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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下，信仰的面貌完全不同。离开信仰我们还能生活吗？婴儿难道不会坚信母亲的胸膛？难道我们不该相信他人，相信那些我们爱的人和我们自己吗？难道我们可以对自己坚持的生活准则缺乏信念吗？确实，失去了信仰，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变得贫瘠、绝望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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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下，信仰并不主要是相信某些观念（尽管这种情况也存在），而是一种内在倾向、一种态度。相比说一个人“有信仰”，更好的表达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信仰中”。神学对信仰作了“信仰即所信”和“信仰即相信”的区分，类似于我们对作为内容的信仰和作为行为的信仰的区分。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和他人充满信念，虔诚的人可以对上帝深信不疑。《旧约》中关于上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对人们可以占有的偶像以及神祇的否定。上帝的概念虽然仿照东方国王的概念而形成，但从一开始就是超验的。上帝不能有名字，也不能有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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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试图使上帝彻底地去偶像化，或者干脆规定禁止对上帝的特性做任何描述，以杜绝偶像化的危险。最激进的是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例如（伪）狄奥尼修斯·阿雷奥帕吉塔（Dionysius Areopagita）、《未知的迷云》的佚名作者和埃克哈特教士，他们倾向于把上帝的概念称作“至一”（The One）、抽象的“神格”（The Godhead）、“无－物”（No-thing）的概念，因此也就综合了《吠陀经》（Vedas）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观念。内心深处对自我神性的体验使人们对上帝深信不疑，它是一个积极、持续的自我创造过程；或者如埃克哈特教士所说，这是一个基督永远诞生在我们内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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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果深信自己、他人、全人类以及我的自我实现能力，那么这种信念同样暗含一种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是以我自己的体验为基础的，而不是屈服于一个权威，由它来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这种对真理的确定性不能用确凿的证据来理性地加以证明，但我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经验对它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在希伯来语中，emunah（“信仰”）一词的意思是“确定性”，amen（“阿门”）的意思是“确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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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确信一个人的人品，那么只要他活着，我就无法证实这一点。严格来说，即使他到死都保持着高尚的品格，从实证主义的观点看来，仍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他或许就有可能破坏人们之前对他的判断。我的确信是基于我对他人的深入了解，基于我对爱和高尚人性的体验。只有当我在很大程度上抛弃自我中心，在他人身上看到真实的那个他，认识到他的内在力量结构，视他为独立的个体同时又是普遍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才能获得对他人的确信。这样我就能知道，一个人有可能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以及将来会做什么。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可以预言一个人未来全部的行为，而是基本可以判断他的行为走向，因为这基于其根本的性格特征，比如正直和责任心，等等。[具体可参考《自我的追寻》（Man for Himself）中“作为性格特征的信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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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念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因此是理性的。但这些事实又不是能用通常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方法来确认和“证明”的。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只是“记录”这些事实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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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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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和存在两种模式下，爱也有两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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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占有爱情吗？如果可以，要想拥有、占有和保有它，爱应该是一样东西、一种物质。而事实是，世上并没有一种叫“爱”的东西。“爱”是一种抽象，或许是一位女神或天外来客，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她。事实上，只存在爱的行为。爱是一种积极产出的行动。爱是关心、懂得、回应、确信和欢喜，不论爱的是一个人、一棵树、一幅画还是一个想法。它意味着赋予生命以及增加活力。它是一个自我更新、自我加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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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下的爱意味着约束、限制和控制爱的对象。它使人窒息，让人死气沉沉、喘不过气，是一种杀戮，而非给人活力。被人们称为“爱”的东西大都是对这个词的误用，以掩盖人们不爱的事实。到底有多少父母真正爱孩子，这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 Mause）指出，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充斥着父母虐待孩子的记录，涉及范围从身体到心理虐待，到疏于照料，到纯粹受占有欲支配，有的父母甚至是虐待狂。事实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让人认为慈爱的父母是异类而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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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也是一样。不论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还是旧时建立在社会便利和习俗上的传统婚姻，真正互相爱着的夫妻似乎是例外。