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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是征服、剥削、暴力和压迫的历史，这一点无需证明。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不是这样，也没有一个种族和阶级除外。历史还常常包含种族灭绝（如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甚至一些宗教行动（如十字军东征）都是如此。这种行为是不是仅仅在表面上由经济和政治原因驱动？那些奴隶贩子、印度的统治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强迫中国开放口岸进口鸦片的英国人，以及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人，他们在内心里都是基督教徒吗？或者说，只有那些首领才是掠夺成性的异教徒，而大多数群众都是基督教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也就倍觉轻松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诚然，首领比其追随者更贪婪成性，因为他们能得到的更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如果对征服和成为胜利者的期望不是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他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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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人们是以怎样的狂热投身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数百万人甘愿冒着国家被毁灭的风险，只为了维护“最强国”的形象或者“荣誉”和利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一想人们在观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奥林匹克运动会宣称为和平事业而举办。实际上，奥运会比赛广受欢迎，这本身就是西方异教信仰的象征性表现。人们为非基督教英雄而庆祝，尊崇胜利者、最强者和独断者，却忽视了在仿效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当代奥运会中，商业与宣传肮脏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耶稣受难剧，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最著名的耶稣受难剧在德国的上阿默高（Oberammergau）上演，这个地方现在却因此成了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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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何不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称其不合时宜呢？原因有多种。比如，为了防止人们因缺乏纪律而威胁社会凝聚力，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坚信耶稣是伟大的仁爱者、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上帝的人，能把这种信仰通过异化的方式变为一种体验，让耶稣代替他们去爱。于是耶稣就成了一个偶像，对他的信仰代替了人们自己爱的行动。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简单说来就是“基督代替我们去爱了，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古希腊英雄的样子去做，但仍然能够得到救赎，因为已经异化了的基督‘信仰’可以代替对基督的效仿”。不言而喻，基督教还是一个廉价的幌子，掩盖着人们的贪欲。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人类天生就有爱的需求。如果我们的行为像狼一样，我们必然会有罪恶感。丝毫没有爱会让人无意识中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会带来痛苦。我们宣称自己信仰爱，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麻木，从而感受不到这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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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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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以后的宗教和哲学发展非常复杂，本书无法详加论述。这种发展的特点可概括为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种是体现在各种神学或哲学形式中的基督教精神传统；另一种则是偶像崇拜和非人道的异教传统，它形式多样，随着所谓的“工业主义和控制论时代的宗教”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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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沿袭中世纪晚期的传统，是中世纪结束之后“宗教”精神的第一次繁荣。人的尊严、人类的统一、普遍的政治和宗教统一等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的又一次高峰。贝克尔（Carl Becker，1932）指出，启蒙时期的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十三世纪神学家的“宗教态度”一脉相承，他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我们处处都能发现他们受惠于中世纪的思想遗产，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启蒙哲学催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在方式和一定意义上类似于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如同伊斯兰教和新教的革命，它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通过传教和宣传不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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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十九、二十世纪的激进人道主义，我后面在说明人道主义如何反抗工业时代的异教时还会谈到。但作为后面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先来看看这种新的异教，它与人文主义同时发展起来，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威胁着要将我们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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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将母爱的成分革出教门，从而为后来“工业时代的宗教”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虽然显得有点儿离题，但我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新的宗教以及新的社会性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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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原则有两种——以男子为中心建立（父权制），或是以女子为中心建立（母权制）。以女子为中心的原则其核心是慈爱的母亲，关于这一点，巴霍芬（J. J. Bachofen）和摩尔根（L. H. Morgan）首次做出了说明。母爱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亲之所以爱她的孩子，不是因为孩子给她带来了快乐，而是因为这是她（或另一位妇女）的孩子。因此，孩子不会因为行为良好而赢得母爱，也不会因为恶行而失去母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在希伯来语中，“怜悯”（rachamim）一词的词根是“子宫”（re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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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能否赢得父爱要看孩子的成就和表现。父亲偏爱与其最相似的孩子，并希望由这个孩子继承遗产。一个人可能失去父爱，但通过悔过和再次屈服又可重获父爱。父爱就是公正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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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母亲的原则与男性、父亲的原则不仅仅分别对应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女性气概和男性气概，还尤其对应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对恩惠和公正二者的需求。人类最深层的渴望似乎是两极的合一（慈母和严父、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恩惠和公正、感情和思维、本性和理智），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两极都不再具有对抗性，并且相辅相成。虽然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融合无法完全达到，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罗马天主教会里。一方面，圣母马利亚和教会像慈爱的母亲，代表慈母般的、无条件的、包容一切的爱；另一方面则是严格的、父权制的等级制度，教皇作为其首脑执掌一切，这些都是代表父亲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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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体系中代表母亲的元素相对应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的关系。例如，农夫的耕作和工匠的劳作都不是对自然界敌对性的掠夺和侵略。他们与自然界合作，而不是践踏自然，他们遵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去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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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北欧建立了纯粹由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其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统治者。