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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施玛德和琼斯建立起了关于大脑“暴走”的模型。首先，“可能会坐实刻板印象”的风险会令当事人对任何与之相关的事物提高警觉，并设法予以回避；随后，它会令当事人产生自我怀疑，并反复纠结于这种怀疑是否成立；接下来，这些疑虑会令当事人持续监控自己的表现水平（这种高强度的自我监控在某些比赛中甚至能引发窒息）；最后，大脑会迫使当事人对某些危险的想法进行刻意压制，比如假设自己发挥欠佳，或是想象自己坐实了刻板印象的悲惨下场等。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同感的话，那么你会知道这一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思维活动，而且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入，可以用来考虑其他事情的精力也会越剩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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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得到了安妮·克朗德勒、詹妮弗·瑞森、威廉·凯利和托德·希瑟顿等几位学者的进一步证实。他们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技术研究刻板印象风险对大脑活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招募了28名数学能力突出的女生，让她们在接入FMRI 脑部扫描仪的同时解答50道高难度的数学题。这种扫描仪可以通过测量血液流量的方式评估正在接受测试的女生们的不同脑区的活动水平。参加实验的女生们有一半被人为施加了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在测试前被告知该测试会体现出数学能力和成绩上的性别差异），而另一半女生则处于无风险或是低风险状态（不会接受到任何针对数学能力性别差异的刻板印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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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刻板印象风险究竟激活了哪些神经结构呢？这些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种清晰的模式：处于无风险状态下的女生们在测试中调用的是与数学学习有关的神经网络（也即角回、左侧额顶叶和前额叶皮质等）；而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女生们并没有调用以上神经网络，相应地，研究发现她们大脑中负责处理社交和情感活动的区域（腹侧前扣带回等）却呈现出高度活跃的状态。由此可见，刻板印象风险抑制了与数学能力有关的脑区活动，同时提升了负责监控社交和情感活动的脑区活动。用文献作者本人的话来说：“刻板印象风险可能会将女生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坐实刻板印象可能引发的对社交和情感活动不利的结果’这一问题的思考上来，从而提升了当事人对自己测试表现的焦虑感。”关于这一点，其他一些研究团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使我们对“刻板印象对神经结构的影响”的认知得到了迅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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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仍要感谢这些有关生理学的、认知负载的研究，感谢施玛德和琼斯的深入探究以及相关的针对大脑的研究。得益于此，人们在刻板印象风险的作用机制方面已经渐渐形成了强烈的共识，具体来说，以刻板印象和身份风险为代表的身份条件作用能够令当事人对社会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不利结果保持高度警觉，这种情绪会将当事人的注意力和思维能力从手头从事的工作中转移出去，从而对能力表现和机体正常运转产生损害。以上这些又会进一步加重当事人的焦虑，进而对风险更加警觉，精力分散的情况也更加严重。一整套恶性循环接踵而至，对能力表现和机体正常运转产生进一步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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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程中便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在此前所有研究刻板印象风险的实验中，所有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实验组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对于在个人能力方面受到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当事人来说，当他们参加真实的测试时，当他们与老师们交谈时，当他们参与课堂和实验室活动时，当他们工作时……只要一想到那些恼人的刻板印象可能被自己的表现坐实，他们的大脑便开始“暴走”，伴随着血压升高、直冒冷汗。他们试图通过成倍的努力反驳那些盘旋在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如果无力反驳，至少也要尽力压制。此时他们的潜意识中负责监控风险的脑区活动不断增强，进一步抑制了对能力表现和机体运转至关重要的脑区活动。因此，当事人在面对比较困难的工作时便往往会表现欠佳。他们对自己的表现越在意、遇到的阻碍越困难、结果的意义越重大，这种抑制作用便越频繁。同时，如果这种风险已经成为当事人生活（比如工作、专业学习、恋爱关系、校园生活等）中的常态，那么上述一系列的反应也将成为一种持续的、长期存在的身份条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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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事人也许对这一整套作用机制并没有太多认知，正如刚刚走下卡皮拉诺吊桥的男生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美女调查员一见钟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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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基于研究发现的一系列事实，我们知道刻板印象风险会对人们产生确实的影响，它会引发大脑的“暴走”，以及一整套生理和行为反应。我们也知道当事人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至少他们从未承认过。我们还知道所有这些风险和反应都是由身份引起的，与特定的社会身份和情境（比如学习高等数学的女生、百米赛跑最后十米冲刺时的白人男选手、班级里的黑人尖子生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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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响非常重要。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对单一场景的研究，因此我开始好奇，当这些风险成为常态，成为当事人在生活中需要长期经历的某种体验时，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当风险出现在课堂上、出现在工作场所、出现在主修专业中、出现在体育领域等，当风险不仅仅是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持续——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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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发现的事实，我们对于以上问题的猜测是偏悲观的——如果长期处于刻板印象风险或是其他身份条件作用的影响下，当事人可能会像缴税一样承受某些长期的负担。持续存在的额外压力会降低当事人的幸福感；为了应对风险而长期出现的生理应激反应也会导致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当事人可能就像卡皮拉诺吊桥实验中的男生们一样，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此付出长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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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不禁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能否找到什么证据，说明常态化的身份风险将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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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约翰·亨利现象：少数族群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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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走近一位温文尔雅、富有洞见的黑人流行病学家及公共卫生学家谢尔曼·詹姆斯。詹姆斯出生并成长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茨维尔，大学期间他就读于塔拉迪加学院心理学专业，又在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博士的最后一年，一位高中同学前来拜访詹姆斯，并与他分享了自己在流行病学和环境健康方面的工作经历，这令詹姆斯印象深刻，因为这正是他夙夜以求的事业。