社会便利、习俗、双方的经济利益、共同抚养子女、互相依赖以及对彼此的憎恨和恐惧，都被人们有意识地当作“爱”来体验，直到有一天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意识到他们并不爱对方，甚至从来没有爱过。今天在这方面可以观察到一些进步，人们变得更加现实和清醒，很多人不再认为相互间的性吸引是爱，或把友好而疏远的团队合作关系当作爱的表现。这种新观念使人们更坦诚，也更加频繁地更换伴侣。这并不一定会导致爱情发生得更频繁，因为新的伴侣可能跟老的伴侣一样，并不爱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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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陷入爱情”演变为“拥有爱情”的幻觉，这一过程可以在情侣爱情发展史的具体细节中观察到。（我在《爱的艺术》中指出，“陷入爱情”的“陷入”一词自相矛盾。因为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人只能“站立”或“行走”在爱情里，而不能“陷入”爱情里，因为这个词带有消极被动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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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爱过程中，双方都对彼此不太确定，都努力讨对方欢心。双方都活泼、迷人、有趣甚至美丽，因为富有生气会美化一个人的面孔。他们都还没有占有对方，因此双方都集中精力于存在，即给与和激发对方。婚姻行为往往将这一情形完全改变。婚姻契约具有排他性，使得夫妻双方独占对方的身体、情感和关怀。他们不再需要讨对方欢心，爱情变成他们占有的财产。双方都不再努力变得可爱，不再激发彼此的爱，开始变得无趣，人也渐渐失去了美丽的光彩。他们感到失望和困惑。他们难道不再是之前的那两个人了吗？难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吗？双方通常都在对方身上寻找变化的原因并感到受了欺骗。他们不明白他们都已不是当初互相爱着彼此的那两个人了，人可以占有爱情这种错误的观念使他们停止了爱。现在，他们不再爱对方，只是安于共同所有人的关系——共同占有金钱、社会地位、房子和子女。因此在一些案例里，婚姻始于爱情基础，而后转化为友好的共同占有关系，成为两个唯我的人汇聚而成的公司——我们称之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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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对夫妇无法克服对爱情的渴望，想要重燃当初的爱恋，其中一方就有可能幻想着寻找一个（或几个）新的伴侣来满足这种渴望。他们感到自己只想拥有爱情。对他们而言，爱情不是存在的表达，而是一位女神，他们愿意屈从于她。这样的爱情必然会失败，因为就像一首法语老歌所唱的，“爱是自由之子”。爱情女神的膜拜者终会变得消极无趣，从而失去之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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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描述并非暗示婚姻不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最佳归宿。问题不在于婚姻本身，而在于夫妻双方那种占有型的生存结构——当然说到底，还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当下社会里有些人提倡群婚、交换伴侣、群体性交等同居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不过是以寻求新刺激的方式来抵抗枯燥。这些人想要更多“爱人”，却无法好好去爱哪怕一个人。这些行为都是在逃避爱情关系里的真正困难。[参阅《人类的破坏性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1973）一书第十章对“使人积极的”刺激和“使人消极的”刺激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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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信息由摩西·布德莫尔博士（Dr. Moshe Budmo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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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三章 《新约》《旧约》以及埃克哈特教士著作中关于占有与存在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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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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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放弃你所占有的，将自己从一切桎梏中解放出来，去自由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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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部落的历史始于上帝对第一位希伯来英雄亚伯拉罕的命令。上帝让他放弃自己的土地和氏族：“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世记》，12：1）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必须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土地和家庭，迁徙到未知的地方去。但是他的后裔们却在崭新的土地上扎根，并发展出了新的氏族。这一过程为他们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桎梏。恰恰由于他们在埃及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陷入了遭受奴役的境地。他们不再信奉上帝——游牧部落祖先们所信仰的唯一的神，转而崇拜起偶像来，让富人们信奉的这些神成为了他们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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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英雄是摩西。他奉上帝的命令去解放他的人民，带领他们离开那片已经成为家园的土地（尽管终归是奴隶的家园），到沙漠里去“庆祝”。怀着不安和疑虑，希伯来人跟随摩西去到了沙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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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是解放的重要象征。沙漠不是家，没有城市，也没有财富，它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只拥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即生活必需品，而非财产。历史地看，《出埃及记》中记载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传统，很有可能这些传统决定了反对非功能性财产的倾向以及对沙漠生活的选择，因为这种生活是在为自由的生活做准备。然而这些历史因素只是强化了沙漠的象征意义——一种无财产负担的自由生活。犹太人节日庆典的一些主要象征物起源于与沙漠的联系。无酵饼是供那些要匆匆离去的人食用的，是居无定所的人的食物。会幕（Suka）是游牧人的家，它类似于帐篷，很容易搭建和拆卸。犹太法典《塔木德》把它定义为“临时住所”，是用来住的，而不是人们占有的“固定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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