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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然本性成长是所有生物的共同趋向。因此，我们反抗阻碍我们按自己的内在结构成长的任何企图。要粉碎这种反抗（这种反抗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就必须采取身体和精神上的暴力。无生命体通过蕴藏在原子或分子结构内的能量，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抗试图控制其物理构成的外力，但是它们不会反抗被人使用。给生命体施加外力，即迫使我们朝与我们的内在结构相悖、对我们的成长有害的方向发展，这会激起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公开的、有效的、直接的、积极的反抗，抑或间接的、无效的和往往是无意识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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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儿童、青少年以及最终的成年人都无法自由和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以及对爱的期待都受到了限制。人在成长中被迫放弃绝大部分自主、真实的欲望、兴趣以及自己的意愿，转而接受非自主的、由社会思想和感情模式强加给他的意志、欲望和情感。社会以及作为其社会心理单位的家庭，需要解决一个难题：要怎样摧毁一个人的意志而又不使他察觉？通过灌输教条、奖惩机制和意识形态配套这一复杂过程，这项工作大体上圆满完成，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意志是被规约、被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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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压抑人的意志，最困难的是压抑性欲，因为性欲是强烈的本能倾向，不像其他欲望那样易于操纵。因此，相较于其他人类欲望，人们需要更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性欲。对于性行为的诋毁形形色色，无需赘言。性不仅在道德上受到谴责（性是邪恶的），还在健康上被污名化（手淫有害健康）。教会过去禁止计划生育和婚外性生活，至今也仍然坚持这些原则，哪怕谨慎起见我们应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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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因为性欲本身而压制性欲，这一切努力着实让人费解。摧毁人的意志而不是性欲本身，这才是将性污名化的根本原因。许多所谓的原始社会是没有性禁忌的，因为那里既无剥削也无压迫，所以无需摧毁个人意志。他们不必污蔑性欲，可以毫无罪恶感地享受性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社会中，性自由并没有导致对性爱的贪婪；在一系列相对短暂的性关系后，男女双方找到彼此、结为一对，他们不会有交换伴侣的欲望，但当爱情消失，他们可以自由地分手。在这些不以私有财产为导向的群体里，享受性生活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性占有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归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其实即使我们想回去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因为文明带来的个性化以及人的分化和距离使我们所说的个体的爱与原始社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质。我们无法倒退，只能前进。重要的是，不带占有色彩的新型生存方式会消灭对性的贪欲，而这种贪欲是一切占有型社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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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是独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生初期就已显现（自慰）。对它进行谴责可以击垮孩子的意志，让他（她）有负罪感，从而更加顺从。打破性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反叛，本质上是为了重获自由。但这样打破性禁忌并不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反叛似乎会淹没在性满足及其后的罪恶感之中。只有达到内心的独立才有助于得到自由，才能停止徒劳的反叛。这一点对于其他试图以打破禁忌来重获自由的行为也是成立的。实际上，禁忌会引起性狂热和性反常行为，但性狂热和性反常行为不会带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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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反抗行为多种多样，比如不遵守保持干净的训导规则、不吃东西或暴饮暴食、攻击性和虐待行为以及各种自毁行为。反抗通常表现为一种总体上的“消极怠工”——对外界不感兴趣、懒散、被动甚至种种病态的慢性自毁行为。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后果，可参阅谢克特（David E. Schecter）的论文《婴幼儿发展》（Infant Development）。所有数据都表明，对孩子和成人的成长过程进行外界干预是造成精神异常尤其是破坏行为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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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清楚，自由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随心所欲。同其他物种一样，人也有其特殊的内在结构，只有在与这一结构相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成长。自由不是指摆脱一切指导原则，而是指按照人的存在结构法则来成长（自主约束）。也就是说，要服从那些能保证人最优发展的法则。凡是能促进人们达到这一目标的权威都是“合理的权威”，促进的途径包括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发展批判思维能力和增强对生活的信念。如果只是为了维护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发展而把他律的规范强加给孩子，那这种权威就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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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生存方式和以财富、利润为中心的人生态度必然会产生对权力的渴望和需求。要控制他人，就必须用权力来粉碎他们的反抗。要维持对私有财产的控制，就必须用权力来保护它免遭与我们同样贪婪之人的抢夺。占有私人财产的欲望会唤起人们使用暴力公开或秘密地掠夺他人的欲望。在占有型模式中，人们的幸福就在于高人一等、在于拥有权力，并且归根结底在于征服、掠夺和杀戮的能力。而在存在型生存模式中，幸福在于爱、分享和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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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占有型模式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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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强化占有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名字——我们都有名字（如果当前这种去人性化潮流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有一个编号）——会给人一种幻觉，似乎这个人永远不会死。名字成了人的等价物，表明人是永存不灭的实体而非一个过程。普通名词也有同样的功能，比如爱情、骄傲、仇恨、快乐这些名词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是固定的实体；但这些名词背后并没有实在的东西，它们只能遮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这些都是我们人所经历的过程。甚至一些用来表示物体的名词，如“桌子”、“灯”，也会产生误导。这些名词暗示我们所说的都是一成不变的实体，而实际上这些物体不过是在我们身体里引起某些感官反应的能量转换过程。但这些感官反应并不是对像桌子和灯这样具体实物的知觉。这些知觉是文化学习过程的结果，这一学习过程使某些感觉获得了一定的知觉形式。我们天真地以为，桌子和灯这样的物体就是这样存在着的。我们没有意识到，是社会教会了我们把身体上的感觉转变为知觉，从而使我们能够掌控周围的世界，以便在特定的文化中生存。一旦我们为这些知觉命名，这个名字似乎就保障了知觉成为最终和不变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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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求生欲是占有需求的另一个基础。无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的身体驱使我们努力追求永生。