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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减轻这些压力，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压力的大小强弱，哪些措施会让身份风险进一步恶化，而哪些则会起到改善作用——这些就是接下来我要阐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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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谨慎起见，我要在此申明，我并不是在暗示身份风险带来的压力及其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长期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而又密不透风，以至于只有极少数黑人才能有幸获得成功（比如在学术领域）。事实上，美国黑人中成功人士的数量很多，同时也有多种手段可以缓解身份风险的影响。比如，黑人比较容易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功，因为这一领域的刻板印象风险较小（后文将会提到，当某一情境中具有相同身份特质的人数达到临界数量时，刻板印象风险便会降低）。又比如，在某些情境下，外界可能会抛除成见，把当事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对待。如果此时当事人具备了必要的能力和动机，那么便可以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取得成功，本书开头提到的通过用口哨吹奏维瓦尔第名曲的方式消解刻板印象的故事便是一个成功案例。再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改变肤色、口音和衣着等）扭转刻板印象的评价，诸如此类。同时我也相信，有很多约翰·亨利主义者即使身处至暗时刻，也会通过燃烧自己战胜一切风险挑战。说到底，我真正想要指出的是成功背后隐藏的风险，也即人们为了获取成功需要克服的各种障碍。同时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对于自己追逐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未必了解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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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170247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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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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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第八章刻板印象风险的威力：无处不在的情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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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170247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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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数量：女性大法官体现的职场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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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针对两起涉及平权法案的诉讼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终审判决。在这两起诉讼中，密歇根大学主张其有权在本科生以及法学院的招生过程中将申请人的种族情况纳入考量范围。早在判决日的数周前，我便预计到了最终的判决。早前的舆论普遍认为，对于上述两起案件的态度，9位大法官中的8位已经形成了4比4的对峙局面，因此最后一名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手上的一票将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而恰在此时，我收听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5月13日播出的《全盘考虑》栏目，内容是主持人妮娜·托滕贝格对奥康纳的一段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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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中完全没有提到平权法案的内容，而是聚焦在奥康纳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法律的尊严》上。这部回忆录从奥康纳在亚利桑那州的“懒洋洋”农场度过的年少时光写起，一直叙述到她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时期。当托滕贝格询问奥康纳在早期接手工作的时候，作为最高法院唯一的女性大法官感受如何时，奥康纳回答说这段经历简直“令人窒息”。她说道：“只要我出现的地方，媒体便闻风而至。”“他们会对我参与的每一次审判品头论足——奥康纳在这件案子里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另外，对于任命她作为大法官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她有那么优秀么？她是否具有女权主义倾向？她对于男女平等的态度是否不够坚决？……诸如此类。似乎她的每一个毛孔都要接受全方位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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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滕贝格接着问道：“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到来，有没有让之前的局面有所好转？”奥康纳答道：“哦，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从金斯伯格到来的那刻起，我身上的压力立刻就退散了……我们现在占到了九分之二的比例……这可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当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收听到这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知道这两件诉讼最终会怎么判了。因为从奥康纳的言谈中我发现她对于临界数量这一概念十分清楚，而这一概念恰恰是密歇根大学主张自身权利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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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临界数量指代的是一个具体的量值，当某一情境（校园或是工作场合）中小众群体的人数上升到这一量值时，他们便可以摆脱由于人数上的劣势而感到的不适——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会再明显感到身份风险的侵扰。当奥康纳还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大法官时，作为小众群体的女性数量尚未达到临界数量，因此她便不得不担负起额外的压力，承受外界对她的吹毛求疵，就像第一位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黑人选手杰基·罗宾逊一样，不停地与各种歧视、偏见作斗争。不过，当金斯伯格到来时，女性大法官人数到达了临界数量，她的压力和负担瞬间减轻了。而这种变化远不止于心理层面，连她的实际处境都随之改变了。每次判决过后，媒体对她的采访少了很多，即使有报道，也很少会再抓住她审理案件的“女性视角”不放了；记者们也不再像狗仔队一样如影随形了。