一年后詹姆斯毕业时，十分意外地接到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的电话，邀请他担任该系的助理教授。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接到这个电话，但是他知道一定要抓住这次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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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卡罗来纳，他潜心研究的是不同族群在健康状态上的差异。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美国，相比白人来说，黑人（不论男女）罹患高血压（血压高于140/90毫米汞柱）的概率明显偏高。最新研究显示，1/3左右的黑人（男性34%，女性31%）确诊高血压。相比之下，白人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者的比例则分别只有25%和21%。或许有人会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部分原因是白人和黑人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体征指标、吸烟习惯等所有可能诱发高血压的因素方面的差异。但即便是通过技术手段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校正和剔除后，高血压患病率的族群差异仍然存在。又或许有人会把原因归结为美国黑人的非洲祖先的基因遗传，但奇怪的是非洲当地的黑人却没有出现高血压患病率上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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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立志破解这一谜题，于是他开始撰写项目申请并开始了前期准备，包括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医院就诊的黑人高血压患者进行采访。其中一位患者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极为健谈的地方社区的负责人，他向詹姆斯娓娓道来了自己的辉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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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北部地区一个极度贫困的佃农家庭。虽然他能读会写，但其实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便辍学了。詹姆斯在他的笔录中写道：“更加令人震撼的是……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决心……战胜了无数困难，将自己和子孙后代们从充满剥削和奴役的佃农制度中解放了出来。尤其是在他年届不惑的时候，已经在北卡罗来纳拥有了75英亩的丰饶农田……不过在50岁出头的时候他患上了高血压、关节炎，以及严重的消化系统溃疡，为此不得不接受40%的胃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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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午间，詹姆斯拜访了这位老先生。二人在后院坐下后，老先生便开始讲述自己的奋斗史和成功史。过了不久，只听得他的妻子在房间里喊道：“约翰·亨利……该吃午饭啦。”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再联系到这位老先生在面临重重逆境时的不屈斗争，詹姆斯突然灵光一闪，而正是这个瞬间，彻底重塑了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原来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和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传奇“铁锤英雄”约翰·亨利一模一样。同时这两个约翰·亨利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多明显的相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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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奇故事最早在19世纪末期铁路和隧道工人群体中广为流传。既然是传奇，自然不乏某些神乎其神的细节。但是学术界公认的是，19世纪70年代末，在西弗吉尼亚州大本德隧道一带的确发生过与这个传奇非常接近的事件。传说约翰·亨利因为在锤打钢钎时展现出的惊人力量和耐力而远近闻名，结果他被别人怂恿去和一台蒸汽钻机进行比赛，一场史诗般的对决就此开始。激烈的竞赛持续了数日之久，最终还是挥舞着9磅重铁锤、双臂生风的约翰·亨利取得了胜利。但不幸的是，这一胜利也让约翰·亨利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他在比赛结束后没过几秒便因筋疲力尽而倒地不起，当场去世——这是工业时代留给世人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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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听到眼前这位约翰·亨利的种种壮举，再联想到他本人的健康状况后，詹姆斯突然觉得除了传奇故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这些经历说明精神失调可能正是导致黑人高血压患病率偏高的原因。詹姆斯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塞姆斯假说”（S.Symes’s conjecture）有所耳闻。这一假说的内容是：“持续、高强度地处理复杂的社会心理压力可能是造成包括黑人在内的低收入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攀升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詹姆斯眼前的这位约翰·亨利成功克服了许多困境，但是长期以来为此付出的高强度的努力可能已经伤及他的身体健康。詹姆斯认为，当前这位约翰·亨利的境遇就是广大的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在面对无处不在而又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压迫时拼尽全力寻求自我解放的一个缩影。于是詹姆斯开始对这个有关“积极应对/高血压”的假说进行进一步验证。同时为了向约翰·亨利的传奇一生表示致敬，詹姆斯提出了“约翰·亨利主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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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首先为约翰·亨利主义创立了一整套量化评估指标，其中包括12项表述，比如“我一直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事态偏离预期时，我会不惜花费更多精力也要将情况扭转回来”等。受访者根据自己与这些描述的符合程度依次打分，满分为5分。詹姆斯假设低收入以及黑人群体中每个人都担负着由自己的身份引致的沉重压力，而对于在评估中得分较高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从这种评估方式方法上可以看出，约翰·亨利主义看起来很像是某些人在面临刻板印象风险效应时的态度，他们非常在意这些被刻板印象所针对的领域，同时也非常渴望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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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首先选取了若干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匹兹堡和埃奇库姆这两个穷乡僻壤的黑人男性样本验证这一假说。这个实验仅包括填写约翰·亨利主义评估表和测量血压值两项内容，而实验的结果则验证了詹姆斯的猜测——相比在约翰·亨利主义评估中得分较低的人来说，得分较高的人血压数值也会偏高，而且这一差异在低收入群体中的表现比在相对富有的群体中更加明显。随后，在同样地区开展的第二轮实验中引入了更大规模的样本，而研究结论仍然一致。其中在匹兹堡开展的第二轮实验中，共收集了1784位年龄在25到50岁之间的参与者数据，结果发现在收入排名后1/3的样本群体中，约翰·亨利主义评估分数较低的黑人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仅为19.3%，而分数较高的黑人中这一比例却高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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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住在乡村地区的低收入黑人群体来说，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并不必然导致高血压，只有那些高度契合约翰·亨利主义标准——也即渴望成功、在困境中百折不挠的对象才会出现高血压。与此同时，种族因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同样的艰难环境下生活的白人样本即使约翰·亨利主义评分很高，也没有出现血压上升的情况。因此可以将高血压高发人群的特征概括为：生活于美国南部乡村地区的、具有高度约翰·亨利主义倾向的低收入黑人群体。而最新的研究显示，高血压发病率上升的现象在中产阶级黑人群体中也有所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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