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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占有能带给人安全感，人们仍然钦佩那些着眼于新的可能、开辟新道路并勇往直前的人。在神话中，英雄就是这种生存方式的象征。英雄们勇于离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故土、家庭和财产，他们走出去时并不是无所畏惧，但没有屈服于这种恐惧。在佛教传统中，佛陀就是这样的英雄，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印度教神学带来的确定感，如地位和家庭，迈上了一条了无牵挂的人生之路。在犹太教传统中，亚伯拉罕和摩西也是这样的英雄。基督教的英雄是耶稣，他一无所有，在世俗的眼光里他什么都不是，但他的行为源自对所有的人毫无保留的爱。希腊人的英雄是世俗的英雄，他们的目标是胜利、满足自豪感以及征服；但就像宗教英雄一样，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也大步向前，不怕等待他们的艰难险阻。童话中的英雄满足一样的标准，他们离开家乡、勇往直前，敢于面对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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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钦佩这些英雄，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到，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我们自己希望踏上的——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但是我们害怕，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只有英雄才能做到。于是英雄成了偶像。我们把前进的能力转移到英雄身上，自己则原地不动，“因为我们不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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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似乎在说，尽管当英雄令人向往，却是愚蠢的，违背人们的自身利益。事实绝非如此。那些小心谨慎、占有型的人看似高枕无忧，却必定是不牢靠的。他们依赖自己拥有的东西，如金钱、声望及其自我，也就是身外之物。但如果他们失去了所拥有的东西会怎么样呢？事实上，人有可能失去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财产，随之而去的通常还有社会地位和朋友，并且或迟或早，人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失去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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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一旦我失去了所占有的东西，那我又是谁呢？我只能是个失败的、泄气的、可怜的人，这证明了我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有可能失去我所占有的东西，所以我必然天天担心我将失去这些东西。我害怕窃贼，害怕经济形势变化，害怕革命，害怕疾病和死亡，我甚至害怕爱、自由、成长、变化和一切未知。于是我惶惶不可终日，长期遭受臆想症折磨，不仅怀疑自己有病，而且怀疑可能会遭到各种损失，因此我变得保守谨慎、冷酷无情、猜忌多疑、孤独寂寞，不停驱使自己占有更多东西，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易卜生在他的诗剧《培尔·金特》（Peer Gynt）中成功刻画了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培尔的心中只有自己，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相信他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欲望的集合体”。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才发现，因为他的人生是以财产来建构的，在成为自己这一点上他失败了：他是一个没有核的洋葱头，一个不完整的人，从来就不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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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中，由害怕失去自己所占有的东西而产生的焦虑和不安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就是我，而不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剥夺或威胁到我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我的中心就在我自身，我的存在能力以及表达我本质力量的能力是我性格结构的一部分，取决于我自己。这里说的是生活的正常情形，而不是强大的外部限制状态，比如让人无能为力的疾病、折磨和其他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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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建立在所占有的东西之上，而东西会越用越少；但存在型模式则会随着实践不断成长壮大。（《圣经》中永不毁灭的“燃烧着的荆棘”就是这一矛盾的象征。）理性和爱的力量，艺术和智力创造，所有这些本质力量通过表达而不断成长。用掉的东西不会消失，失掉的反而是尽力保留的东西。在存在型模式中，对安全的唯一威胁在于我自身：在于对生活和创造力缺乏信心、在于退化的倾向、在于内心的懒惰、在于任由他人摆布我的生活。但这些危险并不是存在型模式固有的；相反，失去一切的危险则是占有型模式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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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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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一首日本诗歌和一首英国诗歌作比较，铃木大拙先生描述了喜爱、欣赏一样东西却不去想要占有它的体验（详见本书第一章）。对现代西方人来说，把体验快乐和占有分开来实际上并不容易。但是，这种体验对我们并不完全陌生。如果漫步者看到的不是一朵花，而是一座山、一片草地或是无法将之拿走的东西，那么铃木大拙先生的例子就不合适了。当然，许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并不会真正看到一座山，只会把它当作司空见惯的东西，他们能说出山的名字、高度或者想去攀登它，通过攀登将其占有。但还有一些人能真正观看一座山并从中获得乐趣。欣赏音乐作品也是一样的道理。买一张喜欢的唱片可以理解为对音乐作品的占有，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都在“消费”艺术，但少数人仍然有可能在心里感受音乐与艺术，而没有“占有”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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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能通过人的表情读懂人的感受。