这一新社会性格本质上是对父权制权威的屈从。为了获得爱和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劳作。由这样的基督教装点门面，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其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性格结构，尽管人们不把它视为一种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与真正的基督教完全不相容，它让人沦落为经济和人们一手打造的机械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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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的宗教建立在新的社会性格基础上。这种社会性格的核心包括：对强大的男性权威的恐惧和屈服；培养人们因不服从而产生的罪恶心理；以及让自私自利和互相敌对占上风去消解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尽管工业时代的宗教在其总的原则框架内促进了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在这种宗教中，“神圣”的是劳动、财产、利润和权力。基督教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父权制的宗教，因而仍然可以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工业时代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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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和“控制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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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当代人类社会的性格和隐秘宗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从资本主义早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服从权威的强迫性囤积型性格形成于十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末期都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主导性格结构，后逐渐与营销型性格（Marketing Character）融合或被其取代。（我在《自我的追寻》一书中对不同性格取向的融合做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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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营销型性格”，因为其基础是人们把自己当成商品，把自身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人类成了“个性市场”上的商品。个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估价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前者待价而沽的是个性，在后者是商品。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就是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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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作为成功的先决条件，技术和人的素质与个性之间的比例关系会有变化，但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个性因素。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好卖”还是“不好卖”，看他是否能推销自己的个性，看他的“包装”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开朗”、“健康”、“有冲劲”、“可靠”、“有雄心”，以及家庭背景如何，是哪家俱乐部的成员，是否认识“对路”的人物，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哪种个性类型更受欢迎，要看他所处的职业领域。不论是股票经纪人、推销员、秘书、铁路职员、大学教授还是饭店经理，不同的职业要求他们拥有不同的个性，但无论差别有多大，他们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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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仅仅有本事去完成某项工作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成功推销自己的个性”。如果为了谋生，只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就够了，那么与他的自尊成正比的是他的能力，即他的使用价值。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是否“畅销”，于是他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说得更确切些：既视自己为销售商，又视自己为待售的商品。一个人关心的不是自身的生活和幸福，而是自己的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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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适应性，以便在个性市场的各种条件下都能成为抢手货。这种性格的人不似十九世纪的人那般拥有自我，他没有自己的支点和稳定的属性，因为他不断地改变自我，依循的原则就是：“你想要我怎样，我便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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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销型性格结构的人没有目标，只有不断地运动，并尽可能高效地把事情办成。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迅速，为什么要把事情办得这么高效，他们无法给出真正的回答，只能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如“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既不感兴趣甚至也不好奇：比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走。他们有巨大且不断变化着的自我，但他们没有真正的自己，没有一个核心，没有身份认同。现代社会的“身份危机”说到底是因为其成员都变成了没有真正自我的工具，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依靠的是加入大公司或其他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像原始社会成员的身份来自于所属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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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这些“过时的”情感与仅在头脑层面运转、避免一切善恶情感的性格结构格格不入，因为它们阻碍了这些人实现其主要目标——销售和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阻碍了这些身处“庞大机器（megamachine）”中的人按照机器的逻辑运行。这些人除了关心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运行状况，不会问任何问题，若能在体制内得到升迁，就表明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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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无论与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多深的情感联结，于是他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并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而是因为他与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都很淡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他们知道核技术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却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对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似乎毫无畏惧，也许称得上是勇敢和无私，但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无所谓的态度又排除了这样的解释。他们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源于他们情感纽带的消失，哪怕是跟他们“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事实上，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跟谁都不亲近，包括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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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今天人们虽然乐意购买和消费，但对自己购得的物品却没什么感情。对这一问题的有力解答可以从营销型性格现象中寻找。由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具有建立感情联结的能力，所以他对物品也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在意的是物品给他带来的气派和舒适，而物品本身无关紧要。物品完全是消耗品，朋友与情人亦然，因为并不存在与这些人和物的深厚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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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人格的目标——在既定条件下“正常运转”——使得他们对世界的回应方式大体是头脑层面的。“理解”意义上的理性是智人独有的素质；作为达到实际目标的工具，操作性智能（manipulative intelligence）则为动物和人共有。这种操作性智能如果不通过理性加以控制，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使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不受控制的操作性智能越高，危险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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