她的工作环境中多了一位与她同样具备女性经验和视角的同伴，这使得她对于外界投来的偏见不再那么忧心忡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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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康纳退休了，最高法院又只剩下唯一一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临界数量的条件无法达成，于是金斯伯格也开始面临与奥康纳早先的遭遇类似的处境。在近期的一次谈话中，金斯伯格对于奥康纳的退休大为感慨：“直到她退休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如此需要她。虽然我们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我们都具备着女性独有的成长经历，并且相对男性同事们来说，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敏感性更强。”她同时表示，她不愿意奥康纳的离开被解读成最高法院在暗示女性大法官的存在只是限时限量的猎奇行为，而非常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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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数量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我们很难给它界定一个准确的数字。比如说，在最高法院这样的环境中，只要再多一位女性大法官，便可以让奥康纳获得临界数量的效益；但如果是在大学校园中，那么仅仅两名小众学生便很难满足临界数量的要求了。那么把握这一概念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一种可能的标准是，既定情境下的小众群体数量必须多到足以改善该小众群体中个体的境遇。对于一般的大学校园来说，仅仅两名小众学生很难扭转校园的风气——校园的主流风格、不同人群的地位、学生领袖的标准、遭遇偏见的可能性等。拿具体实例来说，对于拥有多达36 000名学生的密歇根大学来说，100乃至500名黑人学生可能很难达到临界数量。不过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只需再多来一名女性大法官，便足以令奥康纳的境遇得到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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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著名的组织心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和他的同事尤塔·阿尔门丁格以世界各地交响乐团中女性成员的融合情况为观察对象，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十分引人注目。在女性比例较小（1%～10%）的交响乐团中，女性音乐家们的境遇与桑德拉·戴·奥康纳在金斯伯格上任前的经历颇为相似。她们时刻都处在需要为自己正名的压力之中，还必须得迎合男性眼中对于优秀团员的评价标准；当交响乐团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20% 左右的时候，部分满足了临界数量，此时女团员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相比那些女性沦为花瓶的乐团来说，她们作为女性群体的底气更足了；直到女性比例达到40%左右——男女数量十分接近的时候，女团员们对于工作体验的反馈才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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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临界数量这一概念很难精确把握。话说回来，在2003年的那一天，当我在车子里收听广播节目时，我认为桑德拉·戴·奥康纳既然亲身体验过临界数量发挥效应前后的巨大差别，那么理应对临界数量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有着切身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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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大法官可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简单——人人生而平等，校园或工作场所应当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而不应根据身份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可能在她的理想中，作为最高法院唯一一名女性大法官的体验应当与其他男性大法官没有差异。可能她希望对于法律的解读应当仅限于个体层面，而不能影响到群体身份的境遇。毕竟她成长于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西部边陲，同时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于是，在密歇根大学的两起诉讼上，奥康纳大法官基于上述理念做出了关键性的判决。密歇根大学对本科生招生相关权利（使用特定手段对招生名额进行直接限制）的诉求被驳回，但另一件主张法学院招生相关权利的诉讼却被判成立，学校得以保留在法学院招生时将申请对象的种族背景纳入考量指标。最高法院在这里释放出的信息是少数族裔学生的临界数量将会对学生们在大学环境中的学习和表现起到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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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170247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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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身份融合：环境透漏的情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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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戴·奥康纳在她极为重视的环境（如最高法院）中经历过高强度的身份风险。而本章的核心问题则是这种风险是如何被感知的？这种风险的影响程度又取决于何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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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承认的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倾向于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寻找答案。因此我猜想可能存在某种心理层面的特质，使得当事人容易受到风险影响，比如缺乏自信、对潜在的歧视过于敏感、抗压能力不佳等。不过我们的早期研究已经表明了此路不通。从各种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受到身份风险影响最大的反而是像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这样的精英，还有少数族裔以及女性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果这些人的能力都不足以克服身份风险的影响，那么可能已经没有人类能够阻止这一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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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转而将关注焦点放在环境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上。与个人身份相关的环境设定正是令我们感受到身份条件作用的重要因素。而这一思路则引出了另一个设想：感知特定场合下身份风险强度取决于这一场合中存在的、会对这一条件作用产生提示效果的各种线索。比如在奥康纳的例子中，相关的线索就包括：相比其他大法官，她所做出的判决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更高；她受到的许多质疑看上去都来自性别偏见等。有鉴于此，我们对于促使当事人感知身份风险，以及决定身份风险影响程度的因素提出了以下假设：相对个人特质来说，那些能够对身份条件作用的存在起到提示作用的各种线索才是更加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