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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已经猜到了，这次研究真正的关注点在于白人学生将会如何摆放这几张椅子，尤其是他们会如何安排自己的座位与其他两位黑人学生的座位之间的距离。参与者与每位黑人学生之间的距离其实就是我们评估社交偏好的指标。按照我们的设想，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的座位离得越远（正如在牙医诊所案例中挑选较远的座位一样），相关话题给白人学生带来的不适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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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预估，与两位黑人学生讨论种族形象定性的话题所引发的身份风险，将导致白人学生尽量避免与黑人学生的交流。因此，与搭乘西南航空班机的白人乘客会刻意避开黑人乘客的行为类似，白人学生在预期将要讨论种族话题时，很可能会将自己与黑人学生之间的距离安排得比讨论无风险的情感话题时更远一些。而实验的结果确实如此。预期将要讨论情感话题的白人学生会把三张椅子都摆得比较紧密，不过预期要讨论种族话题的白人学生则会把两位黑人学生的座位靠得很近，而自己的座位则离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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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不过，与陌生人交谈时上手就直奔种族形象定性这种敏感话题，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会有些违和感，也许这才是造成白人学生们将座位远离其他谈话对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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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又招募了另外两组白人男生。同样是安排一组讨论情感话题，另一组讨论种族话题。不过这次两组参与者们通过照片看到的是他们的谈话对象也是两位白人，而非黑人。那么与白人同学一起探讨种族问题总该不会引发多少身份风险了吧。而实验结果也很明显：两组白人男生无论预期自己将讨论哪个话题，都会把三个座位安排得比较紧凑。这就说明了种族话题并不是白人学生试图与黑人学生保持距离的唯一原因。不过，我们怎样才能确定白人学生是出于对坐实“种族主义者”这一刻板印象的担忧才会远离黑人学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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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对白人学生在摆放座椅之前的内心活动进行评估。这次我们沿用了我和约书亚此前采取过的实验方法，也即让白人学生们完成一次填词测试。总共80道填词题目，其中有10道题既可以填成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刻板印象相关的词语，又可以填成完全不相干的词语。比如“种者”既可以填成“种植业者”，又可以填成“种族主义者”。这种测试与罗夏墨迹测验类似，可以评估个人的潜意识状态，而测试的结果也非常有趣——白人学生在预期将与白人学生交谈，或是将与黑人学生讨论情感话题的时候，他们填出的与刻板印象相关词语的数量跟他们摆放座椅的距离没有直接关联；但当白人学生预期将会与黑人学生讨论种族话题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座位摆放得离黑人学生越远，他们在填词测试中填出的刻板印象相关词语的数量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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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说明，在预期将与不同的族群成员谈论种族敏感话题时，白人的潜意识便会被“白人是种族主义者”这种刻板印象所占据。他们越是在意这种刻板印象，便越会努力让自己和黑人学生们保持距离。对于刻板印象的顾虑会驱使他们越躲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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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仍然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回顾一下“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案例，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身份风险还是守旧的偏见呢？这一疑问同样适用于我们眼下所讨论的问题。造成白人学生们在讨论种族话题之前要与黑人学生保持距离的原因究竟是我们所推测的身份风险，还是源自某种偏见呢？可能白人学生对黑人学生抱有的成见越深，他就会与黑人学生保持越远的距离，这既是一种表达偏见的方式，也是在尽量避免自己所持的偏见被轻易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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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又进行了另一次实验。这次实验的内容与第一版的实验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在实验正式开始的24小时前，我们会对所有白人学生的种族偏见程度进行评估。我们利用“现代种族主义调查问卷”评估意识层面，同时用内隐态度测试（IAT）评估潜意识层面。其中IAT 评估的就是当事人对某一特定群体（本案例中即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潜意识或者说内隐态度。这一测试的原理是：我们识别弱关联（比如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和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充其量就是“同一时代的公众人物”）的速度要比识别强关联（比如老牌的喜剧演员劳莱与哈代，这两位是密切合作的搭档，因此关联性很强）的速度缓慢很多。根据这一原理，如果我们的意识将黑人与负面因素（比如黑人与犯罪）关联起来的速度比将黑人与正面因素（比如黑人与成功）关联起来的速度要快，同时对于白人的判断则正好相反的话，那么便说明我们的潜意识已经将黑人更多地与负面因素相关联（IAT测试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和马扎林·贝纳基开发的一项有趣的测试）。由于IAT测试的结果取决于当事人对于电脑屏幕中快速闪现的互动项目做出反应的速度，因此很难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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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偏见评估后，我们的正式实验还是得出了与此前一致的结果。当预期的讨论话题是“种族形象定性”时，白人学生摆放座椅的距离会视谈话对象而定——谈话对象也是白人的话，椅子就摆近一些；如果是黑人，那就把椅子摆远一些（这一轮实验中我们只给白人学生安排了一位谈话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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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对黑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白人学生并不会比没有偏见的人把座位摆得更远——这一结论是建立在“现代种族主义调查问卷”和IAT的双重评估基础上的。偏见并不影响社交距离，这可是一个非常具有启示性的发现。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斯坦福大学里的精英学子们即使对黑人持有偏见，程度也不会太高。不过的确有些白人学生被评估为比一般人抱有的偏见更加深刻，而在摆放座椅的环节中却并未体现出这种差异，这一点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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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座位距离的决定因素与首次开展的实验一致，即白人学生对于坐实白人种族主义者刻板印象的忧虑程度。在两次实验中，我们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即通过填词测试对当事人的忧虑程度进行评估。