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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事人也许对这一整套作用机制并没有太多认知，正如刚刚走下卡皮拉诺吊桥的男生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美女调查员一见钟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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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基于研究发现的一系列事实，我们知道刻板印象风险会对人们产生确实的影响，它会引发大脑的“暴走”，以及一整套生理和行为反应。我们也知道当事人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至少他们从未承认过。我们还知道所有这些风险和反应都是由身份引起的，与特定的社会身份和情境（比如学习高等数学的女生、百米赛跑最后十米冲刺时的白人男选手、班级里的黑人尖子生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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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响非常重要。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对单一场景的研究，因此我开始好奇，当这些风险成为常态，成为当事人在生活中需要长期经历的某种体验时，又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当风险出现在课堂上、出现在工作场所、出现在主修专业中、出现在体育领域等，当风险不仅仅是昙花一现，而是长期持续——数月、数年、乃至数十年，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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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发现的事实，我们对于以上问题的猜测是偏悲观的——如果长期处于刻板印象风险或是其他身份条件作用的影响下，当事人可能会像缴税一样承受某些长期的负担。持续存在的额外压力会降低当事人的幸福感；为了应对风险而长期出现的生理应激反应也会导致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当事人可能就像卡皮拉诺吊桥实验中的男生们一样，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此付出长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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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不禁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能否找到什么证据，说明常态化的身份风险将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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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约翰·亨利现象：少数族群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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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走近一位温文尔雅、富有洞见的黑人流行病学家及公共卫生学家谢尔曼·詹姆斯。詹姆斯出生并成长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茨维尔，大学期间他就读于塔拉迪加学院心理学专业，又在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博士的最后一年，一位高中同学前来拜访詹姆斯，并与他分享了自己在流行病学和环境健康方面的工作经历，这令詹姆斯印象深刻，因为这正是他夙夜以求的事业。一年后詹姆斯毕业时，十分意外地接到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医学院流行病学系系主任的电话，邀请他担任该系的助理教授。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接到这个电话，但是他知道一定要抓住这次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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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卡罗来纳，他潜心研究的是不同族群在健康状态上的差异。研究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美国，相比白人来说，黑人（不论男女）罹患高血压（血压高于140/90毫米汞柱）的概率明显偏高。最新研究显示，1/3左右的黑人（男性34%，女性31%）确诊高血压。相比之下，白人男性和女性高血压患者的比例则分别只有25%和21%。或许有人会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部分原因是白人和黑人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体征指标、吸烟习惯等所有可能诱发高血压的因素方面的差异。但即便是通过技术手段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校正和剔除后，高血压患病率的族群差异仍然存在。又或许有人会把原因归结为美国黑人的非洲祖先的基因遗传，但奇怪的是非洲当地的黑人却没有出现高血压患病率上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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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立志破解这一谜题，于是他开始撰写项目申请并开始了前期准备，包括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医院就诊的黑人高血压患者进行采访。其中一位患者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极为健谈的地方社区的负责人，他向詹姆斯娓娓道来了自己的辉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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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北部地区一个极度贫困的佃农家庭。虽然他能读会写，但其实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便辍学了。詹姆斯在他的笔录中写道：“更加令人震撼的是……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决心……战胜了无数困难，将自己和子孙后代们从充满剥削和奴役的佃农制度中解放了出来。尤其是在他年届不惑的时候，已经在北卡罗来纳拥有了75英亩的丰饶农田……不过在50岁出头的时候他患上了高血压、关节炎，以及严重的消化系统溃疡，为此不得不接受40%的胃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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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午间，詹姆斯拜访了这位老先生。二人在后院坐下后，老先生便开始讲述自己的奋斗史和成功史。过了不久，只听得他的妻子在房间里喊道：“约翰·亨利……该吃午饭啦。”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再联系到这位老先生在面临重重逆境时的不屈斗争，詹姆斯突然灵光一闪，而正是这个瞬间，彻底重塑了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原来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和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传奇“铁锤英雄”约翰·亨利一模一样。同时这两个约翰·亨利的人生经历也有很多明显的相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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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奇故事最早在19世纪末期铁路和隧道工人群体中广为流传。既然是传奇，自然不乏某些神乎其神的细节。但是学术界公认的是，19世纪70年代末，在西弗吉尼亚州大本德隧道一带的确发生过与这个传奇非常接近的事件。传说约翰·亨利因为在锤打钢钎时展现出的惊人力量和耐力而远近闻名，结果他被别人怂恿去和一台蒸汽钻机进行比赛，一场史诗般的对决就此开始。