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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喜爱却不渴望占有的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可以在人际关系中看到。男女之间互相吸引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喜欢对方的态度、趣味、观念、气质或是全部人格。只有对凡是喜欢就必须占有的人而言，这种互相倾慕才通常会唤起性占有的欲望。而对那些由存在型模式主导的人来说，对方如此让人欢喜，甚至有巨大的性吸引力，但要欣赏他（她）不必通过丁尼生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定要“摘取”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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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有为中心的人希望占有他们喜爱或钦慕的人。这一点可以从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中观察到。双方都无法仅仅从欣赏对方中获得满足，都想独占对方。因此，他们妒忌那些也想“占有”那个人的人。双方都抓住对方不放，就像失事船只的水手为了求生抓住一块木板不放一样。以占有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充满冲突和嫉妒，因而是沉重和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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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占有型生存模式中，人际关系的基本要素是竞争、对抗和恐惧。占有型关系中的对抗因素来源于这种关系的性质。如果自我认同的基础是占有，因为“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占有的愿望就会演变为占有很多、占有更多、占有最多的欲望。换句话说，贪欲是占有取向的必然产物。这种贪欲可能是守财奴式的或逐利式的，也可能表现为沉溺于女色或者玩弄男性。无论贪欲由什么构成，贪婪的人总觉得不够多，也总是无法“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比如说饥饿，受生理条件限制，总有一个具体的满足界限。然而心理上的贪欲（所有贪欲都是心理上的，即使它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却无法满足，因为欲念的达成并不能克服内心的空虚、无聊、孤独和抑郁。此外，因为一个人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免于这种危险，他必须占有更多东西。如果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那么人人都会惧怕周围的人企图夺取他所占有的东西。为了防止这样的侵袭，他自己就必须更强大，先发制人。再者，尽管现在生产能力发达，但还是跟不上无止境的欲望，于是为了争得最大的份额，就必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哪怕达到了绝对富足的阶段，斗争仍将继续：那些健康状况不佳、吸引力不足以及能力和天赋较差的人会嫉妒痛恨在这些方面比自己拥有“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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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型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贪欲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个人来说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只要国民的主要动机是占有和贪欲，那么由这些国民组成的国家必然会陷入战争。它们必定会觊觎别国所拥有的东西，并试图通过战争、经济压力和威胁手段来得到想要的。他们首先采取这些手段对付那些较为弱小的国家，然后与其他国家结成更为强大的联盟，打击不那么弱小的国家。哪怕只有一丝获胜的希望，一个国家也会发动战争，这并非由于经济所困，而是因为占有和征服的欲望已深深根植于其社会性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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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是有和平年代的。但我们必须区分持久的和平和过渡的和平，后者只是积蓄力量重建工业和军队的时期。换句话说，前者是持久的和谐与和平，而后者本质上是休战状态。尽管十九、二十世纪有过一些休战期，但这两个世纪的主要特征仍是历史舞台上主角之间的长期战争。只有当占有型结构被存在型结构取代，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即持续的和谐关系。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同时去建设和平，这是妄想，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人无法认识到他们面临着切实的选择：要么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格，要么身陷永久的战争。这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选择，但领导人选择了战争，而民众追随他们。今天以及未来的时代，随着新武器的破坏力增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选项已不再是战争，而是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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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际战争来说是这样，对于阶级斗争来说也是如此。若一个社会建立在贪欲原则之上，那么阶级斗争——本质上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将不会停止。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既没有剥削的需要和可能性，也不存在贪婪的社会性格，那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但是，只要占有型模式占主导地位，那么在任何社会中，甚至是最富有的社会中也会有阶级。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欲望没有止境，即使生产能力再强大，也跟不上人们的幻想——即希望比周围的人占有得更多。那些更强大、更聪敏或者在某些状况下更受青睐的人必然会努力确立自己的有利地位，并试图用强迫、暴力或间接的方式从比他们弱小的人身上获得好处；而被压迫阶级将会推翻统治者，如此循环往复。