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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社会致力于攫取财富以及获取利润，因而我们很少看到存在型生存模式的证据，并把占有型模式当作最自然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唯一可取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让人格外难以理解存在型模式的本质，让人觉得占有型模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向。然而，这两种模式的概念都根植于人类的生存经验中，不应也不能以完全抽象、理智的方式来考察它们。两者都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必须具体对待。下文列举了一些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占有和存在的例子，或许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两种生存模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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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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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有型模式进行学习的学生会去听讲座。他们听到一些词语并理解其逻辑结构，尽可能地将它们一字一句地记在活页笔记本上，以便日后记忆从而通过考试。但讲座内容并不会内化为学生个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使其更加丰富和宽广。相反，他们把词语转化为僵死的思想或理论群组储存起来。学生和讲座内容之间没有实质联系，学生只不过成了一系列言论的拥有者。这些言论由他人发表，既可能由他人原创，也可能取自另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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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学习的学生只有一个目的——紧紧抓住“学到的”内容，不管是完全依赖自己的记忆还是认真复习课堂笔记。他们不必创造新的东西。事实上，占有型学习者会因为一门课程的新思想和新观念而感到不安，因为新的东西会质疑他们已经占有的固定的信息整体。的确，对于那些主要以占有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人来说，不能固定下来（或者记录下来）的想法都是令人恐惧的，它们就像所有发展、变化的事物一样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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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存在的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学生来说，学习过程的性质完全不同。首先，他们不会像一张白纸那样去听课程讲座，哪怕是第一节课。他们已经事先思考过讲座会涉及的问题，并且在头脑中形成了自己的疑问。他们思索讲座议题并兴味盎然。他们不会被动接受别人的词语和思想，他们会去聆听，并且听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并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他们听到的内容刺激了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新问题、新想法、新角度在他们头脑中产生。听讲座是个积极活跃的过程。他们带着兴趣聆听，听到了老师的话，并自发做出积极回应。他们不是简单地获取知识，然后回家背诵。每个学生都受到影响并发生变化，每个人都不再是听讲座之前的那个他/她。当然，这种学习模式只有在讲座内容发人深省时才有可能。在存在型模式下，夸夸其谈的讲座不会得到任何回应，学生甚至还是不听为好，不如专注于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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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至少应该简要提及一下“兴趣”一词，它在目前的使用中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但它的本质意义蕴含在其英语词根inter中。拉丁语中“兴趣”一词是interesse，意思是“身处其中”。这种积极的兴趣在中古英语中用词语“to list”（形容词形式listy，副词形式listily）来表达。在现代英语中，“to list”仅用来表达空间意义，如“a ship lists”的意思是“船只倾斜”；只有它的否定形式“listless”（意思是“倦怠的”）还保留这个词原有的心理上的意义。“to list”曾经指的是“积极地追求”、“由衷地感兴趣”。另一个词lust（意为“欲望”）也有同样的词根，但“to list”不是指受欲望驱使，而是指积极自由地产生兴趣并努力追求。“to list”是十四世纪佚名作者在《未知的迷云》中所用的核心词汇之一[伊夫林·昂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编纂]。今天的语言仅保留了这个词的否定意义，这一现象表明了社会精神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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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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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可以发生在占有或是存在型模式下。两种记忆最大的不同是产生的联系不同。占有型模式的记忆是机械的，词与词之间建立联系靠的是不断重复；联系也有可能完全建立在逻辑关系上，比如反义词之间、相似的概念之间，或是时间、空间、大小、颜色关系，抑或处于同一思想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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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下，记忆积极地唤起词语、观点、场景、绘画、音乐，即记起一个数据的同时联想起很多相关数据。在存在型模式的记忆中，联系既非机械的，也不是纯粹逻辑性的，而是鲜活的。当人们搜寻合适的词语时，经过积极地思考和感受，一个又一个概念被激活。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词语“疼痛”或“阿司匹林”跟词语“头疼”联系起来，那我还没有脱离逻辑和传统的轨道。但如果我把词语“压力”或“气愤”与“头疼”相联系了，我就把现象跟可能的后果相联系了，这是我在研究现象后得到的洞见。这后一种记忆本身包含着积极思考。这种活生生的记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自由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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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囤积知识不感兴趣的人发现，他们的记忆要想发挥得好，需要强烈、即时的兴趣。比如，有人会在至关重要的时刻忆起忘记了很长时间的外语词汇。以我自己为例，我的记忆力不算特别好，但当我与一个病人面对面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人格面貌上时，我就能记起曾经分析过他的梦，不管那是两周还是五年前。而在此之前五分钟，冷不丁让我记起他的梦，我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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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模式下的记忆意味着把之前的所见所闻激活。我们可以通过在脑海里浮现曾经见过的人和景色来体验一下这种创造性的记忆方式。我们不会马上想起这个人或景色，我们必须重造它、唤醒它。有时这种记忆并不容易。要想唤起一张脸或一个景致，我们必须曾经足够专注仔细地看过它。一旦这样的记忆被唤起，记忆中的人或景致就会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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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有型模式来记忆一张脸或一个场景，典型的方式就是看照片。照片仅仅能够帮助人们认出一个人或景色，人们对照片的一般反应是“对，就是他”或者“对，我去过那儿”。对大多数人来说，照片变成了异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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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是另一种异化的记忆。