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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人们通常认为一个正常、能适应社会的公民，其基于常识的观点是理性的，无需进行深入分析。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有意识的动机、思想和信念不过是虚假信息、偏见、非理性的激情、自我合理化以及成见的混合物，只有很小一部分真理掺杂其间，给人以假象，让人误以为整个混合物是真实可靠的。这种思维过程试图按照逻辑和看似可信的规则来组织这一整堆垃圾般的错觉。人们以为，意识的这一层面反映实在，并且这就是我们用以组织生活的蓝图。这张虚假的蓝图没有被压抑，被压抑的乃是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真实的认识。假如我们要问：什么是无意识？答案必然是这样的：除了非理性的激情，几乎一切对现实的认识都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基本上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催生各种非理性的情感，并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不同的虚构假象，从而迫使真实成为人们自以为的理性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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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事实受到压制当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了解事实，却压制了这种认识；换言之，“无意识的认识”是存在的。依据我对自己和他人所做的精神分析的经验，上述说法确实是正确的。我们认知现实，并且不得不认知现实。正如当我们面对现实时，我们的感官会被调动起来去看、去听、去嗅、去触摸一样，我们的理智会被用来识别现实，即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认清事实。我指的当然不是需要科学的工具或方法才能把握的那部分现实，我指的是通过全神贯注地“观看”可以识别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现实。当我们遇见了一个危险人物，或者当我们遇见了一位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我们自己会知道；当我们被骗、被剥削或被愚弄了，或者我们自欺欺人了，我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几乎了解关于人的行为所必须了解的一切，正如我们的祖先对星星的运行了如指掌一样。但是，尽管他们意识得到自己的知识并加以运用，他们却立刻压抑了自己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一旦进入意识层面，就会把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并且如我们说服自己的那样，生活就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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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一论断的证据，它存在于许多梦境中。在梦中我们表现出对他人和自身本质的深刻认识，而在白天我们完全不可能获得这种认识。（我的《被遗忘的语言》一书已经举例说明了这种“洞见之梦”。）证据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反应中。我们会突然对某人有了全新的认识，紧接着又感到似乎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认识的。当令人痛苦的真相即将浮现并给人造成威胁时，在抗拒现象中会找到证据，如在口误、表述不当、精神恍惚或是像在戏剧旁白中一个人说了些什么话，这些话同他一贯公开宣称的想法完全相反，而过一会儿他似乎又忘记了这个旁白。事实上，我们花费很多精力来向我们自己隐瞒已有的认识，这种对认识的压抑程度极高。犹太法典中的一则传说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这种压制事实的观点：当一个孩子出生时，天使便触摸一下他的额头，让这个孩子自出生那刻起，就忘掉对事实的认识。假如这个孩子忘不掉的话，生活对他来说将是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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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的主要论点：“存在”指的是真实，它与虚假、虚幻的图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扩大存在领域的努力都意味着增强对自我、对他人、对周围世界之现实的洞察力。透过表象洞察现实乃是通向存在的道路——这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它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没有它，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主要伦理目标——消除贪婪和仇恨，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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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分享及牺牲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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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人们以为占有型生存方式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因而无法改变。这一想法同样体现在这样的论断中：人基本上都是懒惰的，本性就是被动的，他们不愿意工作或做任何事，除非被物质激励或饥饿驱使，抑或害怕受到惩罚。人们对这种论断深信不疑，它决定着我们的教育和工作方法。但是，通过把迎合人性的需要这一点归咎于社会组织，它只不过希望证明我们社会组织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当中，对于其社会成员而言，人的本性是自私和懒惰的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就像与之相反的观念在我们听来是荒谬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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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都潜在于人性之中，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求生本能会推动占有型模式的发展，但自私和懒惰并不是人所固有的唯一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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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生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的欲望：想要表现自己的才能，积极主动，与他人建立联系，逃避自私的樊笼。有大量证据证明上述说法的正确性，证据多得简直可以写一大本书。赫布（D. O. Hebb）高度概括地阐明了问题的症结。他指出，唯一的关于行为的问题是去解释人何以会有惰性，而不是去解释人何以会有主动性。下面是支持他这一概括性论点的证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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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物行为方面的证据。实验和直接观察表明，许多物种都能在完成困难的任务时感到愉悦，哪怕没有任何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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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经生理学的实验证明神经细胞具有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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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婴儿的行为。最近的研究表明，婴儿也具有对复杂的刺激做出积极反应的能力和需求。这一发现恰恰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把外部刺激当作一种威胁，会调动自身的侵略性以消除这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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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行为。许多研究表明，少年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惰性乃是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学习资料太枯燥死板，无法激发他们真正的兴趣；倘若能消除压力和枯燥，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学习资料，就可以大大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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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动行为。梅奥（E. Mayo）的经典实验表明，只要工人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实验是由一位精力充沛的天才人物所指导的，并且这个人有能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参与度，那么即便是枯燥乏味的工作也变得趣味盎然。欧洲和美国一些工厂中的情况同样如此。管理人员常常对工人抱有成见，认为工人对积极参与工作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因此相比员工参与度，分享利润才是激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虽然就管理人员所提出的工作方法而言，他们的这些看法并没有错，但经验表明——并且不少管理人员也开始相信——一旦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主动性，被赋予责任并透彻了解其工作角色，那么先前漠不关心的工人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并显示出高度的创造性、主动性、想象力和工作满足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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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证据。人们不愿做出任何牺牲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宣布，他必须有求于英国人的是鲜血、汗水和眼泪。他没有阻止英国人，而是激发他们深植于心中的勇于牺牲和献身的人道主义愿望。