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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财产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对财产依恋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盛行于19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中逐渐式微，今天已很少见了。过去，每个人都十分珍惜和爱护自己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用到不能再用为止。购买物品是“保存式”购买，因此不妨把19世纪的座右铭说成是：“老的东西好！”今天，人们强调的是消费而非保存，购买物品变成了“扔掉式”购买。无论人们买的是一辆汽车、一条裙子还是一个小玩意儿，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厌倦它，迫切希望扔掉“旧”的，去购买最新款。获得短暂的占有和使用扔掉（如果可能，置换成更好的时髦货）重新获得，这构成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恶性循环，所以今天的座右铭可以说是：“新的东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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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消费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或许是私家车。我们的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汽车时代”，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都以汽车制造为中心，我们的全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汽车消费市场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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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拥有汽车的人来说，汽车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对那些还未拥有汽车的人，特别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而言，汽车成了幸福的象征。但是，很显然人们对自己汽车的喜爱并不深厚和持久，只不过是一时喜欢，因为车主经常更换自己的汽车。在使用两年甚至一年后，车主便厌倦了那辆“旧车”，开始四处物色新车，想做成一笔“好交易”。从物色到购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比赛，有时欺骗甚至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而这笔“好交易”本身就像这场竞赛的最后奖品——车道上的那辆新款汽车——一样让人愉快，甚至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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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同自己汽车的财产关系与其对汽车的短暂兴趣之间似乎存在有目共睹的矛盾，为了理解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必须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在车主与汽车的关系中存在去人性化的因素。汽车不再是车主所喜欢的一个具体对象，而是表明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是权力的延伸，成为了一种构建自我的材料。通过购买一辆汽车，车主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新的自我。第二，每两年而非每六年买一辆新车，增加了购买者获得新东西的快感。占有一辆新汽车类似夺取一个女人的贞操，它提升了人的控制感，并且发生得越频繁快感越强烈。第三，频繁地购买汽车意味着做成更多“好交易”，获得更多通过交换牟利的机会，因而今天的男女普遍乐此不疲。第四个重要因素是人们需要体验新的刺激，因为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旧的刺激就显得平淡无味了。我以前对刺激进行过论述[见《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区分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刺激，并作了以下说明：“刺激越是‘被动’，就越需要改变它的强度和（或）类型；而刺激越‘主动’，它就越能长久地维持刺激的特性，也就越没必要改变其强度和内容。”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性格在过去一百五十年发生了变化，即从“囤积型”转变为了“市场型”。这种变化并没有摒弃占有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关于市场型性格的发展见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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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有权感知同样在别的关系中显现出来，如对外科医生、牙医、律师、老板和工人的态度。人们常说“我的外科医生”、“我的牙医”、“我的工人”，等等。但除了对他人采取这种所有权态度外，人们把无数的客体甚至各种感情也当成所有物对待。以健康和疾病为例，人们在谈论自己的健康状况时也怀有这样一种所有权意识，指出这是“他们的”疾病、“他们的”手术、“他们的”治疗——包括“他们的”饮食以及“他们的”药物。他们很显然把健康和疾病当作了财产，他们同自己不良健康状况之间的所有权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东与其在急剧跌落的市场行情中贬值的股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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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信仰甚至习惯都可以成为所有物。例如，一个每天早晨在同一时间吃同样早餐的人，会因为这一习惯中的稍许变动而感到不适，因为他的习惯变成了某种财产，失去它便意味着自己的安全遭遇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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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生存方式如此普遍，也许很多读者会觉得我的描述太消极、片面了，然而事实如此。我首先描述社会里盛行的态度，为的是呈现给读者一幅清楚明白的现实图景。但有另外一种因素会使这幅图景达到某种平衡，那就是在年轻一代中形成和发展的、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一种态度。在这些年轻人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消费模式，它们不是秘而不宣的贪求和占有，而是体现了真正的乐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且不期待得到任何“持久的”东西作为报偿。这些年轻人长途跋涉，经常遇到艰难险阻，为的是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看自己想看的地方、拜会自己想见的人。至于他们的目的是否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有价值，这无关紧要。尽管他们不够严肃、准备不足，或者不那么专心致志，但这些年轻人敢于去存在，不期望得到什么回报或拥有什么东西。他们虽然往往在哲学和政治上显得天真幼稚，却比年长的一代更加真诚。他们不会为了成为市场上令人满意的“商品”而整天修饰自我，不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不断撒谎来维护自己的形象，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压制真相上。