相信这种偏见，我们也不能向她们保证普罗大众也都不相信这一套，因此她们可能还是会担心自己表现不好的话就会加深外人（包括研究人员）对她们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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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又一番焦躁不安后，我们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将社会对女性数学能力的刻板印象与数学测试成绩之间的关联进行切割。我们可以告诉女生们：“你们可能听说过女生在参加高难度数学测试时的成绩不如男生好，不过情况在我们这儿就不太一样，在我们的特殊测试中，男生和女生的成绩通常都差不多。”（在正式的实验中我们大致也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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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辞非常简单，但是它却改变了女生们在测试中遇到难题时的心态。这时她们不会将遇到的困难与自己的女性身份联想到一起，因为这场“特殊测试”并不是在研究女性特质，或者说并不是在研究性别问题，所以她们正在以一个与男生平等的姿态参加测试。那么当遇到难题时，她们只会觉得是自己个人的数学能力还有待提高，而不会将困难归咎于自己的女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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