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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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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可以发生在占有或是存在型模式下。两种记忆最大的不同是产生的联系不同。占有型模式的记忆是机械的，词与词之间建立联系靠的是不断重复；联系也有可能完全建立在逻辑关系上，比如反义词之间、相似的概念之间，或是时间、空间、大小、颜色关系，抑或处于同一思想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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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下，记忆积极地唤起词语、观点、场景、绘画、音乐，即记起一个数据的同时联想起很多相关数据。在存在型模式的记忆中，联系既非机械的，也不是纯粹逻辑性的，而是鲜活的。当人们搜寻合适的词语时，经过积极地思考和感受，一个又一个概念被激活。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词语“疼痛”或“阿司匹林”跟词语“头疼”联系起来，那我还没有脱离逻辑和传统的轨道。但如果我把词语“压力”或“气愤”与“头疼”相联系了，我就把现象跟可能的后果相联系了，这是我在研究现象后得到的洞见。这后一种记忆本身包含着积极思考。这种活生生的记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自由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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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囤积知识不感兴趣的人发现，他们的记忆要想发挥得好，需要强烈、即时的兴趣。比如，有人会在至关重要的时刻忆起忘记了很长时间的外语词汇。以我自己为例，我的记忆力不算特别好，但当我与一个病人面对面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人格面貌上时，我就能记起曾经分析过他的梦，不管那是两周还是五年前。而在此之前五分钟，冷不丁让我记起他的梦，我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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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模式下的记忆意味着把之前的所见所闻激活。我们可以通过在脑海里浮现曾经见过的人和景色来体验一下这种创造性的记忆方式。我们不会马上想起这个人或景色，我们必须重造它、唤醒它。有时这种记忆并不容易。要想唤起一张脸或一个景致，我们必须曾经足够专注仔细地看过它。一旦这样的记忆被唤起，记忆中的人或景致就会栩栩如生，仿佛就在眼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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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有型模式来记忆一张脸或一个场景，典型的方式就是看照片。照片仅仅能够帮助人们认出一个人或景色，人们对照片的一般反应是“对，就是他”或者“对，我去过那儿”。对大多数人来说，照片变成了异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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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是另一种异化的记忆。通过记笔记，我们占有了那些信息，也就不需要把它们印刻在大脑里。我对自己的占有很自信，但一旦我把笔记本丢了，也就把该记忆的信息丢了。我的记忆能力离我而去，因为我的记忆库以笔记的形式成为外化于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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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要记住的资料非常多，完全不做笔记、不用参考书是不可能的。但是记忆被取代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极不合理的地步。人们很容易通过自身观察到，记录使得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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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发生在商店里。对于两三件商品的总价，今天的售货员很少心算，都会马上使用计算器。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教室里。教师们发现仔细记录讲座中每一句话的学生很可能在理解和记忆上都不如那些依靠理解力从而至少能记住要点的学生。另外，音乐家们发现那些读谱很轻松的人离了乐谱就很难记住音乐。(1)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个以存在型模式来记忆的音乐家，因此记忆力好得惊人。最后一个例子来自我在墨西哥的观察。在那里我发现很多文盲或很少写字的人的记忆力比读写流利的工业国家居民强得多。抛开其他因素，这说明读写能力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件好事，尤其当人们仅仅用这种能力去阅读那些使人丧失感受力和想象力的东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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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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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两个交谈的例子可以帮我们看到占有和存在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例如，在一场传统辩论中有A和B两个人，分别持有X和Y两种观点。每个人都认同自己的观点。每个人在乎的只是找到更好、更有道理的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没有人会指望自己或对手改变观点。每个人都害怕改变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观点为其所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好像失去自己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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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谈话不是一场辩论，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都有过这样与人会面的经历：这个人可能很有地位、名望或者气质；抑或我们有求于人，希望获得一份好工作，或是被爱、被赞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有些紧张，并为这个重要的会面做准备。他们事先想好有趣的话题，想象自己该如何开场，有人甚至会规划好整个对话中自己该说什么。或者他们会为自己打气，盘算自己所占有的一切——过去的成功、迷人的个性（或是令人生畏的个性，如果这个形象更有效）、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外表以及行头。简而言之，他们在头脑中掂量自己的价值，并在这番评估之后于接下来的谈话中亮出自己的“货品”。长于此道的人确实会赢得很多人的注意，不过这种关注仅仅部分来自于这个人的表现，更多来自于大众判断力的贫乏。然而，如果这个人不够聪明，他不但不会引起别人的兴趣，还会显得呆笨、做作和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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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有些人在会谈前不做任何准备，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来支撑自己。他们的回应是自发而丰富的。他们忘掉自身，忘掉自己的学识和地位。他们的自我不会将他们挡住，正因如此，他们能完全回应对方及其想法。因为不会患得患失，他们更能创造和分享，因此能够产生新的想法。占有型的人依赖他们所占有的东西；存在型的人依靠他们存在着这一事实：他们相信活生生的自己，相信如果放下一切去积极回应，新的东西就会产生。他们在交谈中是活泼的，因为他们不会焦急地盘算自己拥有什么，从而扼杀自己的活力。