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78860
2.神经生理学的实验证明神经细胞具有能动性。
1702478861
1702478862
3.婴儿的行为。最近的研究表明，婴儿也具有对复杂的刺激做出积极反应的能力和需求。这一发现恰恰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反。弗洛伊德认为，婴儿把外部刺激当作一种威胁，会调动自身的侵略性以消除这一威胁。
1702478863
1702478864
4.学习行为。许多研究表明，少年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惰性乃是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学习资料太枯燥死板，无法激发他们真正的兴趣；倘若能消除压力和枯燥，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现学习资料，就可以大大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702478865
1702478866
5.劳动行为。梅奥（E. Mayo）的经典实验表明，只要工人知道他们所从事的实验是由一位精力充沛的天才人物所指导的，并且这个人有能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参与度，那么即便是枯燥乏味的工作也变得趣味盎然。欧洲和美国一些工厂中的情况同样如此。管理人员常常对工人抱有成见，认为工人对积极参与工作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因此相比员工参与度，分享利润才是激励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虽然就管理人员所提出的工作方法而言，他们的这些看法并没有错，但经验表明——并且不少管理人员也开始相信——一旦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主动性，被赋予责任并透彻了解其工作角色，那么先前漠不关心的工人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并显示出高度的创造性、主动性、想象力和工作满足感。(5)
1702478867
1702478868
6.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证据。人们不愿做出任何牺牲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宣布，他必须有求于英国人的是鲜血、汗水和眼泪。他没有阻止英国人，而是激发他们深植于心中的勇于牺牲和献身的人道主义愿望。从英国人（以及德国人和苏联人）对交战国野蛮轰炸人口聚集地所做出的反应可以看出，共同的苦难不但不会削弱人们的精神力量，反而能增强他们的反抗，并且证明那些认为恐怖轰炸会瓦解对方士气、结束战争的人是错误的。
1702478869
1702478870
若说战争和苦难比和平时期的生活更能激发人们的牺牲精神，而和平时期大抵只能助长人的自私心理，这种关于我们文明的评论是可悲的。庆幸的是，在和平时期的一些情况下，人在个人行为中也表现出对献身和团结的追求。工人罢工就是这种非暴力行为的例子，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但与此同时他们冒着危险、忍受巨大的困难，为的是获得尊严以及体验团结一致带来的满足感。罢工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宗教”现象。虽然这样的罢工今天也在发生，但现在绝大多数的罢工都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尽管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举行的罢工近来有所增加。
1702478871
1702478872
我们仍然可以在从事某些职业的人群，如护士、医生、僧侣和修女那儿发现人的献身和分享需求以及甘愿为他人牺牲的精神。虽然很多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不过是嘴上说说帮助他人、奉献自己这样的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发现许多世纪以来，这些同样的需要在很多团体中得到了证实和体现，无论它们是宗教团体、社会主义者团体抑或人道主义者团体。我们在那些自愿无偿献血的人身上，在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另一个人的情境中，看到这种奉献的愿望。在心中充满真正的爱的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奉献的意愿。“虚假的爱”即共同谋取私利，它使人们更加自私（情况往往的确如此）。真正的爱能增强人们爱的能力以及为他人奉献的能力。一个真正爱着的人通过爱一个具体的人而爱上整个世界。(6)
1702478873
1702478874
反过来说，我们发现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容忍他们富裕的家庭中随处可见的奢侈和自私行为。他们的长辈希望孩子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他们却与长辈的期望完全相反，竭力反叛那种僵死、隔绝的生活。因为事实上，这些年轻人并不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想要的正是他们没有的。
1702478875
1702478876
历史上关于这样的人，绝佳例子是罗马帝国的富家子女，他们拥抱贫穷和爱的宗教。另一个例子是佛陀，他是一个王子，尽可寻欢作乐、享受荣华富贵，却发现了占有和消费会引起不幸和苦难。更近一些（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例子是俄国上层阶级的子女，即民粹派（Narodniki）。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生来就过着的那种游手好闲和不公道的生活，于是离开他们的家庭，到贫苦的农民中去，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俄国革命的基础。
1702478877
1702478878
在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富家子弟中间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他们认为在富裕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乏味并且毫无意义。不仅如此，他们不能容忍这个世界对穷人冷漠无情，不能接受利己主义导致核战争。因此，他们离开家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但仍然无法感到满意，因为似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努力有成功的可能。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开始是最富有理想和最敏感的年青一代，但现在由于缺乏传统观念、不够成熟以及缺乏经验和政治智慧，他们陷入失望之中，自恋地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各种可能性，并试图通过暴力来取得不可能的结果。他们组成所谓的革命团体，希望通过恐怖和破坏来拯救世界，却没有看到他们只是助长了暴力和非人道的普遍倾向。他们失去了爱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牺牲自己的愿望。（自我牺牲通常是那些渴望去爱的人所采取的行动。但这些人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以为只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能最大限度地体验到爱。）然而，这些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完全不同于内心充满爱的殉道士。这些殉道士渴望活着，因为他们热爱生活，他们只是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被迫选择死亡的道路。今天这些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既遭受谴责，同时又是控诉者。这一点体现在，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变得如此孤立无助，以至于不得不把毁灭和幻想当作是摆脱失望的唯一出路。
