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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形象与这个学院契合么？研究生项目就是以追求卓越为基调的，无论是这里的价值观，还是对于高质量的要求都是如此，这当然令我倍感振奋。不过，这些要求只是一整套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作为本专业中唯一的黑人，在我看来，这一套价值体系根本就是为白人量身设计的。因此，一些对于白人学者来说毫不起眼的细节，比如着装朴素、对于欧式风格的青睐、对于葡萄酒的偏好等，都在以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与追求卓越挂上了钩。如此一来，连追求卓越本身似乎都附带了身份条件，而这恰恰是我所不具备的。也许我会试着让自己也假装拥有这种调调，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表面功夫是难以持久的，用不了多久，那个根子里就不怎么“卓越”的我便会原形毕露了。虽然我也知道许多研究生在试图让自己融入专业领域氛围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这种“自我否定综合征”，但是如果让我们产生差距感的原因在于种族身份，那么这种融合就非常难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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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个专业领域内还弥漫着一股十分刻薄的刻板印象风险。在这里，学术能力是最受推崇的特质，而在美国人传统的认知中，这一特质恰恰是我所属的黑人群体普遍缺乏的，我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学科的研究工作也像是一个反复揭开伤疤的孩子，不断地质疑黑人是否真的具有与白人同样的智力水平。比如学者亚瑟·詹森就曾在他的论文《论智力和学术成就的提升空间》中表达过这种质疑。此后，学者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在《钟形曲线
: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一文中也有过类似表达。关于这一课题的心理学研究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周期性的常规活动，而我则不幸成了一个鲜活的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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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自己摘下面具，跟白人学生们一样率性而为的话，将会招来多少鄙视的目光。毕竟外界对我们黑人群体本来就抱有各种偏见，而且我的形象也和学术领域的卓越典范格格不入。总之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绝非只有高难度的学业测试一种而已。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平时的对话中，甚至在观看球赛的时候，这种压力都会油然而生。这种压力会抹杀掉我的个性，即使在小组聚餐这样的非正式场合中也是如此，而如果有教职工在场时情况就更甚，比方说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提问。我的感受就跟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经历的一样，但区别在于我所面对的可不止一门课程。我现在还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呆呆地注视着自己的双手，喃喃呓语着：这黑颜色的皮肤究竟意味着什么？毫无意义么？还是意味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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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所感受到的压力并非来自周围环境的恶意。这里是一座大学城，而我所攻读的博士项目内部氛围也十分友善，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同时我也一直对周围的环境释放着最大的善意。不过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得不断地摸爬滚打，毕竟融入这个环境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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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早期阶段，我对于如何才能提升对周围环境的信任感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应的理解。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指导思想，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时市面上各种思潮五花八门，包括“加倍努力，不必在意他人的看法”、民权人士主张的耐心与坚忍、“相信自己”等，而且以上所有这些我都一一尝试过。不过为了让自己的紧张情绪得到切实的缓解，我的确需要找到一盏能够真正提升安全感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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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这盏明灯的，同时我也有理由相信，它会帮助到和我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人们。不过首先还是得探讨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身份风险真的如此重要么？它究竟是导致特定群体表现欠佳的主因还是辅因？在研究具体的弥补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弥补行为本身的重要性予以界定——以真实的大学校园生活作为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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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切肤之痛：顶级高校学霸竟成为刻板印象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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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鲍文是一位以精力旺盛而闻名的学者。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在经济学专业耕耘多年。1972年，时年39岁的他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随后跻身普林斯顿大学最具成就的校长行列。1988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大学，赴任安德鲁梅隆基金会（下称梅隆基金会）会长。该基金会因在美国高等教育以及艺术人文等领域的突出贡献而享有盛誉。作为梅隆基金会的会长，鲍文的一个鲜明的风格在于他坚定地认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政策问题应当尽可能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这种实证研究应当回答以下问题：哪些背景因素可以促进学生们的在校表现？这些因素对于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学生也同样适用么？平权政策的受益者将来会如何回馈社会呢？学校对于体育特长生的保送政策将会使得多少学术能力优秀的学生抱憾出局？鲍文不但提倡调研，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将这项调研工作落到实处，证明其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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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非常善于运用自己的辩才以及职权取得许多一流大学的支持，以便获取研究所需的各种数据。他本人则对梅隆基金会资助的一项 “本科及以上学位教育”的研究工作加以重点跟进。这项研究对三届（1951届、1976届和1987届）大学生们进行了跟踪调查，从他们步入高校起一路跟踪到完成学业后（往往会跟踪到他们40多岁时）。鲍文与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在他们所著的《势如河流》一书中指出：那些在平权政策的帮助下进入一流大学就读的学生们，即使在“上游”地带——高校象牙塔中只能苦苦挣扎，但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对于“下游”地带——外部社会所做的贡献更多——这部著作的书名也正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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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梅隆基金会同时还资助了由社会学家斯蒂芬·科尔和埃莉诺·巴伯主持的另一项关于“名校就学体验”的研究。而无论是鲍文-博克团队还是科尔-巴伯团队，他们都发现了有关少数族裔学生学业欠佳问题的一些铁证，这与我多年前在密歇根大学“少数族裔生源招募及维护委员会”担任职务时了解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显然，学业欠佳问题并不只是密歇根大学的“特产”。更为重要的是，两组研究团队都在报告中将导致学业问题的可能原因指向了刻板印象风险。鲍文和博克指出，他们发现（与同水平白人学生相比）学业欠佳的情况在黑人尖子生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考虑到刻板印象风险也是对尖子生们最为“关照”，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刻板印象风险与学业欠佳的问题可能有所关联。而科尔和巴伯的研究旨在寻找能够鼓励学生投身科研生涯的各种因素，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只关注高校里的尖子生。他们发现：越是杰出的名校，刻板印象风险就越大，因此学业欠佳的问题就越严重。我猜想，对于上述这些发现，可能还会存在其他不同的解读，比如缺乏文化积累或是系统化的学习技巧等。不过这些发现的确为早已在实验环境中得到强力验证的刻板印象风险效应提供了绝佳的真实案例作为支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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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道格拉斯·梅西曾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与同事们一道开展对各所名校内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经历的刻板印象风险进行直接的量度。