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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与狩猎和采集社会相比，社会形态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让位于以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权威。这倒不是说现在的权威一定能力不足，而是说能力不再是权威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君主制权威——君主的能力与素质由基因随机决定，还是心狠手辣的罪犯靠谋杀和阴谋上位；抑或是在现代民主制里，权威由选举产生，依据往往是候选人的面相和投入选举的财力，在这些情况下，能力和权威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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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以能力为基础的权威也会存在严重问题。一个领导可能在一个领域里有能力，在另一领域却无法胜任。比如有的国家领导人在战争时期能够胜任，在和平时期却能力不足；有的领导可能在事业初期诚实且充满勇气，但渐渐受到权力腐蚀，丢掉了一开始的良好素质；或者年龄和健康问题使领导力恶化。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于一个小部落而言，成员们很容易评判权威行使人的行为；但对于数百万人的社会体系而言就不那么容易了，成员们只能通过公共关系专家打造的候选人的虚拟形象来作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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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领导人丧失能力与素质的原因是什么，在大多数庞大且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权威正在发生异化。权威最初那真实或者宣称的能力转变为制服或者头衔。一旦权威披上恰当的制服或者获得一定的头衔，外在的表示能力的符号就取代了真实的能力和素质。一个国王因为获得了这个象征权威的头衔，也就拥有了权威，尽管他可能是愚蠢、恶劣和邪恶的，即完全不具备成为这一权威的能力。只要他占有这一头衔，他似乎也就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皇帝即使是裸体，人们也会相信他穿着华丽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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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制服和头衔当作实际的能力，这种现象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拥有权威的象征物并从中获益的那些人必须麻痹民众，削弱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批判思维能力，使他们相信虚构的谎言。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明白，政治宣传破坏人们的判断力，陈词滥调使人麻痹屈从。人们会丧失独立性，不再相信亲眼所见和自己的判断，变得麻木不仁。人们相信谎言，对现实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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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知识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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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存在型模式在知识领域里的区别体现在两种表达中：“我占有知识”和“我知道”。占有知识是指获取和保存现有知识（信息）；知道具有功能性，是积极思考的过程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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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存在型模式下知识的性质，可以看看佛陀、希伯来先知们、耶稣、埃克哈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等思想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在他们看来，知识始于我们认识到日常认知具有欺骗性，即我们所勾勒的现实图景并不是真正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没有意识到我们信以为真、以为不证自明的大部分东西不过是在社会生活的暗示下产生的幻象。因此，知识始于击碎幻象，即幻灭。知识意味着穿透表象、追根溯源，看到赤裸裸的现实。“知道”不是占有真相，它意味着透过表面现象积极、批判地朝真相不断努力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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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造性的穿透力在希伯来语中用jadoa一词表达，意为“知道”和“做爱”，即男性性行为的插入动作。佛陀作为“觉悟的人”，呼吁人们觉醒，认识到物欲通向幸福不过是幻觉，应该将自己从这种幻觉中解放出来。希伯来先知们也呼吁人们觉醒，认识到他们崇拜的偶像不过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象。耶稣说：“真相使人自由。”埃克哈特教士多次表达对知识这一概念的理解。当谈到上帝时，他说：“知识是这样一种认识，它剥去所有伪装，不偏不倚，赤裸裸地奔向上帝，直到碰触他并紧握他。”（“赤裸”是埃克哈特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未知的迷云》的佚名作者——最爱用的词汇。）马克思说，人们必须摧毁假象，这样才能创造条件，使这些假象不必存在。弗洛伊德的自我认识概念就是建立在摧毁假象即“理性化”的基础上的，这样才能意识到无意识的现实存在。（作为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弗洛伊德可以说是十八世纪启蒙哲学的革命性人物，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十世纪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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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思想家都关注人类的救赎，都对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对他们而言，知识的目的不是“绝对真实”带来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而是对人类理性的自我确认过程。对于不断求知的人来说，无知跟知识一样都是好的，因为两者都是求知过程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无知跟毫不思索的无知是不同的。在存在型模式中，最好的知识是深刻理解的知识；而在占有型模式中，最好的知识就是越来越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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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们的教育训练人们把知识当作财富一样去占有，以便日后拥有大体相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人们受到的教育至少能满足他们正常工作的需要。除此之外，他们会得到“知识豪华大礼包”以提升他们的价值感，每个礼包的大小与其社会特权基本匹配。学校是生产这些知识礼包的工厂，尽管学校通常宣称要使学生了解人类头脑的最高成就。很多本科院校特别善于培育这些假象。从印度的思想和艺术到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些知识像自助餐一样提供给学生，学生以自发和自由的名义这里挑一点、那里选一些，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个课题，甚至不会读完一整本书。[参阅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对学校系统的缺陷所做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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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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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政治和个人的角度看，信仰的概念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这取决于是在占有型还是存在型模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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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表示拥有一种答案，这个答案是可以被理性地加以证明的。它由他人的看法构成，来源于对他人——通常是对官僚机构——的屈从。因为官僚机构现实的或仅仅是想象中的权力，这样的信仰给人带来确定性。它是加入一大群人的入场券。