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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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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第十章我们之间的距离：身份风险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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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头等舱”现象：隔离者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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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尔·卡辛在她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融合的失败》中分享了她与丈夫（二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搭乘西南航空班机时经历的一件逸事。西南航空的值机政策是“先到先得”，那么当卡辛和丈夫登机时间较晚时，他们就会寄希望于所谓“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机会。具体而言，就是希望这趟班机的乘客中有一名年轻的黑人小伙早早地排在登机队伍的队首，然后这位小伙在登机后一般会选择前排靠近安全通道的舒适座位。卡辛解释道：“如果这位黑人小伙旁边还有空位，那么它们八成会一直这么空着，于是我们通常便可以‘捡个漏’，坐上这两个空位。我对于那些拘泥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而放弃头等舱座位的人们既心怀感激，又感到一丝惊讶。同时我会对这位黑人小伙报以热情的微笑，然后毫不犹豫地在他身旁径直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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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卡辛夫妇为什么能够获得“西南航空头等舱”呢？完全是因为白人乘客怀有一种偏见，比较排斥坐在黑人乘客旁边么？又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否就是本书通篇所论述的核心问题——一种由身份特征引发的困境（类似于前文提到的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束手束脚的窘境）？总之，针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解释，会为减少种族冲突和差异的实践提供不同的指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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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身份风险解释这一问题，是不需要假设白人乘客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唯一需要假设的是，白人乘客们可能跟泰德一样心怀顾虑，即担心自己在与黑人乘客接触时的某些言行甚至某种思想会产生种族主义倾向，或是让他人产生相关的联想。这种基于身份风险的解释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的。所谓“当事人”，根据情况不同，有时候是指接受测试的女生，有时候是指某些少数族群。而就“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案例来说，当事人则是指不愿在黑人旁边就坐的白人乘客。这种解释暗含了一种假设，即以当今的文明程度来看，大部分白人不大可能怀有种族主义倾向。但有些讽刺的是，正是这种不想被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心态，才使得白人乘客刻意回避与黑人邻座，甚至还可能造成白人教师刻意回避在少数族裔专门学校授课，或是担任少数族裔学生的导师（下一章将具体涉及）。如果这种身份压力导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疏离，那么人们便可能对本书第九章中所述的降低身份风险的“干预策略”完全提不起兴趣，更遑论将其付诸真实情境中的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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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对“西南航空头等舱”现象做出了解释，同时还衍生出了另一个“实证问题”，那就是刻板印象风险除了会对个人的能力表现产生影响之外，是否还会成为导致不同的社会群体间产生冲突的一种常见原因？恰好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位聪明干练的研究生菲利普·戈夫，他长期关注有关刻板印象风险的内容，所以很想对上述“实证问题”进行研究，同时他还鼓动我共同关注这个问题，毕竟群体间的冲突可能会让美国社会陷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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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今的美国还处于社会分裂的状态么？当我们对导致美国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孤立的一系列传统因素进行探究时，却发现许多因素已经不如往日那么显著了。就拿美国人的种族观念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态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包容，这种情况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朝着种族多样性的方向发展——从体育界到娱乐圈，从企业高层到美国总统的任职均是如此。媒体镜头下的美国更是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所以我们还能说美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吗？当我和菲利普试图围绕这一问题寻找一些确凿证据时，我们发现在社会群体间和谐相处的表象之下，还是出现了一些裂痕，甚至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并不一定都能简单归结为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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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杂志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在他最新出版的《通往天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普遍性问题。我们美国人正在形成越来越细分、成员身份越来越高度趋同的小群体，并且这些小群体划分的依据都是一些远远不如“种族”特征明显的其他标准。从宏观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对于生活方式和政治偏好的不同追求。布鲁克斯向读者们描述了一趟从城中心的社区出发，一路途经城市近郊、精英社区、移民聚居区，直至抵达城市远郊以及乡村地区的体验之旅。他将这些相对独立的社区称为一座座“文化孤岛”。社区与社区之间即使近在咫尺，各自的居民相互了解也不多。作者对此的原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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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够感知到极其微妙的社会属性差异，并据此塑造自己的生活。在华盛顿特区一带，民主党的律师们倾向于居住在马里兰的郊区，而共和党的律师则选择弗吉尼亚的郊区。如果你建议一位民主党律师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住所搬往弗吉尼亚的大瀑布城（购房成本不变），那么她很可能会一脸愕然，认为你是在鼓动她参与军火和烟草生意。而在曼哈顿，那些定居在商住两用复式空间里的在家办公族也会觉得花同样的价钱去第五大道的公寓里居住简直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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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斯进一步指出，其实美国人的流动性很强——就是说美国人比其他地方的人都更乐于离开故土，迁往哪怕远隔千里的地方。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选择的机会，选择自己的心仪住所，选择属于自己的文化社区。一来二去之间，我们与居住的社区融合得更为紧密，同时也与其他人越来越疏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国家就是由许多相互隔离的个体组成的一个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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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是，有时候这种人际间的隔离现象很难不跟种族问题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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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偶尔也在思考，我们美国人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权运动的重要性。民权运动集社会性与法律性于一身，它所倡导的关于构建种族融合社会的理念几乎包罗万象，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这种价值观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明确地落实在法案中。这都要归功于1954年布朗起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以及最高法院对此做出的终结种族教育隔离的决议。不过就在布朗法案过后不到两年，最高法院的另一项决议则对学区的划分做了相对宽松的规定，体现在将采取反教育隔离措施的最终期限表述为“审慎推进”。1974 年，最高法院否决了试图将所有市区都纳入反教育隔离措施范围的议案。