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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与过去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我指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思索与沉思。以这种方式来“占有”过去，过去就是死的。但人们也可以使过去复活。人们可以用崭新的心态体验过去的情境，仿佛它就发生在此时此地；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重新创造过去，将过去激活（象征性地说，让死者复活）。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过去就不再是过去了，它变成了此时、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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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可以体验未来，就好像它是此时此地一样。当一个人在对未来的预想中充分体验未来的状态，以至于这只是“客观上”，即作为外在的事实的未来，而不是主观体验上的未来，那么未来就变成了此时此地。真正的乌托邦思维就是这种性质（与乌托邦的白日梦相反），它是真正信仰的基础，不需要“在未来”的外部世界将其实现才能将之体验为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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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时间理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由于肉体生存的缘故——有限的寿命、肉体不断需要得到照料以及物质世界的本质使我们必须利用它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诚然，我们无法永恒地生存，因为人总是会死的，我们无法忽视和逃脱时间。日夜的更替、睡眠与清醒、成长与衰老以及我们需要通过劳动来维持生命和保护自己。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我们尊重时间，而我们的躯体要求我们活着。但尊重时间是一回事，屈服于它是另外一回事。在存在型模式中，我们尊重时间，但不屈服于它。但若占有型模式占主导地位，对时间的尊重就会变为屈从。在这种模式中，不仅物是物，所有生命体也都变成了物。在占有型模式中，时间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在存在型模式中，作为君主的时间被罢黜了，它不再高高在上地统治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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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中，时间的统治至高无上。目前的生产模式要求对所有生产活动准确计时。受时间统治的不仅仅是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传送带，在不那么直白的意义上还包括所有的人类活动。不仅如此，时间不仅仅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因此机器把自身的节奏强加给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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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借助机器成为了我们的统治者。我们似乎只有在自由时间里才有一定选择权。但我们往往像安排工作那样安排自己的闲暇时光。又或者我们通过绝对的懒惰来反抗时间的暴政。除了违抗时间的命令，我们什么都不做，由此获得自由的幻觉，但实际上我们只是从时间的监狱里获得假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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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弗洛姆《逃避自由》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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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像上帝一样生存》中分析过这些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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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尔教授未发表的论文探讨的是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道德自主性，它非常有助于理解阿奎那的伦理思想，我非常感激他让我读了论文的手稿。同样有帮助的是他的另一篇论文，探讨“罪孽是对上帝的亵渎吗？”（“Is sin an insult to God？”）这一问题。详情请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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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论述只限于对死亡的恐惧本身，至于那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我们的死会给爱我们的人造成痛苦，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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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三部分新人类与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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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宗教、性格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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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论点是：社会变革与社会性格的变化相互作用；“宗教”的冲动能为男男女女提供必要的能量，推动他们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因此，只有当人的心灵发生根本变化，即当人们放弃现在的追求，转而投身于新的人生目标，崭新的社会才有可能到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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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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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思的出发点是，普通个人的性格结构与其作为一分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我把个人心理领域与社会经济结构融合的产物称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早在1932年，我曾用“社会的力比多结构”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其成员的社会性格，使他们把不得不做的事当作自己希望去做的事。与此同时，社会性格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既可以是一种凝聚力，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成为炸药，摧毁这种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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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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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因为二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一个的变化势必引起两者的共同变化。许多政治革命者认为，首先必须彻底改变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作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步骤，人的思想必然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社会一旦建立，新人类几乎同时产生。但他们没看到的是，新的精英们由于仍然受旧的社会性格驱使，他们将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的社会政治体制中重建旧社会的条件状况。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失败，社会经济发展胎死腹中，革命胜利并没有成为给社会经济发展铺平道路的历史阶段。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就是教科书般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最初以为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对于其革命职能影响不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列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性格缺陷：他在遗嘱中要求，斯大林由于性格缺陷，不能做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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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首先要改变人的本性，即人的意识、价值观以及性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类历史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只停留在个人领域，局限于极有限的范围。若是宣扬一套精神价值，实际却奉行另一套价值准则，那么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就丝毫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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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与“宗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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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除了服务社会、满足社会对某种性格类型的需求以及满足社会成员在这种性格影响下的行为需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内在的宗教需求。需要澄清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不一定与上帝的概念或偶像或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宗教体系有关，而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任何思想和行为体系，这个体系给个人提供方向感和人生目标。从这一词的广义上说，不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没有哪一个文化是不包含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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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这一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体内容。人们崇拜的对象可以是动物、树木、用黄金或石头打造的神像、看不见的神、一位圣人或恶魔般的领袖，也可以是他们的祖先、国家、阶级或政党、金钱或成功。宗教既有可能助长人的破坏性，也有可能增加爱意；既有可能加强统治，也有可能促进团结；既有可能使人们的理性力量得到发展，也有可能使之瘫痪。人们也许会把他们的思想行为体系看作与世俗领域截然不同的宗教体系，或者自以为没有宗教，把他们倾力追求的东西解释为某些所谓的世俗目标，如权力、金钱和成功，认为这些不过是对现实和权宜的考量。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宗教，而在于这是哪一种宗教？它究竟是能促进人的发展、展现人的各种能力，还是阻碍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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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特定的宗教，只要它能有效激励人的行为，就不完全是教条和观念的集合。它植根于个人特定的性格结构之中，并且鉴于它是某一群体的宗教，也就植根于社会性格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宗教态度看作我们性格结构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而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则激励着我们的行为。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追求和笃信的是什么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把自己“官方的”信仰与其真正的、隐秘的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比方说，一个人崇拜的是权力，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是爱的宗教，那么对权力的信仰则是他的秘密宗教，而他所谓的官方宗教，例如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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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的需求根植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境况。就像黑猩猩、马和燕子一样，人类是独立的种属。每一种属都是根据其特定的生理和解剖特征来划分的。关于人类这一物种，人们已在生物学意义上达成广泛共识。我曾建议对人类，即人的本质做出心理上的定义。在动物王国的生物进化中，人类出现在两种动物进化趋势的交汇点。一种趋势是，本能对行为的决定力量不断减少（以往对本能的理解将学习因素排除在外，此处“本能”的意义不同，指的是官能的冲动）。尽管关于本能的本质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但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动物进化的程度越高，它的行为受种系发生史上依序出现的那些本能的支配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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