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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考虑似乎表明，两种倾向在人们身上都存在——一种是占有的倾向，其力量说到底来源于人的求生欲这一生物因素；另一种是存在，即分享、奉献和牺牲的倾向，其力量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特殊境况，以及通过与他人联合来克服孤独的内在需求。从每一个人所具有的这两种矛盾的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结构、价值体系和规范决定着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有些文化助长占有欲从而助长占有型生存方式，它们根植于一种人类潜能；而有些文化培育存在型生存方式以及分享的精神，它们植根于另一种人类潜能。我们必须决定要培养两种潜能中的哪一种，但要意识到我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它使我们倾向于做出这种或那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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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在群体行为领域的观察，我认为表现出根深蒂固、一成不变的占有或存在型特征的极端群体只是少数，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两种可能性都是真实的，究竟哪种可能性占上风、哪种受到压制，则取决于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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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设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矛盾。精神分析学认为，环境只能在人的婴幼儿时期对人的个性发展产生本质影响，在那以后人的性格便固定下来，很难再被外部事件改变。这一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为人接受，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基本状况延续到了绝大多数人后来的生活中，因为一般来讲，同样的社会条件继续存在。但是大量实例表明，环境的急剧变化会导致行为的根本改变，例如当消极的力量被遏制而积极的力量发展壮大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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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的生存状况，就不会对人类深切并频繁地渴望分享、奉献和牺牲的事实感到吃惊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人的这一需求遭到了严重压抑，致使自私的行为成为工业社会（以及很多其他社会）的准则，人们团结友爱的行为反倒成了例外。而矛盾的是，这一现象本身正是由与他人建立联结的需要引起的。假如一个社会的运作原则是获取利润和财富，它将产生以占有为导向的社会性格。一旦这一主导模式被确立，没有人会希望成为局外人，或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为了避免这一风险，每个人都会随大流，人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互相竞争、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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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私观念占主导地位，我们社会的领导人就认为，唯有物质利益，即报酬，才能激励人，而且人们是不会响应团结和牺牲的号召的。因此除了战争时期外，领导人很少做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观察到这种号召可能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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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全不同的人性面貌才能表明，用物质收买人并不是影响人的唯一（或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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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好的心理学也会有这种局限性，关于这一点，我在“论心理学的局限性和危险性”（“On the Limitations and Dangers of Psychology”，1959）一文中对“否定的心理学”和“否定的神学”作了详尽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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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1941）一书中我曾使用过“自发的活动”（spontaneous activity）的概念，在此后的著作中我都使用“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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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想进一步了解冥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活这一问题，可参阅W. Lange, N. Lobkowicz和D. Mieth（1971）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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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对有些证据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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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迈克尔·麦科比（Michael Maccoby）在他即将出版的《运筹学家：新的企业领袖》（The Gamesmen
:The New Corporate Leaders）一书中（我有幸读到了这本书的手稿）提到了一些新近的民主参与项目，特别提到了他在博利瓦项目（The Bolivar Project）中的研究。博利瓦是麦科比正在写作的项目论文主题，它也将成为另一个计划以及麦科比最近准备从事的又一项规模较大的工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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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要理解奉献和分享是自然的人类冲动，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是克鲁泡特金（P. A. Kropotkin）的经典著作《互助：进化的一个因素》（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另外两本重要著作是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的《馈赠关系：从人的血液到社会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和理查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利他主义：道德和经济理论》（Altruism，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蒂特马斯在他的著作中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人有奉献的愿望，并强调我们的经济系统阻止我们自由地行使给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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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六章 占有和存在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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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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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步不前、留在原地甚至倒退，简言之也就是依赖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拥有的东西、可以把握它，从而获得安全感。