鉴于美国城市的主要布局就是少数族裔聚居在市中心而白人居住在郊区，因此这项否决案将导致反对教育隔离的种种决议在实践中变得不可行，这可能也是自1954年的判决生效后，关于“反对跨区就学”的抗议和诉讼仍然持续不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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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佛民权项目”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学校又开始渐渐恢复到隔离状态。在全国185个招生能力超过25 000名学生的学区中，绝大部分的学区在2000年的种族隔离程度比1986年的时候还要强，而且表现通常都很明显。举例来说，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随着反种族歧视的计划逐渐淡出，2000年该市黑人学生所在学校中白人学生的比例比1986年下降了33%。反种族歧视计划的缺位，使得学校开始变得和赞助它们的社区一样封闭。而社区的种族隔离现象也日趋严重，尤其以白人社区为甚。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美国白人聚集区的白人与黑人之比平均为80比7，而美国黑人聚集区的这一比例是33比51。这一比例无论对市郊还是中心城区的社区都同样适用。如果想要通过调整城市人口结构的方式实现各个社区内种族间的均衡状态，那么就必须对85%的黑人人口进行重新安置。换句话说，种族隔离的历史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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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菲利普认为，上述数据已经回答了我此前提出的背景问题。人际隔离以及其他方面的人际差异仍然是当今美国生活的一大特点。这些差异体现在种族隔离制度上、展现在媒体镜头下，也出现在总统大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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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有人会对此表示不屑：“那又怎样呢？”为什么要对这种隔离的变化趋势如此担忧呢？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如果不同身份群体间的隔离是无害的，为什么不可以听之任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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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格伦·劳瑞在他新出版的著作《解构种族不平等问题》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指出，个体对于群体隔离现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人类属性的假定。有一种假设认为人类拥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可以自由做出选择，而社会对于每个人所提供的机遇也是大致平等的。基于这种假设，可以推出群体间的隔离现象并不会造成太大问题。因为个体的生活状态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选择、决定和天赋等因素，所以何必担心群体间的隔离呢？群体隔离可能会给那些崇尚四海为家的人们带来点不便，但它难以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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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观点也渐渐流传开来，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颇有市场——人类虽然具备自主选择权，但同时也受限于各种社会地位。人们的生活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网等各种参数的集合，出生在肯塔基阿巴拉契亚东部山脉的穷人孩子和芝加哥北郊富人家庭的孩子在获取社会机会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地位不同，能够获取的资源以及由技能、知识、发展机遇、人生转机等各种因素组成的“社会资本”也会大不相同。简言之，群体隔离影响个体地位。当人们因社会阶层、种族或信仰不同而各自抱团或相互隔离时，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和社会资本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正如劳瑞所指出的，“机会总是游走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各个节点”。这种论调得到了大量真实案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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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对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数百位职场人士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工作机会的。结果显示，56%的就业渠道都来自朋友推荐，而通过招聘广告和直接申请的方式获得职位的分别只有19%和20%。近期，又有一位社会学家南希·迪托马索对这种调查做了进一步扩展。她走访了新泽西、俄亥俄以及田纳西州的246位25到55岁的工作者，询问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经历中，有没有哪项工作是熟人介绍的，有没有人在他们的求职过程中帮他们做了内部推荐，以及他们与自己的雇主是否本来就有交情？结果发现，平均来看，单个工作中约有60%到9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经从上述三种情况所代表的一种或多种“社会资本”中受益；总体来看，这种通过“社会资本”得利的情况覆盖了全体受访者的98%。然而大多数的受访者竟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优势。书中原文写道：“许多受访者声称并没有依靠别人的帮助，比如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打工人通过自己父亲的关系进入工会，后来又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但他却表示，‘这是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呢？当然是啊，我这就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谁都没有帮过我，一点儿也没有。’”在总结自己的成功时，我们总会对自己付出的辛劳与汗水念念不忘，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资源网给自己带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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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社会资源的网络与网络之间并不均等。相比较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群体，富裕阶层凭借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往往能享受到更良好的教育、理想的工作以及优质的医疗服务等资源。正如之前提过的，出生在肯塔基阿巴拉契亚东部山脉的穷人孩子和芝加哥北郊富人家庭的孩子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再想想看阿纳托勒·布罗亚德在将自己的身份从黑人转变为白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境遇。造成这些当事人社会地位差异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该网络所能提供的发展机遇、核心知识与技能、关键位置上的人脉等社会资本之间的大相径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看似平常的社交偏好却能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偏好决定了谁能够接触到更优质的关系网，而谁又会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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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格伦·劳瑞的这套逻辑，可以推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人们的日常社交偏好推动了美国社会形成以种族身份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地位——根据种族划分的居住格局、教育资源、朋友圈等。而相比直接的种族歧视来说，这种社交偏好可能会是导致种族不平等的更加重要的原因。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种族歧视已经消失了，而是在强调社交偏好会将黑人群体排斥在对他们有利的人际网络和社会地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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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瑞还列举了一些有关社交偏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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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年满25到34岁的已婚人士中，约有70%的亚裔女性和39%的西班牙裔女性的配偶是白人新教徒，而只有2%的黑人女性的另一半是白人……白人与少数族裔共同参与的教堂集会简直稀奇得足以登上报纸头条。在贫民窟里居住的黑人青少年们受到了严重的文化隔离。学者们发现这群人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他们在语言模式上仍能保持高度的相似性，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低收入的白人群体其实就跟他们毗邻而居，然而这两大群体在说话方式上却大相径庭。膝下无子的白人夫妇哪怕不远万里前往哥伦比亚乃至中国去领养孩子，也对隔壁社区的黑人孤儿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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