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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斯坦福大学招募了一些数理专业的男女学生志愿者,安排他们依次进入实验环境,每次一人。这些志愿者们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对一段关于即将在斯坦福召开的理工学科领头人暑期峰会的宣传视频给出评估意见。同时我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他们观看视频的同时对他们进行生理指标的监测,以便了解他们对于宣传片的生理反应。而实验用的视频则播放了一些模拟暑期峰会实况的照片。部分实验志愿者观看的是“平衡版”照片,也就是说在每张照片里,男性和女性的人数相等;而另一部分志愿者观看的则是“失衡版”照片——每张照片中男女性比例为3比1,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境线索可能会引发针对女性志愿者的身份风险。视频放映完毕后,我们会通过调查问卷评估每位志愿者对于视频以及实验环境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记忆程度。整套实验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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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如何呢?我们在理工男们身上并没有太大发现,他们对于视频中播放的显示不同男女比例的照片都无动于衷,生理反应上一直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视频以及周围环境的细节印象模糊。不过女生们的情况便有所不同。相对于观看“平衡版”视频的女生来说,观看了“失衡版”视频的女生们出现了明显的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以及紧张出汗的状况,并且她们对于视频和实验环境中的零星细节都记忆得更加清楚。可见她们的警惕感被激发了起来,所以对这场“学术领头人峰会”中任何可能会提示条件作用的信息都更为关注。而视频中男性比例的提升便足以令她们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引发她们对周边环境的高度警觉,以及强化她们的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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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各自作为最高法院中唯一女性大法官工作的时期,她们很可能一直都承受着额外的生理负担,为了额外的提心吊胆而付出隐性的代价,并且可能她们对这一切都毫无意识。同时,我和玛丽的研究表明达成这一切绝非难事,即使在最普通的情境中都可能产生类似的问题。如果不是身为女性,那么便很难注意到实验环境中反映不同男女比例的视频之间的差异。然而,仅仅一段反映男女比例失衡的视频便足以令女性观众脉搏加速、血压升高、神经紧张,同时也令这些理工科女生们更加关注视频和实验环境中的各种线索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状况做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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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玛丽还开展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实验,同样表明即使再怎么普通而又细微的情境线索都足以引发身份风险。这一效应的作用机制在于这些情境线索能够让当事人对基于自己身份而可能引发的不利状况产生焦虑。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实验再次证明了我和瓦莱丽此前发现的一个有利现象:那些能够营造身份安全感的情境线索会对由其他情境线索引发的身份风险起到抵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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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瓦莱丽以及玛丽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能够左右身份风险强度的决定因素。现在我觉得我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情境线索,也即存在于既定情境中的、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利身份条件作用起到提示作用的一些特征表象。这些情境线索越多,其传达的不安感就越严重,相关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概率就越高,我们所感受到的身份风险就越强烈。比如桑德拉·戴·奥康纳在最高法院任职初期,身边便充斥着这些情境线索——不是言语暴力、也不是来自同僚们的偏见,而仅仅只是工作场合中的一些再寻常不过的情境特征(比如女性盥洗室的不足,或是记者提出的带有偏见的问题等),以及其所暗示的由女性身份引致的条件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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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结论——情景线索和条件作用是可以改变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我对这一结论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以采取干预措施重塑人们的内心想法——当然,对于心理层面上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特质或缺陷,补救起来的难度就会更大。心理医师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环境进行改造,继而对风险性信号的释放强度进行调节。这就是这一研究发现的鼓舞人心之处。它对如何降低身份风险及其在重要场合下引发的不利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它为如何设计相应的补救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提醒我们要关注环境本身,包括关键性的情境特质和场景布置,以及伯特·威廉姆斯所说的“不便之处”,同时还要关注情境线索会通过怎样的方式被人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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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以上认知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改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将自身身份与特定情境相融合的感受和体验。我希望这种可能性真实存在,因为它将是我们这场探索之旅的下一个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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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将这一推理运用到少数族裔学生的在校表现上,结论就是:如果校园中存在的提示身份风险的情境线索越多(少数族裔学生人数较少、高度精英化的学术氛围、少数族裔教职工人数不多等),那么针对少数族裔学生的刻板印象风险就越突出。