这种活泼具有感染力，常常会帮助对方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这样一来，交谈不再是商品（信息、知识、地位）交换，而是不在乎对错的对话。双方共同起舞，散场的时候带着喜悦，而不是带着贫乏的胜利感或失败感。（心理分析治疗的关键因素就是治疗师是否能够活跃气氛。如果治疗氛围死气沉沉，再详尽的心理分析解释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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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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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及交谈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阅读，因为阅读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谈。当然，阅读与跟人交谈一样，重要的是读谁的书或者跟谁交谈。阅读一本粗制滥造的小说就像做白日梦，它不会激发积极的回应，小说就像电视剧或是看电视时大口嚼着的薯片一样被囫囵吞下。但优秀的小说（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可以在人的心里产生共鸣和积极的回应——即以存在型模式进行阅读。只是也许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以消费的方式，也就是占有型模式来阅读。他们产生了一些兴趣，想知道故事情节，比如主人公是死是活、女主人公有没有失身，他们想知道答案。小说就像是让他们兴奋的前戏，而结局，无论是喜是悲，才是体验的高潮。当他们知道了结局，他们就占有了整个故事，仿佛可以日后在记忆里翻箱倒柜一番。但他们并没有提升自己的知识：他们不懂得书中的人物，没有获得关于人性的深刻见解，也没有更加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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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历史书籍也是如此。人们阅读哲学、历史书籍的方式被所受的教育定型，或者说“变形”更合适。学校致力于为每位学生提供一定的“文化财产”，然后在结束时颁发证书，证明学生至少占有最少量的这种财产。学生学会阅读书籍，为的是复述作者的主要思想。学生就是这样“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和萨特的。从高中到研究生，不同层次教育的区别仅仅在于学生获得文化财产的多寡，与之对应的大体是学生日后能赚取的物质财富的数量。那些所谓的优秀学生能够精确地复述每一位哲学家的话。他们就像博物馆里经验丰富的导游。他们没有学到这种知识财产之外的东西，不懂得质疑这些哲学家、跟他们对话；没有意识到哲学家们自身的矛盾以及那些他们遗漏或是避而不谈的问题；他们不会区分什么是新的观点，什么只不过是哲学家们不经意间表达的那个时代的“常识”；他们不懂得区分什么时候作家在用头脑说话，什么时候作家的心跟头脑一起说话；他们无法发现作家是真诚还是虚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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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模式的读者常常发现广受赞誉的书籍可能并无价值，或者价值非常有限。他们对书的理解很深刻，有时甚至比作者更透彻，因为作者可能觉得自己写下的所有东西都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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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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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存在型模式的差别也体现在行使权威上。关键的一点体现在“拥有权威”和“作为权威”的不同。我们几乎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行使过权威。不管愿不愿意，抚养子女的人必须行使权威，这样才能保护孩子免受伤害，才能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建议，告诉他们在不同状况下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父权制社会，女人是男人行使权威的对象。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当中，官僚主义盛行、等级森严，大部分人都在行使权威，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外，他们仅是实施权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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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两种生存模式中权威的理解取决于对“权威”一词的认识。“权威”是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即“合理的”权威和“不合理的”权威。合理的权威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能够帮助倚靠它的人成长。不合理的权威建立在权力基础上，剥削所有屈从于它的人。（我在《逃离自由》一书中讨论了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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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原始的社会，即捕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权威由大家公认的最能胜任工作任务的人来行使。到底什么称得上胜任，取决于具体的环境，但大体上包括经验、智慧、慷慨、技巧、“气场”和勇气。很多这样的部落之中不存在永久的权威，在社会需要的时候权威就会出现。在不同场合中权威也不相同，比如战争、宗教行为、调解纷争。一旦权威赖以成立的这些素质消失或者减弱，权威也就终结了。类似形式的权威可以在很多原始社会中观察到，权威不是建立在体力上，而是建立在譬如经验和智慧这样的素质上。迪尔加多（J. M. R. Delgado）在1967年拿猴子做了一个新颖的实验，发现它们的首领哪怕只是短暂性地丧失让其胜任的素质，它的权威也会马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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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型权威不仅仅建立在履行社会职能所需的个人能力上，也根植于一个达到高度成熟和完善的人的本质之中。这样的人由内而外散发着权威感，根本无需下命令或者进行威胁和贿赂。他们是高度完善的个体，真实地展现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展现着人可以到达的高度，而非仅仅依靠言行。伟大的哲学家们就是这样的权威。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尽管不像大师们一样完美，却存在于各种教育层次和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教育问题的关键。如果父母自己是人格发展完善的人，且安于自己的内心，那么权威教育还是放任教育的争论就不存在了。孩子需要这种存在型的权威，并会对它做出积极的回应。相反，如果对孩子的要求家长自己都做不到，孩子就会对家长的压迫、疏忽或“灌输”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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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与狩猎和采集社会相比，社会形态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让位于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权威。这倒不是说现在的权威一定能力不足，而是说能力不再是权威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君主制权威——君主的能力与素质由基因随机决定，还是心狠手辣的罪犯靠谋杀和阴谋上位；抑或是在现代民主制里，权威由选举产生，依据往往是候选人的面相和投入选举的财力，在这些情况下，能力和权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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