我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家中国马戏团精彩的杂技表演。在演出当中，摄像机镜头不时地扫过观众席以捕捉观众的反应。优雅灵动的表演使一张张脸颊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美丽动人，只有少数人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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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欣赏而不占有的例子很容易从我们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上看到。我想这里也有不少自我欺骗的行为，因为我们乐于扮演喜爱孩子的角色。尽管有怀疑的理由，但我相信对孩子发自内心的喜爱并不少见。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防备青年人和成年人，却不惧怕孩子，所以能够自由地用爱回应他们，不会因为恐惧挡道而无法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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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喜爱却不渴望占有的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可以在人际关系中看到。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喜欢对方的态度、趣味、观念、气质或是全部人格。只有对凡是喜欢就必须占有的人而言，这种互相倾慕才通常会唤起性占有的欲望。而对那些由存在型模式主导的人来说，对方如此让人欢喜，甚至有巨大的性吸引力，但要欣赏他（她）不必通过丁尼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定要“摘取”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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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有为中心的人希望占有他们喜爱或钦慕的人。这一点可以从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中观察到。双方都无法仅仅从欣赏对方中获得满足，都想独占对方。因此，他们妒忌那些也想“占有”那个人的人。双方都抓住对方不放，就像失事船只的水手为了求生抓住一块木板不放一样。以占有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充满冲突和嫉妒，因而是沉重和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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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占有型生存模式中，人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是竞争、对抗和恐惧。占有型关系中的对抗因素来源于这种关系的性质。如果自我认同的基础是占有，因为“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占有的愿望就会演变为占有很多、占有更多、占有最多的欲望。换句话说，贪欲是占有取向的必然产物。这种贪欲可能是守财奴式的或逐利式的，也可能表现为沉溺于女色或者玩弄男性。无论贪欲由什么构成，贪婪的人总觉得不够多，也总是无法“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比如说饥饿，受生理条件限制，总有一个具体的满足界限。然而心理上的贪欲（所有贪欲都是心理上的，即使它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却无法满足，因为欲念的达成并不能克服内心的空虚、无聊、孤独和抑郁。此外，因为一个人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免于这种危险，他必须占有更多东西。如果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那么人人都会惧怕周围的人企图夺取他所占有的东西。为了防止这样的侵袭，他自己就必须更强大，先发制人。再者，尽管现在生产能力发达，但还是跟不上无止境的欲望，于是为了争得最大的份额，就必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哪怕达到了绝对富足的阶段，斗争仍将继续：那些健康状况不佳、吸引力不足以及能力和天赋较差的人会嫉妒痛恨在这些方面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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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欲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只要国民的主要动机是占有和贪欲，那么由这些国民组成的国家必然会陷入战争。它们必定会觊觎别国所拥有的东西，并试图通过战争、经济压力和威胁手段来得到想要的。他们首先采取这些手段对付那些较为弱小的国家，然后与其他国家结成更为强大的联盟，打击不那么弱小的国家。哪怕只有一丝获胜的希望，一个国家也会发动战争，这并非由于经济所困，而是因为占有和征服的欲望已深深根植于其社会性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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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是有和平年代的。但我们必须区分持久的和平和过渡的和平，后者只是积蓄力量重建工业和军队的时期。换句话说，前者是持久的和谐与和平，而后者本质上是休战状态。尽管十九、二十世纪有过一些休战期，但这两个世纪的主要特征仍是历史舞台上主角之间的长期战争。只有当占有型结构被存在型结构取代，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即持续的和谐关系。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同时去建设和平，这是妄想，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人无法认识到他们面临着切实的选择：要么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格，要么身陷永久的战争。这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选择，但领导人选择了战争，而民众追随他们。今天以及未来的时代，随着新武器的破坏力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选项已不再是战争，而是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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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战争来说是这样，对于阶级斗争来说也是如此。若一个社会建立在贪欲原则之上，那么阶级斗争——本质上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将不会停止。