通过记笔记，我们占有了那些信息，也就不需要把它们印刻在大脑里。我对自己的占有很自信，但一旦我把笔记本丢了，也就把该记忆的信息丢了。我的记忆能力离我而去，因为我的记忆库以笔记的形式成为外化于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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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要记住的资料非常多，完全不做笔记、不用参考书是不可能的。但是记忆被取代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极不合理的地步。人们很容易通过自身观察到，记录使得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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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发生在商店里。对于两三件商品的总价，今天的售货员很少心算，都会马上使用计算器。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教室里。教师们发现仔细记录讲座中每一句话的学生很可能在理解和记忆上都不如那些依靠理解力从而至少能记住要点的学生。另外，音乐家们发现那些读谱很轻松的人离了乐谱就很难记住音乐。(1)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个以存在型模式来记忆的音乐家，因此记忆力好得惊人。最后一个例子来自我在墨西哥的观察。在那里我发现很多文盲或很少写字的人的记忆力比读写流利的工业国家居民强得多。抛开其他因素，这说明读写能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件好事，尤其当人们仅仅用这种能力去阅读那些使人丧失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东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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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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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两个交谈的例子可以帮我们看到占有和存在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例如，在一场传统辩论中有A和B两个人，分别持有X和Y两种观点。每个人都认同自己的观点。每个人在乎的只是找到更好、更有道理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没有人会指望自己或对手改变观点。每个人都害怕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观点为其所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好像失去自己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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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话不是一场辩论，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都有过这样与人会面的经历：这个人可能很有地位、名望或者气质；抑或我们有求于人，希望获得一份好工作，或是被爱、被赞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有些紧张，并为这个重要的会面做准备。他们事先想好有趣的话题，想象自己该如何开场，有人甚至会规划好整个对话中自己该说什么。或者他们会为自己打气，盘算自己所占有的一切——过去的成功、迷人的个性（或是令人生畏的个性，如果这个形象更有效）、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外表以及行头。简而言之，他们在头脑中掂量自己的价值，并在这番评估之后于接下来的谈话中亮出自己的“货品”。长于此道的人确实会赢得很多人的注意，不过这种关注仅仅部分来自于这个人的表现，更多来自于大众判断力的贫乏。然而，如果这个人不够聪明，他不但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还会显得呆笨、做作和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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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有些人在会谈前不做任何准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来支撑自己。他们的回应是自发而丰富的。他们忘掉自身，忘掉自己的学识和地位。他们的自我不会将他们挡住，正因如此，他们能完全回应对方及其想法。因为不会患得患失，他们更能创造和分享，因此能够产生新的想法。占有型的人依赖他们所占有的东西；存在型的人依靠他们存在着这一事实：他们相信活生生的自己，相信如果放下一切去积极回应，新的东西就会产生。他们在交谈中是活泼的，因为他们不会焦急地盘算自己拥有什么，从而扼杀自己的活力。这种活泼具有感染力，常常会帮助对方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这样一来，交谈不再是商品（信息、知识、地位）交换，而是不在乎对错的对话。双方共同起舞，散场的时候带着喜悦，而不是带着贫乏的胜利感或失败感。（心理分析治疗的关键因素就是治疗师是否能够活跃气氛。如果治疗氛围死气沉沉，再详尽的心理分析解释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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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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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及交谈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阅读，因为阅读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谈。当然，阅读与跟人交谈一样，重要的是读谁的书或者跟谁交谈。阅读一本粗制滥造的小说就像做白日梦，它不会激发积极的回应，小说就像电视剧或是看电视时大口嚼着的薯片一样被囫囵吞下。但优秀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可以在人的心里产生共鸣和积极的回应——即以存在型模式进行阅读。只是也许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以消费的方式，也就是占有型模式来阅读。他们产生了一些兴趣，想知道故事情节，比如主人公是死是活、女主人公有没有失身，他们想知道答案。小说就像是让他们兴奋的前戏，而结局，无论是喜是悲，才是体验的高潮。当他们知道了结局，他们就占有了整个故事，仿佛可以日后在记忆里翻箱倒柜一番。但他们并没有提升自己的知识：他们不懂得书中的人物，没有获得关于人性的深刻见解，也没有更加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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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历史书籍也是如此。人们阅读哲学、历史书籍的方式被所受的教育定型，或者说“变形”更合适。学校致力于为每位学生提供一定的“文化财产”，然后在结束时颁发证书，证明学生至少占有最少量的这种财产。学生学会阅读书籍，为的是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这样“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萨特的。从高中到研究生，不同层次教育的区别仅仅在于学生获得文化财产的多寡，与之对应的大体是学生日后能赚取的物质财富的数量。那些所谓的优秀学生能够精确地复述每一位哲学家的话。他们就像博物馆里经验丰富的导游。他们没有学到这种知识财产之外的东西，不懂得质疑这些哲学家、跟他们对话；没有意识到哲学家们自身的矛盾以及那些他们遗漏或是避而不谈的问题；他们不会区分什么是新的观点，什么只不过是哲学家们不经意间表达的那个时代的“常识”；他们不懂得区分什么时候作家在用头脑说话，什么时候作家的心跟头脑一起说话；他们无法发现作家是真诚还是虚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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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模式的读者常常发现广受赞誉的书籍可能并无价值，或者价值非常有限。他们对书的理解很深刻，有时甚至比作者更透彻，因为作者可能觉得自己写下的所有东西都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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