阶级斗争有可能更为温和，但只要贪欲占据人心，斗争就不会消失。在一个充满贪欲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世界里，无阶级社会是虚幻且危险的想象，就如妄图在贪婪的国家之间缔造和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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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型模式中，私人占有（私有财产）不享有情感上的重要性，因为我并不需要占有某物才能去欣赏甚至使用它。在存在型模式中，从同一事物中获得快乐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不是占有它才能享用它，因而人们也不会想要去占有它。这不仅可以避免争端，还能创造一种最深层次的幸福——分享的快乐。对某一个人共同的倾慕和爱，或者共同的思想、共享的乐曲、油画和象征，共同遵守的礼仪，甚至共同分担的痛苦都能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又不会限制他们的个性。分享的体验会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富有生气并得以保持下去，它是一切伟大宗教、政治和哲学运动的基础。当然，只有当人们是真心实意地爱和赞美时才会这样。一旦宗教或政治运动开始僵化，当官僚主义开始用阴谋和威胁来控制人的时候，分享也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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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似乎在人的性行为中设计了分享的原型（或象征），然而从经验上看性行为不一定是同享的欢愉。性行为的双方往往自恋、自私并充满占有欲，因此他们感受到的只能说是同时的欢乐，而不是同享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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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象征，以显示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之间的区别。男人阴茎的勃起完全是功能性的。男人并不像占有某种财产或者某种持久的特性那样占有勃起的阴茎（当然，有多少男人希望拥有这种持久的特性，大家都可以猜一猜）。只要男人处于兴奋状态，只要他对引他兴奋的那个人有欲望，他的阴茎就会处于勃起状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兴奋状态受到了干扰，那么他将“一无所有”。与现实中所有其他类别的行为相反，阴茎的勃起无法伪装。乔治·格罗德克（George Groddeck）尽管不那么有名气，却是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他曾说过，一个男人说到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男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他只是个小男孩。格罗德克当然不是说男人从整个人格上变成了小男孩，他这番话是针对许多男人用以证明自己是男人的那一根据而说的。[参阅弗洛姆1943年的论文《性与性格》（Sex and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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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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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哈特教士告诉我们，活力有助于产生快乐（joy）。现代读者大概不会特别注意“快乐”这个词，并把埃克哈特所说的快乐理解为“享乐”（pleasure）。然而理解快乐和享乐之间的区别很关键，特别就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的区别而言。理解这种区别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多的是“没有快乐的享乐”（joyless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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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享乐？尽管这个词有不同用法，但是按照流行的用法，我们最好是把这一词定义为欲望的满足，并且满足欲望的过程不需要人的积极主动（即活力）。这种享乐有可能是强烈的——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挣更多的钱、中了彩票、常见的性快感、吃饱喝足、赢得一场比赛、酗酒和吸毒带来的神志不清的快感、虐待心理的满足、杀人或肢解活物的狂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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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富有和出名，人们必须十分活跃，这里所说的活跃是忙碌的意思，而不是指“内在的重生”。一旦实现目标，他们可能会“兴奋不已”或者“极度满足”，觉得自己到达了“巅峰”。但是什么样的巅峰呢？可能是兴奋、满足、恍惚或放纵状态的巅峰。他们有可能在激情的驱使下达到了这种状态，这些激情虽是人所具有的，却是病态的，因为它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困境。这样的激情不会使人变得更强大，反而会削弱人的力量。极端的享乐主义、层出不穷的新欲望以及当今社会提供的各种享乐，只会带给人不同程度的兴奋感，却不会带来快乐。事实上，快乐的匮乏迫使人们不断寻求更新、更刺激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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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点上说，现代人的处境无异于三千年前的希伯来人。摩西对希伯来人谈到他们最深重的罪孽，他说：“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事奉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28：47）快乐是伴随生产性活动而来的。它不是到达顶点后就戛然而止的“巅峰体验”，而是一个高原，是一种情感状态，伴随人生产性地表达其本质能力而来。快乐不是瞬间狂喜的火花，快乐是伴随存在而来的微弱而稳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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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所谓的巅峰后，享乐和刺激只会给人带来悲哀的情绪，因为经历了刺激之后，这具血肉之躯却无成长，内在力量没有增加。