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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占有型生存模式决裂是所有真正意义上人的活动的前提。在埃克哈特的伦理体系中，内在的创造性活动是最高美德，而要从事这种创造性活动，首要前提是克服任何形式的恋我和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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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像上帝一样生存》（You Shall Be as Gods，1966）一书中分析了“弥赛亚时代”这一概念。对安息日的讨论也可以在那本书以及《被遗忘的语言》（The Forgotten Language，1951）中的“安息日仪式”一章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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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谢雷纳·芬克提供的关于这一领域的详细信息以及富有成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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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参阅乌茨、席林（O. Schilling）以及舒马赫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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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上引用内容均来自席林的著作。也可参阅他对范尼（K. Farner）和萨默拉德（T. Sommerlad）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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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要更透彻地理解佛教，请阅读向智长老（Nyanaponika Mahatera）的著作，特别是《佛教禅观心要》（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和《通向佛教思想》（Buddhist Thought:Essays from the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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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布莱克尼的英译本中，他用首字母大写的God表示埃克哈特所指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而用小写的god表示埃克哈特所指的《圣经》中创造世界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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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二部分对两种生存模式之根本不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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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170247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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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什么是占有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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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170247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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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得无厌的社会——占有型模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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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私有财产、利润和权力为生存支柱的社会之中，我们的判断不可避免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贪婪地攫取、占有和牟利成了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财产的来源无关紧要，占有财产也不会给财富所有者增加任何义务。总体原则是：“我采取什么办法、从哪里获得财产以及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乃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只要我不违反法律，我的权利就是不受限制的，就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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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财产可以称为私有财产（“私有”在拉丁文中为privare，即“剥夺”），因为财产拥有者是财产唯一的主人，他（或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去剥夺别人对这一财产的使用权或享受权。虽然私人所有制被认为是一个自然和普遍的范畴，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人类历史（包括史前时期），特别是欧洲以外、不以经济为重要生活内容的各种文化，我们就会看到，私人所有制实际上只是特例而非常规。除了私有财产外，还有自己创造的财产，它纯粹是个人自己的劳动成果；限制性财产，即财产受到限制，所有者有义务用它来帮助他人；实用性的或个人的财产，包括劳动工具或享用的物品；共同财产，一个以共同纽带凝聚起来的群体所共享的财产，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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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赖以运转的各种规范也能塑造社会成员的性格（社会性格）。在工业社会中，这些规范包括攫取、保有和增加财产，亦即牟取利润。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被看作上等人，处处受到尊敬和被羡慕。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即资本和生产资料。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人对谋求并保有财产怀有极大的热情，那他们该如何满足或者处理这种热情呢？换言之，他们既然毫无财产可言，那么他们如何能够感到自己是财产所有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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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即使一贫如洗的人也拥有一些东西，他们像资本家珍爱财富那样爱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物品。而且他们也会像大财主一样，成天盘算着如何保住自己已有的一切，并使之不断增多，哪怕只能积累一笔极小的数目（比如这儿省一分钱，那儿省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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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占有物品，而在于占有有血有肉的人。在父权制社会，即使最贫穷阶层中最潦倒的男人也能成为财产所有者——在同他的妻子、孩子、牲畜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主人。至少对父权制社会中的男人来说，拥有许多孩子是占有他人的唯一途径，并且无需通过劳动和投资就能获得所有权。考虑到生孩子的重担完全由妇女承担，无可否认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儿育女是对妇女赤裸裸的剥削。然而，母亲们也有她们自己的所有权，那就是对年幼孩子的占有。这种恶性循环永无止境：丈夫剥削妻子，妻子剥削幼儿，不久后男性青少年就加入成年男子的队伍来剥削妇女，如此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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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权秩序中，男人的霸权已经维持了大约六七千年，如今依然普遍存在于最贫穷的国家或一个社会最贫穷的阶层当中。然而，这种霸权在较为富裕的国家或社会中正慢慢消失——当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似乎就会得到解放。随着旧的父权制对人的占有逐渐瓦解，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较为贫穷的普通百姓又将在何处满足自己谋求、保有和增加财富的渴望呢？答案就在于扩大占有的领域，使之包括朋友、情人、健康、旅游、艺术品、上帝和人的自我。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描绘了一幅中产阶级财迷心窍的绝妙图景：人变成了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上了占有的特点。“个人主义”，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意味着人摆脱了社会的枷锁；就其消极意义而言，则指“个人所有权”，即一个人为获得成功而耗费自己精力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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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我是我们感知财富的最重要的客体，因为它包括许多内容：我们的身体、名誉、社会地位，所有物（包括我们的知识）、我们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我们希望在别人心目中建立的形象。自我成为我们的各种真实特质和虚假特质的混合物，前者包括知识和技能，后者则是我们围绕现实的核心捏造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我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自我被认为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物品，而这一“物品”正是我们身份意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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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财产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对财产依恋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盛行于19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中逐渐式微，今天已很少见了。过去，每个人都十分珍惜和爱护自己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用到不能再用为止。购买物品是“保存式”购买，因此不妨把19世纪的座右铭说成是：“老的东西好！”今天，人们强调的是消费而非保存，购买物品变成了“扔掉式”购买。无论人们买的是一辆汽车、一条裙子还是一个小玩意儿，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厌倦它，迫切希望扔掉“旧”的，去购买最新款。获得短暂的占有和使用扔掉（如果可能，置换成更好的时髦货）重新获得，这构成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恶性循环，所以今天的座右铭可以说是：“新的东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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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消费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或许是私家车。我们的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汽车时代”，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都以汽车制造为中心，我们的全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汽车消费市场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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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拥有汽车的人来说，汽车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对那些还未拥有汽车的人，特别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而言，汽车成了幸福的象征。但是，很显然人们对自己汽车的喜爱并不深厚和持久，只不过是一时喜欢，因为车主经常更换自己的汽车。在使用两年甚至一年后，车主便厌倦了那辆“旧车”，开始四处物色新车，想做成一笔“好交易”。从物色到购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比赛，有时欺骗甚至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而这笔“好交易”本身就像这场竞赛的最后奖品——车道上的那辆新款汽车——一样让人愉快，甚至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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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同自己汽车的财产关系与其对汽车的短暂兴趣之间似乎存在有目共睹的矛盾，为了理解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必须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在车主与汽车的关系中存在去人性化的因素。汽车不再是车主所喜欢的一个具体对象，而是表明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是权力的延伸，成为了一种构建自我的材料。通过购买一辆汽车，车主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新的自我。第二，每两年而非每六年买一辆新车，增加了购买者获得新东西的快感。占有一辆新汽车类似夺取一个女人的贞操，它提升了人的控制感，并且发生得越频繁快感越强烈。第三，频繁地购买汽车意味着做成更多“好交易”，获得更多通过交换牟利的机会，因而今天的男女普遍乐此不疲。第四个重要因素是人们需要体验新的刺激，因为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旧的刺激就显得平淡无味了。我以前对刺激进行过论述[见《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区分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刺激，并作了以下说明：“刺激越是‘被动’，就越需要改变它的强度和（或）类型；而刺激越‘主动’，它就越能长久地维持刺激的特性，也就越没必要改变其强度和内容。”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性格在过去一百五十年发生了变化，即从“囤积型”转变为了“市场型”。这种变化并没有摒弃占有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关于市场型性格的发展见本书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