1702478879
1702478880
人渴望同他人联合起来，这种欲望根植于人类特有的生存状况中，也是人类行为最强大的动力之一。我们人类一方面将本能的决定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发展理性，因此失去了与大自然原有的同一性。为了不使自己感到完全孤立——事实上，这会使我们沦落到精神错乱的境地——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统一：与同胞、与大自然统一。人渴望同他人建立联结，这种需要表现在诸多方面，如与母亲、偶像、部落、国家、阶级、宗教、同业者以及职业团体的共生关系。当然，这些联结往往相互交叠，并以一种狂热的形式出现，比如它存在于某些教派成员或滥用私刑的暴徒中间，以及体现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的歇斯底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一次最激烈的狂热“联合”。人们为了加入这个大写的“我们”的队伍，竟在一夜之间放弃了自己一直信仰的和平主义、反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家们也抛弃了他们一直以来在客观性、批判性思维和公正性方面所接受的训练。
1702478881
1702478882
与他人联结的欲望既表现在最低级的行为中（如虐待和破坏行为），也表现为最高尚的行为——为了理想和信念团结一致。这也是人需要适应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人害怕被社会抛弃多于害怕死亡。对每一个社会来说，关键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它培育和推进哪一种联结和团结。
1702478883
1702478884
这些考虑似乎表明，两种倾向在人们身上都存在——一种是占有的倾向，其力量说到底来源于人的求生欲这一生物因素；另一种是存在，即分享、奉献和牺牲的倾向，其力量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特殊境况，以及通过与他人联合来克服孤独的内在需求。从每一个人所具有的这两种矛盾的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结构、价值体系和规范决定着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有些文化助长占有欲从而助长占有型生存方式，它们根植于一种人类潜能；而有些文化培育存在型生存方式以及分享的精神，它们植根于另一种人类潜能。我们必须决定要培养两种潜能中的哪一种，但要意识到我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它使我们倾向于做出这种或那种决定。
1702478885
1702478886
根据我在群体行为领域的观察，我认为表现出根深蒂固、一成不变的占有或存在型特征的极端群体只是少数，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两种可能性都是真实的，究竟哪种可能性占上风、哪种受到压制，则取决于环境因素。
1702478887
1702478888
这一假设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矛盾。精神分析学认为，环境只能在人的婴幼儿时期对人的个性发展产生本质影响，在那以后人的性格便固定下来，很难再被外部事件改变。这一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为人接受，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基本状况延续到了绝大多数人后来的生活中，因为一般来讲，同样的社会条件继续存在。但是大量实例表明，环境的急剧变化会导致行为的根本改变，例如当消极的力量被遏制而积极的力量发展壮大之时。
1702478889
1702478890
总之，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的生存状况，就不会对人类深切并频繁地渴望分享、奉献和牺牲的事实感到吃惊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人的这一需求遭到了严重压抑，致使自私的行为成为工业社会（以及很多其他社会）的准则，人们团结友爱的行为反倒成了例外。而矛盾的是，这一现象本身正是由与他人建立联结的需要引起的。假如一个社会的运作原则是获取利润和财富，它将产生以占有为导向的社会性格。一旦这一主导模式被确立，没有人会希望成为局外人，或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避免这一风险，每个人都会随大流，人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互相竞争、对抗。
1702478891
1702478892
由于自私观念占主导地位，我们社会的领导人就认为，唯有物质利益，即报酬，才能激励人，而且人们是不会响应团结和牺牲的号召的。因此除了战争时期外，领导人很少做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观察到这种号召可能产生的结果。
1702478893
1702478894
只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全不同的人性面貌才能表明，用物质收买人并不是影响人的唯一（或最好的）方法。
1702478895
1702478896
(1)最好的心理学也会有这种局限性，关于这一点，我在“论心理学的局限性和危险性”（“On the Limitations and Dangers of Psychology”，1959）一文中对“否定的心理学”和“否定的神学”作了详尽论述。
1702478897
1702478898
(2)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1941）一书中我曾使用过“自发的活动”（spontaneous activity）的概念，在此后的著作中我都使用“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这一概念。
1702478899
1702478900
(3)要想进一步了解冥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活这一问题，可参阅W. Lange, N. Lobkowicz和D. Mieth（1971）的著作。
1702478901
1702478902
(4)我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对有些证据作了说明。
1702478903
1702478904
(5)迈克尔·麦科比（Michael Maccoby）在他即将出版的《运筹学家：新的企业领袖》（The Gamesmen
:The New Corporate Leaders）一书中（我有幸读到了这本书的手稿）提到了一些新近的民主参与项目，特别提到了他在博利瓦项目（The Bolivar Project）中的研究。博利瓦是麦科比正在写作的项目论文主题，它也将成为另一个计划以及麦科比最近准备从事的又一项规模较大的工作的主题。
1702478905
1702478906
(6)要理解奉献和分享是自然的人类冲动，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是克鲁泡特金（P. A. Kropotkin）的经典著作《互助：进化的一个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另外两本重要著作是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的《馈赠关系：从人的血液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和理查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利他主义：道德和经济理论》（Altruism，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蒂特马斯在他的著作中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人有奉献的愿望，并强调我们的经济系统阻止我们自由地行使给予的权利。
1702478907
1702478908
1702478909
[
上一页 ]
[ :1.702478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