从英国人（以及德国人和苏联人）对交战国野蛮轰炸人口聚集地所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共同的苦难不但不会削弱人们的精神力量，反而能增强他们的反抗，并且证明那些认为恐怖轰炸会瓦解对方士气、结束战争的人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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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战争和苦难比和平时期的生活更能激发人们的牺牲精神，而和平时期大抵只能助长人的自私心理，这种关于我们文明的评论是可悲的。庆幸的是，在和平时期的一些情况下，人在个人行为中也表现出对献身和团结的追求。工人罢工就是这种非暴力行为的例子，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但与此同时他们冒着危险、忍受巨大的困难，为的是获得尊严以及体验团结一致带来的满足感。罢工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宗教”现象。虽然这样的罢工今天也在发生，但现在绝大多数的罢工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尽管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举行的罢工近来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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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可以在从事某些职业的人群，如护士、医生、僧侣和修女那儿发现人的献身和分享需求以及甘愿为他人牺牲的精神。虽然很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不过是嘴上说说帮助他人、奉献自己这样的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发现许多世纪以来，这些同样的需要在很多团体中得到了证实和体现，无论它们是宗教团体、社会主义者团体抑或人道主义者团体。我们在那些自愿无偿献血的人身上，在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另一个人的情境中，看到这种奉献的愿望。在心中充满真正的爱的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奉献的意愿。“虚假的爱”即共同谋取私利，它使人们更加自私（情况往往的确如此）。真正的爱能增强人们爱的能力以及为他人奉献的能力。一个真正爱着的人通过爱一个具体的人而爱上整个世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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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我们发现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容忍他们富裕的家庭中随处可见的奢侈和自私行为。他们的长辈希望孩子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他们却与长辈的期望完全相反，竭力反叛那种僵死、隔绝的生活。因为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并不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想要的正是他们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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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关于这样的人，绝佳例子是罗马帝国的富家子女，他们拥抱贫穷和爱的宗教。另一个例子是佛陀，他是一个王子，尽可寻欢作乐、享受荣华富贵，却发现了占有和消费会引起不幸和苦难。更近一些（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例子是俄国上层阶级的子女，即民粹派（Narodniki）。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生来就过着的那种游手好闲和不公道的生活，于是离开他们的家庭，到贫苦的农民中去，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国革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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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富家子弟中间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他们认为在富裕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乏味并且毫无意义。不仅如此，他们不能容忍这个世界对穷人冷漠无情，不能接受利己主义导致核战争。因此，他们离开家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但仍然无法感到满意，因为似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努力有成功的可能。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是最富有理想和最敏感的年青一代，但现在由于缺乏传统观念、不够成熟以及缺乏经验和政治智慧，他们陷入失望之中，自恋地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各种可能性，并试图通过暴力来取得不可能的结果。他们组成所谓的革命团体，希望通过恐怖和破坏来拯救世界，却没有看到他们只是助长了暴力和非人道的普遍倾向。他们失去了爱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牺牲自己的愿望。（自我牺牲通常是那些渴望去爱的人所采取的行动。但这些人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以为只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能最大限度地体验到爱。）然而，这些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完全不同于内心充满爱的殉道士。这些殉道士渴望活着，因为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只是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选择死亡的道路。今天这些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既遭受谴责，同时又是控诉者。这一点体现在，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变得如此孤立无助，以至于不得不把毁灭和幻想当作是摆脱失望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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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渴望同他人联合起来，这种欲望根植于人类特有的生存状况中，也是人类行为最强大的动力之一。我们人类一方面将本能的决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发展理性，因此失去了与大自然原有的同一性。为了不使自己感到完全孤立——事实上，这会使我们沦落到精神错乱的境地——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统一：与同胞、与大自然统一。人渴望同他人建立联结，这种需要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与母亲、偶像、部落、国家、阶级、宗教、同业者以及职业团体的共生关系。当然，这些联结往往相互交叠，并以一种狂热的形式出现，比如它存在于某些教派成员或滥用私刑的暴徒中间，以及体现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的歇斯底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一次最激烈的狂热“联合”。人们为了加入这个大写的“我们”的队伍，竟在一夜之间放弃了自己一直信仰的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家们也抛弃了他们一直以来在客观性、批判性思维和公正性方面所接受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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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联结的欲望既表现在最低级的行为中（如虐待和破坏行为），也表现为最高尚的行为——为了理想和信念团结一致。这也是人需要适应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人害怕被社会抛弃多于害怕死亡。对每一个社会来说，关键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它培育和推进哪一种联结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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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似乎表明，两种倾向在人们身上都存在——一种是占有的倾向，其力量说到底来源于人的求生欲这一生物因素；另一种是存在，即分享、奉献和牺牲的倾向，其力量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特殊境况，以及通过与他人联合来克服孤独的内在需求。从每一个人所具有的这两种矛盾的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结构、价值体系和规范决定着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有些文化助长占有欲从而助长占有型生存方式，它们根植于一种人类潜能；而有些文化培育存在型生存方式以及分享的精神，它们植根于另一种人类潜能。我们必须决定要培养两种潜能中的哪一种，但要意识到我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它使我们倾向于做出这种或那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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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在群体行为领域的观察，我认为表现出根深蒂固、一成不变的占有或存在型特征的极端群体只是少数，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两种可能性都是真实的，究竟哪种可能性占上风、哪种受到压制，则取决于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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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设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矛盾。精神分析学认为，环境只能在人的婴幼儿时期对人的个性发展产生本质影响，在那以后人的性格便固定下来，很难再被外部事件改变。这一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为人接受，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基本状况延续到了绝大多数人后来的生活中，因为一般来讲，同样的社会条件继续存在。但是大量实例表明，环境的急剧变化会导致行为的根本改变，例如当消极的力量被遏制而积极的力量发展壮大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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