当白人学生预期自己将要和一位黑人学生一起讨论种族话题时，他会特别担心自己的言论坐实相关的刻板印象，这种担心越是强烈，他会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得离黑人学生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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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远距离对话”的原因并不是种族偏见，而单纯只是由于白人学生担心自己被视作种族主义者。同时这很可能也是导致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如坐针毡的原因，也是一些白人乘客愿意将“西南航空头等舱”的机会让给谢丽尔·卡辛的原因，还是一些白人教师不愿意给学习成绩不佳的少数族裔学生提供辅导的原因。毕竟谁会想要自讨苦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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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风险，是这个国家的厚重历史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渗透。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是历史留给世人的一份遗产，我们常用它来对适配情境下的个体（比如在飞机上与某位黑人乘客邻座，或是与少数族裔学生进行互动等）进行相应的判断。身处相应情境下的白人当然不希望自己被视为刻板印象中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而同样处境下的黑人也不希望自己被误会成刻板印象中那种耍狠好斗而又对偏见极度敏感的形象。无论是在漫长的航行途中，还是在日常的学校餐厅里，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谁都不愿意花费经历去和这些传统眼光作斗争，他们只希望航班顺利抵达，或是好好地饱餐一顿，于是乎，彼此互相回避便成为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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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场合下应对刻板印象的压力，或许就导致了“美国人在跨族群交流时的严重不适”或者说“对更广义的差异性的严重不适”。大卫·布鲁克斯所描述的这种不适感会将每位美国人都驱赶至一个个建立在越来越细分的个体差异基础上的社区里。我们试图构建适合自己的居住区、工作场所以及学校，以尽量避免和外人打交道。然而，随着美国人口多样性的提升，以及对于社会资源公平性的呼声日趋增强，这种“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模式很难长久。天下虽大，却并没有永远的藏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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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和菲利普通过推理得出了一个忧伤的结论——即使一夜之间社会中的各种偏见全都奇迹般地消失了，但人与人之间还是会因为各种刻板印象的压力而保持距离。更加令人糟心的是，美国人往往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便放弃治疗转身离开（正如布鲁克斯指出的，每年都会有16%的美国人选择更换环境），这种秉性，配合上刻板印象的各种压力，只会促使人们在相互疏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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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学会拉近距离：标签随时可能贴在每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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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方的道路看起来昏暗异常，但我和菲利普，以及新加入我们的保罗·戴维斯（前文有过介绍）还是通过不懈的研究寻找到了一束希望之光——在卡罗尔·德韦克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构建起一套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与其他类型的同胞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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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卡罗尔的逻辑，我们推测白人学生在与黑人学生讨论种族话题时之所以可能产生焦虑情绪，是因为他们担心在谈话过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会被认定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因此他们才会试图回避这场讨论。根据这样的原理，我们可以将这种讨论包装成一次学习机会，那么也许就可以拉近对话者之间的距离。学习意味着可以习得各种技巧，而非单纯讨论一成不变的事物，如此一来便可以打消当事人的许多顾虑，从而使得他们愿意和谈话对象坐得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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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根据上次实验的基本流程又进行了一次重演。而这次的不同点在于，在安排白人学生摆放座椅（也即研究人员假装要下楼去招呼黑人学生）之前，研究人员会特地给白人学生一个提示，大致意思是，在讨论种族形象定性话题的时候产生紧张气氛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应当把这种讨论当作一次学习机会——试着在讨论过程中学习如何应对这样的话题，并进一步举一反三，学会如何与持不同观点的人一起探讨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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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上述一番开导之后，白人学生果然在摆放椅子的时候让自己的座位离黑人同学更近了，而这一距离和同一实验中其他讨论安全话题的对照组中的座位距离基本一致。那么他们在摆放椅子之前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填词测试的结果显示，当白人学生怀着学习的目的看待即将进行的讨论时，他们所填出的与种族主义相关的词语数量与不受刻板印象风险影响的对照组填出的数量相比没有明显的增加，这从侧面说明了这些当事人不再担心自己会被视为种族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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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不同族群之间的偏见仍然是导致种族隔离的一大原因。因此，指望着引导人们抱着学习的目的去和其他群体的成员进行交流，从而去消弭所有的偏见，肯定是不太现实的。毕竟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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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的发现还是带来了一些希望。如果是由于身份风险的原因导致了人际关系疏远或不适，导致了同一班机的乘客不愿彼此邻座，导致了白人学生不敢参加少数族裔学生达到临界数量的课程，导致了个别教师不想和少数族裔学生进行交流，等等，那么试着构建起一种“学习导向”的心态，也许会对改善局面有所帮助。如果是以学习为目的，那么犯错就仅仅只是犯错，而并不意味着判定种族主义的实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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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罗尔的观点中发掘出“学习导向”这一理念之前，我们也曾经历过数次有趣的失败。比如，我们曾试图引导当事人对即将进行的讨论充满期待，从而促使他们将座位靠近。我们首先向他们保证，不会对他们在讨论中发表的任何言论进行评价，这样一来他们也许便能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会遭到非议。不过也许是因为他们还不够信任我们，所以对此并不买账，仍然会把椅子摆放得很远。接下来，我们改变了策略，转而宣称观点之间的差异是弥足珍贵的，因此我们非常鼓励在讨论过程中产生更多思想的火花。然而这一招仍然失败了，当事人仍然将椅子摆得很远，有些甚至比之前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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