反之(临界数量的达成、成功路径的多样化、少数族裔群体领导力的具象化等)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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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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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第九章如何降低身份和刻板印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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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面具:提升安全感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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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秋,我开始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攻读社会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学位。一提到研究生院,或者医学院、法学院之类地方,每个人在刚入学的时候都会感到一股压迫力,尽管有时候那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作为一名“菜鸟” ,当你来到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外界评价的世界,且又志在取得成功时,你会四处寻找可以让自己产生归属感的各种线索。无人例外。不过那个时候社会心理学专业只有我一名黑人学生,而即使是拥有一百多学生的整个心理学院也只有两到三名黑人,因此相比其他学生来说,我会感受到更多一层的困扰——毕竟在那个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种族融合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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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形象与这个学院契合么?研究生项目就是以追求卓越为基调的,无论是这里的价值观,还是对于高质量的要求都是如此,这当然令我倍感振奋。不过,这些要求只是一整套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作为本专业中唯一的黑人,在我看来,这一套价值体系根本就是为白人量身设计的。因此,一些对于白人学者来说毫不起眼的细节,比如着装朴素、对于欧式风格的青睐、对于葡萄酒的偏好等,都在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与追求卓越挂上了钩。如此一来,连追求卓越本身似乎都附带了身份条件,而这恰恰是我所不具备的。也许我会试着让自己也假装拥有这种调调,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表面功夫是难以持久的,用不了多久,那个根子里就不怎么“卓越”的我便会原形毕露了。虽然我也知道许多研究生在试图让自己融入专业领域氛围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种“自我否定综合征”,但是如果让我们产生差距感的原因在于种族身份,那么这种融合就非常难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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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个专业领域内还弥漫着一股十分刻薄的刻板印象风险。在这里,学术能力是最受推崇的特质,而在美国人传统的认知中,这一特质恰恰是我所属的黑人群体普遍缺乏的,我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像是一个反复揭开伤疤的孩子,不断地质疑黑人是否真的具有与白人同样的智力水平。比如学者亚瑟·詹森就曾在他的论文《论智力和学术成就的提升空间》中表达过这种质疑。此后,学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在《钟形曲线
: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一文中也有过类似表达。关于这一课题的心理学研究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周期性的常规活动,而我则不幸成了一个鲜活的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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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自己摘下面具,跟白人学生们一样率性而为的话,将会招来多少鄙视的目光。毕竟外界对我们黑人群体本来就抱有各种偏见,而且我的形象也和学术领域的卓越典范格格不入。总之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绝非只有高难度的学业测试一种而已。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平时的对话中,甚至在观看球赛的时候,这种压力都会油然而生。这种压力会抹杀掉我的个性,即使在小组聚餐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中也是如此,而如果有教职工在场时情况就更甚,比方说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提问。我的感受就跟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经历的一样,但区别在于我所面对的可不止一门课程。我现在还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呆呆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喃喃呓语着:这黑颜色的皮肤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意义么?还是意味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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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所感受到的压力并非来自周围环境的恶意。这里是一座大学城,而我所攻读的博士项目内部氛围也十分友善,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同时我也一直对周围的环境释放着最大的善意。不过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得不断地摸爬滚打,毕竟融入这个环境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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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早期阶段,我对于如何才能提升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感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应的理解。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指导思想,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时市面上各种思潮五花八门,包括“加倍努力,不必在意他人的看法”、民权人士主张的耐心与坚忍、“相信自己”等,而且以上所有这些我都一一尝试过。不过为了让自己的紧张情绪得到切实的缓解,我的确需要找到一盏能够真正提升安全感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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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这盏明灯的,同时我也有理由相信,它会帮助到和我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人们。不过首先还是得探讨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身份风险真的如此重要么?它究竟是导致特定群体表现欠佳的主因还是辅因?在研究具体的弥补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弥补行为本身的重要性予以界定——以真实的大学校园生活作为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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