道格拉斯·梅西和比尔·鲍文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身材相仿、精力和工作效率都同样过人，并且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如社区隔离、拉丁裔移民问题等）的研究工作都崇尚精耕细作等。同样是在梅隆基金会的资助下，梅西和他的同事们针对大学学业表现情况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调研。本次调研覆盖的高校样本与鲍文和博克研究中所涉及的学校大同小异，其中多数为常春藤高校、享有极高声誉的公立大学以及著名的人文学院。本次调研的重点在于探究学生的身世背景对其学业表现有何影响。而为了与鲍文和博克的著作《势如河流》形成呼应，梅西和他的同事们将他们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命名为《河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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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的一流高校学生样本数量达到近4000名，其中白人、黑人、亚裔和拉丁裔学生的数量大致相仿。研究人员会在这些学生入学前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接着一直等到他们大三的春季学期，再对他们进行一次电话采访。从这一采访计划来看，研究团队无法对学生们在大一时期所遭遇的刻板印象风险进行评估。不过在他们看来，学生的背景特质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刻板印象风险的易感性，于是，他们转而对学生们的身世背景开展调查。他们会询问学生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否怀疑、程度如何？会否担心教授和其他教学人员对自己的能力有所轻视？当然，即使学生在以上方面没有异常，也并不代表他们对刻板印象风险免疫。不过梅西的研究团队发现，受到上述问题困扰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们的确在入学早期遇到了学业问题。其他一些能够产生类似影响的因素包括：学术研究基础的扎实度（以高中成绩作为评估依据）、参加预修课程的数量、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对同辈压力的抵御力等。正如梅西的研究团队所指出的：“从很大程度上说……（黑人以及拉丁裔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在入学早期时的学业表现差异应当被归因为不同群体的学生对刻板印象风险的易感性，以及入校时对大学学习的准备程度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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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在校园中实际感受到的刻板印象风险（这是与刻板印象风险“易感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表现呢？梅西的研究团队希望在大三春季学期的电话采访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比如他们会询问学生们，会不会担心教授和其他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以及有多担心？结果发现，如果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对这个问题越是感到担忧，他们的学期评分就越糟糕。这种情况无论是易感性高还是低的学生都同样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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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造成学业欠佳的原因五花八门，不过梅西的研究团队认为，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们相比他们的白人和亚裔同学来说会受到更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他们的原生家庭一般都不太完整；在他们就读期间，原生家庭内部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暴力和创伤；他们很可能来自种族隔离区，因此对于一些有助于大学学习的文化和技能知之甚少；他们的学业开销可能在家庭收入中占到更大的比重；他们就读的高中不大可能提供预修课程安排；他们在入学之前建立的朋友圈不大可能把兴趣点放在大学的学业成就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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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现揭示了课堂因素之外的由肤色、阶层和种族特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你也可以称之为身份条件作用——对大学学业造成的危害。正如梅西所指出的，这些学生们正经历着“千难万险”。此外，与其他所有梅隆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一样，本次研究还发现刻板印象风险会在其他不利因素之外对学业表现施加更进一步的破坏，这是一个悲伤的结论，因为它意味着即使黑人、拉丁裔以及美洲原住民学生们克服了其他学业上的困难，他们还是难以与白人和亚裔学生们达到同一水平线，因为他们还需面对来自刻板印象和身份风险的额外压力。即使是这些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也同样难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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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梅西团队总算找到了一种可以抑制负面效应的办法，就是安排黑人教授授课。在由黑人教授授课（可能同时还有更多数量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在场）的课堂上，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们便几乎感受不到刻板印象风险。所以这又是临界数量在起作用么？一切看起来正如泰德对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程描述的那样，只要身边坐着的都是黑人同胞，那么黑人学生们便不太会被身份风险所困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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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的确会对少数群体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这是真实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现状，也是我们研究的关键问题。我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发现一些对这些不利影响起到调和作用的因素——或许这种压力只在顶级学府才会表现得如此强烈；或许对于初代移民来说，相关的情况会好很多（因为初代移民一般不会成为刻板印象所针对的目标群体）；又或许在肤色上做做文章可以让情况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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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样，各种研究的结论都明确指出，身份风险是导致少数群体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出现学业欠佳问题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加以解决。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多年以前，自己在研究生院的学习经历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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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如沐春风：无心插柳的“临界数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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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的指导老师名叫托马斯·奥斯特罗姆，他将通过在科研方面的言传身教，帮助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汤姆是一位温文尔雅而又性格直率的前辈。当时正值时尚潮流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短发风格向时髦长发转变，所以我对他略显稀疏的头发还留着很深的印象。对于我这样一名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来说，汤姆简直就是科学圣堂里的一位庄严的神父。当我前往他办公室请教问题时，他往往会在桌上的显眼位置点起一根又白又粗的蜡烛，然后露出充满期待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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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此前提到过的，在那一时期，我完全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尤其是在学校里。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汤姆的好感。他冷静沉稳、一丝不苟，却又待人友善，特别是他不太和我谈私事，这一点对正处在封闭状态的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他看上去并不怎么介意我的消极状态，可能他对此也无计可施，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有留意到吧。总之，他并没有对我表现出太多的关注。每次我们在烛光下会谈时，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课题研究上。虽然远在数年之后他才给予我直接的肯定，但对于我们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他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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