为打破非生产性活动带来的无聊，人们做出了尝试，并且在那么一瞬间整合了人的所有精力，唯理性和爱除外。人们试图成为超人，而不想成为人。在那成功的瞬间，人们觉得自己做到了，但接踵而至的是深深的沮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内心没有任何变化。常言道“交媾之后的动物会沮丧”，描述的是一样的现象，没有爱的性行为是高度兴奋的“巅峰体验”，是愉悦刺激的，紧随其后的必然是结束之后的失望。只有当肉体的亲密同时也是充满爱的亲密时，人们才会体验到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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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料想，在把存在称作生活目标的那些宗教和哲学体系中，快乐必定发挥着核心作用。佛教反对“享乐”，但把涅槃视为一种快乐的状态，这一点在关于佛陀逝世的许多记载和绘画中都有表现。（我要感谢已故的铃木大拙先生，他在一幅关于佛陀之死的著名绘画中向我指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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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以及后来的犹太文化传统警告人们不要沉溺于满足贪欲带来的享乐，而把快乐视为伴随存在而来的情绪状态。《诗篇》是以十五首赞美诗结尾的，这是对快乐最好的礼赞。这些有感染力的赞美诗以恐惧和哀伤开始，但在快乐与喜悦中结束。(2)安息日是快乐之日，在救世主到来之时快乐的情绪将遍及世界。在先知的预言里有大量关于快乐的表述，例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耶利米书》，31：13）；“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12：3）；上帝称耶路撒冷是“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耶利米书》，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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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法典《塔木德》中，快乐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履行了戒律而获得的快乐是通往圣灵的唯一道路”（《祝福祷文》，31，a）。快乐被看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依据犹太法典的规定，近亲死亡哪怕不到一周，安息日的快乐也必须打断对他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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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敬派（哈西德派）运动的座右铭是《诗篇》中的一句：“乐意事奉耶和华。”（《诗篇》，100：2）这一运动创立了一种以快乐为重要元素的生活方式。悲哀和抑郁即使算不上是彻底的罪孽，至少也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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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发展中，“福音”的意思是“令人愉快的消息”，这一称谓本身就已表明喜悦和快乐的核心地位。在《新约》中，快乐是一个人放弃占有后的报偿，而抱住财产不放的人注定是悲哀的（参阅《马太福音》，13：44和19：22）。在耶稣的许多言论中，快乐被认为是存在型生存模式的伴随现象。在给使徒们的最后一次讲道中，耶稣谈到快乐的终极形式，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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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谈到，在埃克哈特教士的思想里，快乐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埃克哈特用最美、最具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快乐和欢笑的创造力：“当上帝向着灵魂微笑而灵魂向上帝回笑时，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就诞生了。说得更具体一些，当圣父对着圣子微笑，而圣子也以微笑回应的时候，这种笑就会产生愉悦，愉悦带来快乐，快乐又产生爱，爱造就了三位一体，圣父、圣子与圣灵合而为一。”（Blakney，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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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在其人类学与伦理学体系中给予快乐以至高地位。他说：“快乐是人类从不完美通向高度完美的途径。悲伤是人类从高度完美降为不完美状态的通道。”（《伦理学》，第三部分，概念2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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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把斯宾诺莎这段话放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才能完全理解其含义。为了不至于堕落，我们必须去努力接近“人性的模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达到最理想的自由、理性和积极的状态。我们必须成为尽可能好的自己。这种我们本性之中固有的潜能可以理解为善。对斯宾诺莎来说，“善”可以是“任何东西，它必定能让我们愈发接近我们为自己树立的人性模版”；反之，“罪孽”是指“那些我们确信一定会阻碍我们达到这个模版的一切事物”。（《伦理学》，第四部分，序言）快乐是善，悲哀是恶。快乐是美德，伤感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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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通向实现自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我们体验到的就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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