他们经常以自己的诚实给长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长辈们也经常暗自钦佩那些能够看到或说出真相的人。在这些年青人中间，有政治和宗教倾向不同的团体，也有许多人还没有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或信条，他们说自己还在“寻找”。虽然他们还未找到自己，或者尚未找到能指导他们生活实践的目标，但他们在寻求成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占有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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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图景中的这种积极因素是有限的。这批青年人中的许多人（自6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的人数已大大下降）并没有从“离开”的自由前进到“到达”的自由，除了争取摆脱束缚和依赖外，他们只是进行了反抗，却没有试图去寻找前进的目标。他们与自己的中产阶级父母一样，坚持“新的东西好”的座右铭，而对一切传统，包括最伟大人类心灵创造的各种思想，表现出一种近乎恐惧的冷漠态度。本着一种天真的自我陶醉，他们相信凭自己就能发现值得发现的一切。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理想是重新变回孩童，于是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这样的作家便提出了一个方便大家的意识形态，说什么回到儿童时代而不是发展到成熟阶段，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最终目标。只要他们足够年轻，还能保持这种欣快感，他们就会感到幸福；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度过这个时期后感觉极其失望，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坚实的信念，没能于自身树立一个中心。到头来，他们往往成为失望、冷漠的人，或是没有幸福感的破坏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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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满怀希望的人都以失望告终，可惜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数量。就我所知，目前没有有效的统计数据或可靠的估计，即使有，我们也几乎无法肯定如何界定这些人。今天在美国和欧洲，千百万人试图与传统思想、与那些能给他们指明道路的导师建立联系。但大部分学说和导师或带有欺骗性，或被公关宣传需要所腐蚀，或与各方面的头面人物有经济利益或名誉地位的牵连。一些人或许能从这些欺骗性方法中获得切实的益处，而另一些人虽然运用这些方法，但并不真正打算做出内在的改变。不过，我们只有对新的信仰者进行详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知道每一类人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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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估计是，真正想从占有型模式转向存在型模式的年青人（也包括一些年长者）不止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我相信大量群体和个人正在向存在的方向发展，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占有倾向，因而具有历史意义。由少数人来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些少数人的存在给从占有观念到存在观念的整体转变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是切实的，因为促使这些新观念产生的某些因素是不可逆的历史变化：父权社会男人对女人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然崩溃，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权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虽然不少政治革命失败了，但妇女、儿童与性革命却取得了成功，即使它们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些革命的原则已为很多人所接受，旧的意识形态显得越来越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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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170247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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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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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生存模式本质上根源于私有制。在这种生存模式中，至关重要的是我获得财产以及拥有无限权利来维护已获财产。占有型生存模式具有排他性，它不需要我做进一步的努力就能保有财产或把它用于生产。佛陀把这种行为模式叫作“贪欲”，犹太教和基督教称它为“贪婪”，它把每个人和每件东西都变得死气沉沉且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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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某物”这一句型表达了主体“我”（或他、我们、你们、他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的某种永恒性。但是，这种永恒性果真存在于主体或客体中吗？我终会死去，我也有可能失去保证我占有某物的社会地位。客体同样也不是永恒的：它可能被毁坏、被丢失或者失去自身的价值。说我们能永久地占有某物，乃是基于对物质永恒不灭的幻想。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什么都有，但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因为我对客体的占有、占据和支配不过是生活过程中的短暂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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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主体）有某物（客体）”这一陈述是通过我对客体的占有来定义我这个主体。主体并不是我自身，而是我拥有的东西。我的财产构成了我和我的身份。“我是我”这一陈述的言下之意是“我是我因为我拥有X”——X等同于那些我通过权力来控制并永久地占有的自然客体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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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有型模式中，我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生命的。它和我都成了物，我拥有它，因为我具备占有它的力量。但这种关系也可以倒过来讲：它拥有我，因为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即我的理智，是建立在我占有它（以及尽可能多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占有型生存模式并不是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有活力的创造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它使客体和主体都成为物。