尽管经验告诉我们，人终有一死，但我们仍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使我们无视经验证据，相信我们可以永生。这一意愿有多种表现形式：古代埃及的法老们相信他们埋葬在金字塔里的身体是永生的；一些早期狩猎社会关于死后生活的宗教幻想，比如幸福地生活在美好的狩猎场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天堂。从十八世纪开始，在当代社会里“历史”和“未来”成为基督教天堂的替代品，名誉、声望哪怕是恶名都能构成一点点永生不朽，只要能确保出现在历史书的脚注里。对名望的渴求不仅仅是一种世俗的虚荣，对于那些不再相信传统的来世观念的人来说，这种追求拥有宗教信仰的特质。（这在政治领导人当中尤为明显。）媒体宣传为不朽铺平了道路，公关从业者成了新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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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或许占有财产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满足人们永生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占有倾向如此强大有力。假如我的自我由我的所有物构成，那么只要我的所有物不毁坏，我就是不死的。从古埃及到今天，从将尸体制成木乃伊从而获得肉体上的永存，到通过遗嘱得到心理上的永存，人们超越了肉体和心理的时限继续活着。凭借遗嘱的法定权利，我为下几代人规定好了怎样处置我的财产。只要我是资本所有者，我就能通过继承法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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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和肛门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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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占有型生存模式，可以借鉴弗洛伊德的一个伟大发现——所有的孩子在经过一个纯粹的消极感受期之后，接着便是具有攻击性的主动感受期；而在他们达到成熟期之前，都必须经历一个他称为“肛欲期”的时期。弗洛伊德发现，这一时期常常在人的整个人格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导致肛门性格的形成。其特征是人将主要精力用于占有、节省和储存金钱、物品以及情感、姿态、言语和精力。这种性格在吝啬的人身上可以看到，它通常与过度的整洁、准时和顽固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钱与排泄物——金子与尘土——的象征性关系，就此他举了许多例子。肛门性格是不成熟的性格，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尖锐批判。在这个社会当中，肛门性格的主要特征成为了道德行为的规范，并被看作“人性”的表达。弗洛伊德在金钱与排泄物之间画等号，隐含着（尽管是无意的）对资产阶级社会运转方式及其占有欲的批判，可以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金钱的论述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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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性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发挥着首要作用，而性格形成是次生的，但在其著作的上下文中这种观点无关紧要（尽管在我看来，性格的形成取决于人生初期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对性格形成有影响的社会条件）。重要的是，弗洛伊德认为占有取向占主导地位发生在人完全成熟之前那一阶段，如果这个阶段一直持续下去就是病态的。换言之，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人只注重占有和谋取财富，那就是有精神和心理疾病。由此我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大部分成员都是肛门性格，那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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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主义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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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道德和政治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占有还是不占有？在道德和宗教层面上，这意味着选择禁欲的生活方式还是非禁欲的生活方式，后者既包括创造性的快乐也包括无限的享乐。如果我们不把着眼点放在某一具体行为上，而是放在作为这一行为基础的态度上，这种选择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禁欲行为执着于戒绝享乐，也许只是否认对占有和消费的强烈欲望。禁欲者虽然能压制欲望，但在压制占有和消费欲望的过程中，这些欲望反而挥之不去。精神分析资料表明，这种否认常常伴随过度补偿的现象，比如狂热的素食主义者努力压制自己的破坏性冲动；狂热的反堕胎人士抑制着自己谋杀的念头；那些高举“美德”旗帜的狂热分子压抑着自己的“罪孽”冲动。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信念本身，而是支撑这种信念的狂热。我们不禁怀疑，跟所有狂热类似，这种狂热是否往往掩盖着与之对立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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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那种在收入问题上要么选择无限制的不平等，要么要求绝对平等的做法同样也是错误的。如果每个人的所有物只为满足功能上的和个人的需要，那么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多拥有一些东西并不会构成社会问题，因为既然财产不是关键的，也就不会引起嫉妒。而那些以为绝对地平分一切物品就是公平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强烈的占有取向，他们只是通过一味地要求完全平等而掩盖这一点。藏在这一要求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妒忌。一个人如果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比他拥有得多，那他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妒忌之苦，因为任何人只要比他多得一丁点儿，他就会产生妒忌。问题的关键在于根除奢侈和贫困。平等的意思不是说在数量上均分每一小块物品，而是说收入差距不会大到使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生活体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原始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概念指出过这一点，说这样的共产主义“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并且“是这种妒忌以及在预想的最低物质标准基础上大搞平均化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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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型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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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占有型生存方式，我们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界定，认识到生存型占有（existential having）的作用。因为人的生存要求我们必须要拥有、保存、维护和使用某些物品才能够存活下去。这包括我们的身体、食物、住所、衣服以及为满足生存所需的必要生产工具。这种占有形式可以被称为生存型占有，因为它植根于人类生存。这是一种以努力存活为目的冲动，由理性加以引导。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性格型占有（characterological having）大为不同。性格型占有是保留和保存物品的强烈欲望，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看起来仿佛是生理本能，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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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型占有不会与存在发生冲突，而性格型占有必定与存在发生冲突。哪怕我们眼中“正直的”和“神圣的”人，只要他们是人，就必然需要进行生存意义上的占有；而一般人占有物品则既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性格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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