它免去了人们独立思考、做出决定的大麻烦，使人成为正确信仰的“快乐拥有者”。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给人以确定感，宣称带给人们不可动摇的终极真理。它很容易让人相信，因为那些宣传和捍卫这种信仰的人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力。确实，谁又不愿选择确定性呢？哪怕它要求人们放弃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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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原本象征着我们内心所能体验到的最高价值，却在占有型模式下成为了一尊偶像。在先知们看来，偶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物品，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投射上去，因而削弱了自身。我们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并由于这种屈从，用一种异化的方式与自己交流。当我像占有一件物品一样拥有一个偶像时，由于我们的屈从，它也就同时占有了我。一旦上帝变成偶像，他理应拥有的特质就与我们的个人体验毫不相关，就像政治教条外化于我们那样。我们可以把偶像赞颂为“仁慈的主”，但任何残酷的罪行都有可能在这一名义下发生，因为异化的信仰使人们抱成一团，甚至不会对最惨无人道的行为提出质疑。在占有型模式下，信仰为寻求确定性的人们提供了一副拐杖，他们想要关于生活的答案但又不愿自己去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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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下，信仰的面貌完全不同。离开信仰我们还能生活吗？婴儿难道不会坚信母亲的胸膛？难道我们不该相信他人，相信那些我们爱的人和我们自己吗？难道我们可以对自己坚持的生活准则缺乏信念吗？确实，失去了信仰，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变得贫瘠、绝望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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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下，信仰并不主要是相信某些观念（尽管这种情况也存在），而是一种内在倾向、一种态度。相比说一个人“有信仰”，更好的表达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信仰中”。神学对信仰作了“信仰即所信”和“信仰即相信”的区分，类似于我们对作为内容的信仰和作为行为的信仰的区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和他人充满信念，虔诚的人可以对上帝深信不疑。《旧约》中关于上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对人们可以占有的偶像以及神祇的否定。上帝的概念虽然仿照东方国王的概念而形成，但从一开始就是超验的。上帝不能有名字，也不能有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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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试图使上帝彻底地去偶像化，或者干脆规定禁止对上帝的特性做任何描述，以杜绝偶像化的危险。最激进的是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例如（伪）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塔（Dionysius Areopagita）、《未知的迷云》的佚名作者和埃克哈特教士，他们倾向于把上帝的概念称作“至一”（The One）、抽象的“神格”（The Godhead）、“无－物”（No-thing）的概念，因此也就综合了《吠陀经》（Vedas）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观念。内心深处对自我神性的体验使人们对上帝深信不疑，它是一个积极、持续的自我创造过程；或者如埃克哈特教士所说，这是一个基督永远诞生在我们内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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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深信自己、他人、全人类以及我的自我实现能力，那么这种信念同样暗含一种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是以我自己的体验为基础的，而不是屈服于一个权威，由它来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这种对真理的确定性不能用确凿的证据来理性地加以证明，但我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经验对它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在希伯来语中，emunah（“信仰”）一词的意思是“确定性”，amen（“阿门”）的意思是“确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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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确信一个人的人品，那么只要他活着，我就无法证实这一点。严格来说，即使他到死都保持着高尚的品格，从实证主义的观点看来，仍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他或许就有可能破坏人们之前对他的判断。我的确信是基于我对他人的深入了解，基于我对爱和高尚人性的体验。只有当我在很大程度上抛弃自我中心，在他人身上看到真实的那个他，认识到他的内在力量结构，视他为独立的个体同时又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才能获得对他人的确信。这样我就能知道，一个人有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以及将来会做什么。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可以预言一个人未来全部的行为，而是基本可以判断他的行为走向，因为这基于其根本的性格特征，比如正直和责任心，等等。[具体可参考《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中“作为性格特征的信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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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念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因此是理性的。但这些事实又不是能用通常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方法来确认和“证明”的。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记录”这些事实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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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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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和存在两种模式下，爱也有两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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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占有爱情吗？如果可以，要想拥有、占有和保有它，爱应该是一样东西、一种物质。而事实是，世上并没有一种叫“爱”的东西。“爱”是一种抽象，或许是一位女神或天外来客，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她。事实上，只存在爱的行为。爱是一种积极产出的行动。爱是关心、懂得、回应、确信和欢喜，不论爱的是一个人、一棵树、一幅画还是一个想法。它意味着赋予生命以及增加活力。它是一个自我更新、自我加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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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下的爱意味着约束、限制和控制爱的对象。它使人窒息，让人死气沉沉、喘不过气，是一种杀戮，而非给人活力。被人们称为“爱”的东西大都是对这个词的误用，以掩盖人们不爱的事实。到底有多少父母真正爱孩子，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 Mause）指出，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充斥着父母虐待孩子的记录，涉及范围从身体到心理虐待，到疏于照料，到纯粹受占有欲支配，有的父母甚至是虐待狂。事实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让人认为慈爱的父母是异类而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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