两者之间是一种僵死的关系，而非有活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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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暴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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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然本性成长是所有生物的共同趋向。因此，我们反抗阻碍我们按自己的内在结构成长的任何企图。要粉碎这种反抗（这种反抗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就必须采取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无生命体通过蕴藏在原子或分子结构内的能量，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抗试图控制其物理构成的外力，但是它们不会反抗被人使用。给生命体施加外力，即迫使我们朝与我们的内在结构相悖、对我们的成长有害的方向发展，这会激起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公开的、有效的、直接的、积极的反抗，抑或间接的、无效的和往往是无意识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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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儿童、青少年以及最终的成年人都无法自由和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以及对爱的期待都受到了限制。人在成长中被迫放弃绝大部分自主、真实的欲望、兴趣以及自己的意愿，转而接受非自主的、由社会思想和感情模式强加给他的意志、欲望和情感。社会以及作为其社会心理单位的家庭，需要解决一个难题：要怎样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而又不使他察觉？通过灌输教条、奖惩机制和意识形态配套这一复杂过程，这项工作大体上圆满完成，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意志是被规约、被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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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压抑人的意志，最困难的是压抑性欲，因为性欲是强烈的本能倾向，不像其他欲望那样易于操纵。因此，相较于其他人类欲望，人们需要更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性欲。对于性行为的诋毁形形色色，无需赘言。性不仅在道德上受到谴责（性是邪恶的），还在健康上被污名化（手淫有害健康）。教会过去禁止计划生育和婚外性生活，至今也仍然坚持这些原则，哪怕谨慎起见我们应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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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因为性欲本身而压制性欲，这一切努力着实让人费解。摧毁人的意志而不是性欲本身，这才是将性污名化的根本原因。许多所谓的原始社会是没有性禁忌的，因为那里既无剥削也无压迫，所以无需摧毁个人意志。他们不必污蔑性欲，可以毫无罪恶感地享受性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社会中，性自由并没有导致对性爱的贪婪；在一系列相对短暂的性关系后，男女双方找到彼此、结为一对，他们不会有交换伴侣的欲望，但当爱情消失，他们可以自由地分手。在这些不以私有财产为导向的群体里，享受性生活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性占有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归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其实即使我们想回去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文明带来的个性化以及人的分化和距离使我们所说的个体的爱与原始社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质。我们无法倒退，只能前进。重要的是，不带占有色彩的新型生存方式会消灭对性的贪欲，而这种贪欲是一切占有型社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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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是独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生初期就已显现（自慰）。对它进行谴责可以击垮孩子的意志，让他（她）有负罪感，从而更加顺从。打破性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叛，本质上是为了重获自由。但这样打破性禁忌并不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反叛似乎会淹没在性满足及其后的罪恶感之中。只有达到内心的独立才有助于得到自由，才能停止徒劳的反叛。这一点对于其他试图以打破禁忌来重获自由的行为也是成立的。实际上，禁忌会引起性狂热和性反常行为，但性狂热和性反常行为不会带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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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反抗行为多种多样，比如不遵守保持干净的训导规则、不吃东西或暴饮暴食、攻击性和虐待行为以及各种自毁行为。反抗通常表现为一种总体上的“消极怠工”——对外界不感兴趣、懒散、被动甚至种种病态的慢性自毁行为。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后果，可参阅谢克特（David E. Schecter）的论文《婴幼儿发展》（Infant Development）。所有数据都表明，对孩子和成人的成长过程进行外界干预是造成精神异常尤其是破坏行为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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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清楚，自由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随心所欲。同其他物种一样，人也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只有在与这一结构相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成长。自由不是指摆脱一切指导原则，而是指按照人的存在结构法则来成长（自主约束）。也就是说，要服从那些能保证人最优发展的法则。凡是能促进人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权威都是“合理的权威”，促进的途径包括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发展批判思维能力和增强对生活的信念。如果只是为了维护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而把他律的规范强加给孩子，那这种权威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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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生存方式和以财富、利润为中心的人生态度必然会产生对权力的渴望和需求。要控制他人，就必须用权力来粉碎他们的反抗。要维持对私有财产的控制，就必须用权力来保护它免遭与我们同样贪婪之人的抢夺。占有私人财产的欲望会唤起人们使用暴力公开或秘密地掠夺他人的欲望。在占有型模式中，人们的幸福就在于高人一等、在于拥有权力，并且归根结底在于征服、掠夺和杀戮的能力。而在存在型生存模式中，幸福在于爱、分享和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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