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既没有剥削的需要和可能性，也不存在贪婪的社会性格，那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但是，只要占有型模式占主导地位，那么在任何社会中，甚至是最富有的社会中也会有阶级。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欲望没有止境，即使生产能力再强大，也跟不上人们的幻想——即希望比周围的人占有得更多。那些更强大、更聪敏或者在某些状况下更受青睐的人必然会努力确立自己的有利地位，并试图用强迫、暴力或间接的方式从比他们弱小的人身上获得好处；而被压迫阶级将会推翻统治者，如此循环往复。阶级斗争有可能更为温和，但只要贪欲占据人心，斗争就不会消失。在一个充满贪欲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里，无阶级社会是虚幻且危险的想象，就如妄图在贪婪的国家之间缔造和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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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中，私人占有（私有财产）不享有情感上的重要性，因为我并不需要占有某物才能去欣赏甚至使用它。在存在型模式中，从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不是占有它才能享用它，因而人们也不会想要去占有它。这不仅可以避免争端，还能创造一种最深层次的幸福——分享的快乐。对某一个人共同的倾慕和爱，或者共同的思想、共享的乐曲、油画和象征，共同遵守的礼仪，甚至共同分担的痛苦都能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又不会限制他们的个性。分享的体验会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富有生气并得以保持下去，它是一切伟大宗教、政治和哲学运动的基础。当然，只有当人们是真心实意地爱和赞美时才会这样。一旦宗教或政治运动开始僵化，当官僚主义开始用阴谋和威胁来控制人的时候，分享也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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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似乎在人的性行为中设计了分享的原型（或象征），然而从经验上看性行为不一定是同享的欢愉。性行为的双方往往自恋、自私并充满占有欲，因此他们感受到的只能说是同时的欢乐，而不是同享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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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象征，以显示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之间的区别。男人阴茎的勃起完全是功能性的。男人并不像占有某种财产或者某种持久的特性那样占有勃起的阴茎（当然，有多少男人希望拥有这种持久的特性，大家都可以猜一猜）。只要男人处于兴奋状态，只要他对引他兴奋的那个人有欲望，他的阴茎就会处于勃起状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兴奋状态受到了干扰，那么他将“一无所有”。与现实中所有其他类别的行为相反，阴茎的勃起无法伪装。乔治·格罗德克（George Groddeck）尽管不那么有名气，却是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他曾说过，一个男人说到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男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个小男孩。格罗德克当然不是说男人从整个人格上变成了小男孩，他这番话是针对许多男人用以证明自己是男人的那一根据而说的。[参阅弗洛姆1943年的论文《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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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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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哈特教士告诉我们，活力有助于产生快乐（joy）。现代读者大概不会特别注意“快乐”这个词，并把埃克哈特所说的快乐理解为“享乐”（pleasure）。然而理解快乐和享乐之间的区别很关键，特别就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的区别而言。理解这种区别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多的是“没有快乐的享乐”（joyless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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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享乐？尽管这个词有不同用法，但是按照流行的用法，我们最好是把这一词定义为欲望的满足，并且满足欲望的过程不需要人的积极主动（即活力）。这种享乐有可能是强烈的——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挣更多的钱、中了彩票、常见的性快感、吃饱喝足、赢得一场比赛、酗酒和吸毒带来的神志不清的快感、虐待心理的满足、杀人或肢解活物的狂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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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富有和出名，人们必须十分活跃，这里所说的活跃是忙碌的意思，而不是指“内在的重生”。一旦实现目标，他们可能会“兴奋不已”或者“极度满足”，觉得自己到达了“巅峰”。但是什么样的巅峰呢？可能是兴奋、满足、恍惚或放纵状态的巅峰。他们有可能在激情的驱使下达到了这种状态，这些激情虽是人所具有的，却是病态的，因为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困境。这样的激情不会使人变得更强大，反而会削弱人的力量。极端的享乐主义、层出不穷的新欲望以及当今社会提供的各种享乐，只会带给人不同程度的兴奋感，却不会带来快乐。事实上，快乐的匮乏迫使人们不断寻求更新、更刺激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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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点上说，现代人的处境无异于三千年前的希伯来人。摩西对希伯来人谈到他们最深重的罪孽，他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事奉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28：47）快乐是伴随生产性活动而来的。它不是到达顶点后就戛然而止的“巅峰体验”，而是一个高原，是一种情感状态，伴随人生产性地表达其本质能力而来。快乐不是瞬间狂喜的火花，快乐是伴随存在而来的微弱而稳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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