我们害怕因而避免迈向未知和不确定。虽然迈出一步之后发现这一步实际上并不危险，但在迈出这一步以前，新的可能性似乎危机四伏，因而令人恐惧。只有旧的、尝试过的东西才是安全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每迈出新的一步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就是人如此害怕自由的原因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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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些旧的和已经习惯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我们仅仅占有自己的身体和母亲的乳房（我们尚无法将二者区分开来）。紧接着，我们开始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方向，并逐渐在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我们开始希望占有一些东西：我们拥有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玩具。后来我们获取知识、工作、社会地位、伴侣和孩子。再接着，通过购置一块墓地、购买人寿保险以及立下“最后的意愿”——遗嘱，我们似乎拥有了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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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占有能带给人安全感，人们仍然钦佩那些着眼于新的可能、开辟新道路并勇往直前的人。在神话中，英雄就是这种生存方式的象征。英雄们勇于离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故土、家庭和财产，他们走出去时并不是无所畏惧，但没有屈服于这种恐惧。在佛教传统中，佛陀就是这样的英雄，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印度教神学带来的确定感，如地位和家庭，迈上了一条了无牵挂的人生之路。在犹太教传统中，亚伯拉罕和摩西也是这样的英雄。基督教的英雄是耶稣，他一无所有，在世俗的眼光里他什么都不是，但他的行为源自对所有的人毫无保留的爱。希腊人的英雄是世俗的英雄，他们的目标是胜利、满足自豪感以及征服；但就像宗教英雄一样，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也大步向前，不怕等待他们的艰难险阻。童话中的英雄满足一样的标准，他们离开家乡、勇往直前，敢于面对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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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钦佩这些英雄，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到，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我们自己希望踏上的——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但是我们害怕，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只有英雄才能做到。于是英雄成了偶像。我们把前进的能力转移到英雄身上，自己则原地不动，“因为我们不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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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似乎在说，尽管当英雄令人向往，却是愚蠢的，违背人们的自身利益。事实绝非如此。那些小心谨慎、占有型的人看似高枕无忧，却必定是不牢靠的。他们依赖自己拥有的东西，如金钱、声望及其自我，也就是身外之物。但如果他们失去了所拥有的东西会怎么样呢？事实上，人有可能失去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财产，随之而去的通常还有社会地位和朋友，并且或迟或早，人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失去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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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一旦我失去了所占有的东西，那我又是谁呢？我只能是个失败的、泄气的、可怜的人，这证明了我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有可能失去我所占有的东西，所以我必然天天担心我将失去这些东西。我害怕窃贼，害怕经济形势变化，害怕革命，害怕疾病和死亡，我甚至害怕爱、自由、成长、变化和一切未知。于是我惶惶不可终日，长期遭受臆想症折磨，不仅怀疑自己有病，而且怀疑可能会遭到各种损失，因此我变得保守谨慎、冷酷无情、猜忌多疑、孤独寂寞，不停驱使自己占有更多东西，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易卜生在他的诗剧《培尔·金特》（Peer Gynt）中成功刻画了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培尔的心中只有自己，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相信他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欲望的集合体”。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才发现，因为他的人生是以财产来建构的，在成为自己这一点上他失败了：他是一个没有核的洋葱头，一个不完整的人，从来就不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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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中，由害怕失去自己所占有的东西而产生的焦虑和不安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就是我，而不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剥夺或威胁到我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我的中心就在我自身，我的存在能力以及表达我本质力量的能力是我性格结构的一部分，取决于我自己。这里说的是生活的正常情形，而不是强大的外部限制状态，比如让人无能为力的疾病、折磨和其他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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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建立在所占有的东西之上，而东西会越用越少；但存在型模式则会随着实践不断成长壮大。（《圣经》中永不毁灭的“燃烧着的荆棘”就是这一矛盾的象征。）理性和爱的力量，艺术和智力创造，所有这些本质力量通过表达而不断成长。用掉的东西不会消失，失掉的反而是尽力保留的东西。在存在型模式中，对安全的唯一威胁在于我自身：在于对生活和创造力缺乏信心、在于退化的倾向、在于内心的懒惰、在于任由他人摆布我的生活。但这些危险并不是存在型模式固有的；相反，失去一切的危险则是占有型模式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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