激烈的竞赛持续了数日之久，最终还是挥舞着9磅重铁锤、双臂生风的约翰·亨利取得了胜利。但不幸的是，这一胜利也让约翰·亨利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他在比赛结束后没过几秒便因筋疲力尽而倒地不起，当场去世——这是工业时代留给世人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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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听到眼前这位约翰·亨利的种种壮举，再联想到他本人的健康状况后，詹姆斯突然觉得除了传奇故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是，这些经历说明精神失调可能正是导致黑人高血压患病率偏高的原因。詹姆斯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塞姆斯假说”（S.Symes’s conjecture）有所耳闻。这一假说的内容是：“持续、高强度地处理复杂的社会心理压力可能是造成包括黑人在内的低收入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攀升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詹姆斯眼前的这位约翰·亨利成功克服了许多困境，但是长期以来为此付出的高强度的努力可能已经伤及他的身体健康。詹姆斯认为，当前这位约翰·亨利的境遇就是广大的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在面对无处不在而又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压迫时拼尽全力寻求自我解放的一个缩影。于是詹姆斯开始对这个有关“积极应对/高血压”的假说进行进一步验证。同时为了向约翰·亨利的传奇一生表示致敬，詹姆斯提出了“约翰·亨利主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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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首先为约翰·亨利主义创立了一整套量化评估指标，其中包括12项表述，比如“我一直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事态偏离预期时，我会不惜花费更多精力也要将情况扭转回来”等。受访者根据自己与这些描述的符合程度依次打分，满分为5分。詹姆斯假设低收入以及黑人群体中每个人都担负着由自己的身份引致的沉重压力，而对于在评估中得分较高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从这种评估方式方法上可以看出，约翰·亨利主义看起来很像是某些人在面临刻板印象风险效应时的态度，他们非常在意这些被刻板印象所针对的领域，同时也非常渴望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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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首先选取了若干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匹兹堡和埃奇库姆这两个穷乡僻壤的黑人男性样本验证这一假说。这个实验仅包括填写约翰·亨利主义评估表和测量血压值两项内容，而实验的结果则验证了詹姆斯的猜测——相比在约翰·亨利主义评估中得分较低的人来说，得分较高的人血压数值也会偏高，而且这一差异在低收入群体中的表现比在相对富有的群体中更加明显。随后，在同样地区开展的第二轮实验中引入了更大规模的样本，而研究结论仍然一致。其中在匹兹堡开展的第二轮实验中，共收集了1784位年龄在25到50岁之间的参与者数据，结果发现在收入排名后1/3的样本群体中，约翰·亨利主义评估分数较低的黑人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仅为19.3%，而分数较高的黑人中这一比例却高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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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住在乡村地区的低收入黑人群体来说，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并不必然导致高血压，只有那些高度契合约翰·亨利主义标准——也即渴望成功、在困境中百折不挠的对象才会出现高血压。与此同时，种族因素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同样的艰难环境下生活的白人样本即使约翰·亨利主义评分很高，也没有出现血压上升的情况。因此可以将高血压高发人群的特征概括为：生活于美国南部乡村地区的、具有高度约翰·亨利主义倾向的低收入黑人群体。而最新的研究显示，高血压发病率上升的现象在中产阶级黑人群体中也有所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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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向上翻转的劣势人生：追求阶层上升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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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介绍的研究工作释放出一个明确而又严峻的信号：如果你对某一领域十分重视且立志从中取得成功，而这一领域恰恰又是你所在群体的传统弱项并饱受偏见，那么一旦投身该领域，你就将为此付出额外的并且往往是非常沉重的代价。然而除了重视，你别无选择，因为你很难做到在看淡功名利禄的同时又能实现稳定的经济保障。这也是谢尔曼·詹姆斯在研究中对具有高度约翰·亨利主义倾向的人群所持有的动机所做的推断。事实上，单单是负面刻板印象引发的压力就足以让人“喝一壶”了，这从之前有关刻板印象风险生理影响的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即使是在实验环境中施加的相对温和的、短暂的刻板印象风险都足以引发血压升高、胡思乱想以及工作记忆受损，从而对挑战性任务的完成质量产生明显影响。而当你长期在这种备受歧视和偏见的不利环境中苦苦支撑时，那么生理上急性的应激反应便会渐渐转化为慢性的健康问题——高血压就是后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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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说法，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体验的是一种急性的刻板印象风险。他当时并不明白出了什么状况，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包括高度紧张、胡思乱想、即使自报姓名这种简单的事情也缺乏信心。刻板印象风险对泰德产生的即时性的影响是非常强烈但却短暂的。试想如果这些影响长期持续，比如说他因生活所迫，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置身于与这门课程类似的环境中，经受类似的刻板印象风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会渐渐适应这一情境，找出应对之策，还会去跟有着相同遭遇的难兄难弟们一起抱团取暖。但是，他始终还是要与这些风险进行持续不断的对抗。可以想见的是，过不了多久，他就要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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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约翰·亨利的案例却让人觉得，还是会有那么一类人，他们对于财务自由和社会成就的执念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情愿为此付出健康的代价。表面上看没错，但事实却是，他们对自己所付出健康代价的自我理解，其实就跟走下卡皮拉诺吊桥的男生对美女调查员产生的爱慕之情一样，浅薄而又虚无。从人的心理来说，对于人生的欲望和目标总是感受最强烈的，而为了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代价则会被抛在脑后。因此我们不能单凭泰德或者约翰·亨利主义者的主观感受评估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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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减轻这些压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压力的大小强弱，哪些措施会让身份风险进一步恶化，而哪些则会起到改善作用——这些就是接下来我要阐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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