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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两个突出特点：（1）对理解事物（理性）缺乏浓厚的兴趣；（2）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激励不是自发的，或者工作本质上只是获取经济保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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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麦科比还给出了一个所谓“爱的标度”，与上表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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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调研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爱得深沉，尽管5%的人“内心温暖，关爱他人”。其余所有人都被归结为对他人的兴趣一般，或是遵循习俗地关心他人，或是内心没有爱，或是完全排斥生活——这确实是一幅鲜明的图像，其中情感发育不全与头脑占主导地位形成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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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型性格所信奉的“控制论宗教”与这种性格的整体结构相符合。隐藏在不可知论和基督教伪装之后的是彻底的非基督教信仰，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难去描述这种非基督教信仰，因为它只能根据人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推断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对宗教有意识的思索或教会的教条为依据。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特征是人类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因为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具有对世界进行“再创造”的能力，进而取代了传统宗教中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把机器奉为神明，并通过操纵机器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选择何种表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完全无能为力的现实状态中想象自己凭借科技而变得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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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宗教在这方面理应对应更有希望的发展时期。但当我们日益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之中，缺乏对世界的情感反应，同时日益感到灾难性的结局无法避免，这种新宗教的危害也就愈发严重。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反而成了技术的奴隶。技术曾经是创造力的关键因素，现在却显露出另一副嘴脸，成为了印度教卡利女神（Kali）一般的毁灭之神，人们为了她甘愿牺牲自己和后代。虽然人们在意识里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仍抱有希望，但控制论崇拜使人类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已经成为毁灭女神的膜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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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论点，但有两点最为重要：（1）那些大国（甚至是一些较小的国家）仍然不断制造毁灭力越来越强的核武器，并且无法就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销毁所有核武器以及为制造核武器提供材料的核电站；（2）为了解除生态危机，人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简而言之，人们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以确保人类能够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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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170247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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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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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的人性丧失、工业时代和控制论宗教的兴起，这些因素导致了抗议运动和新人道主义的出现。这种新人道主义来源于中世纪晚期至启蒙运动时期的基督教和哲学人道主义。抗议的表达方式既包括一神论的基督教阐述，也包括泛神论或者无神论的、哲学的表述。它来自截然相反的两方：一方是政治上保守的浪漫主义者，另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批判了工业制度及其给人造成的危害。在表述这一类问题时，德国天主教思想家弗朗茨·冯·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以及英国保守派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马克思使用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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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解救人类以使其免于物化的危险，这两大派别持不同意见。右翼的浪漫主义者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遏制脱缰的工业“进步”，恢复到以往的社会秩序，其中当然伴随一定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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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的抗议可以被称为激进的人道主义，尽管它有时采用有神论的表述、有时采用无神论的表达。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可停滞，人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社会形态，唯一的救赎之路就是向前走，去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将人从疏离、从机器的奴役、从非人化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既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又接受了后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和政治行动。它与佛教相仿，是大众性的“宗教”运动，虽然它使用的是无神论的世俗语汇，但目标也是把人从自私和贪婪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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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简短地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改良派西方社会主义已经将它歪曲为一种为每个人争取财富的物质主义。正如赫尔曼·科恩（Herman Cohe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其他几位学者在过去几十年所言，社会主义是宗教救世学说的世俗化。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最好引证犹太哲学家迈穆尼德斯（Maimonides）在其《法典》中对弥赛亚时代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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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智者和先知们所向往的弥赛亚时代不是让以色列人主宰世界或是统治异教徒，高高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也不是为了吃吃喝喝、寻欢作乐。他们的愿望是，以色列人可以自由地投身于对神圣律法及其智慧的追求而不受压迫和打扰，从而在即将到来的世界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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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将没有饥饿与战争，也没有妒忌和争夺。大地上物产丰富，舒适的设施唾手可得。人人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认识上帝。这样，以色列人将会成为极有智慧的人，去认识那些隐而不见的事物，以人类的最大能力去理解造物主。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那样：“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Isaiah，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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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描述告诉我们，历史的目的是使人类能够全然投身于追求智慧以及认识上帝，而不是追求权力和奢侈的生活。在弥赛亚时代，世界充满和平、没有嫉妒、物质富足。这一描述与马克思对人生目的的理解十分相似，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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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生活需要和外部实用需求而进行的强制劳动结束之后，自由王国才有可能到来。从本质上说，它超脱于严格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就像野蛮人必须与大自然搏斗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并繁衍后代，文明人也需要这样做，只不过他们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并且发展各种可能的生产模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的需要增多，人的自然需求领域不断扩大，但同时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些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要想在这一领域获得自由，那么社会化的人——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必须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将这种交换置于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由一些盲目的权力来进行统治；同时，在完成任务时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耗，并使工作条件符合人的天性、配得上人的本性。但这仍然停留在必然王国。在这之上，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它只有以必然王国为基础才能兴盛起来。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缩短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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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基督教和其他犹太教的救世学说，马克思与迈穆尼德斯一样，并没有提出一个末世论的最终拯救方案。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依然存在，尽管人类尽可能地控制住了必然王国，“但这仍然停留在必然王国”。人类的目的是“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穆尼德斯认为“所有人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认识上帝”，与马克思的“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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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存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是马克思新人类思想的核心。通过探讨这两种生存模式，马克思从经济范畴转向心理学和人类学范畴，正如我们在对《旧约》《新约》和埃克哈特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范畴在根本上是“宗教的”。马克思写道：“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于我们要把一个物体视为自己的就必须拥有它，使它作为我们的资本存在，或者直接食用、饮用、穿戴抑或居住于它，等等。简言之，就是以某种方式利用它。[……]于是，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异化了，都被占有的感觉所取代。人必须返璞归真，让自己处于绝对匮乏的状态，才能催生出内在的丰盈。”[关于“占有”这一范畴，见《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文集中赫斯（Hess）的论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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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存在和占有这两个概念：“你的存在越微弱，你的生命表达越稀少，你就占有得越多，你的生命也就异化得越厉害。[……]经济学家从你那里拿走的所有生命和人性，他都会以货币和财富的形式补偿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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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占有的感觉”，也就是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恋我”，即对物和自我的渴求。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占有型生存模式，而不是指占有财富本身，也不是指非异化的私有财产本身。目的既不是财富和奢侈，也不是贫穷，事实上，它们在马克思眼中都是罪恶。绝对的匮乏是催生出内在丰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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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催生出内在的丰盈呢？那就要求我们的官能对外界事物做出积极且非异化的表达。马克思继续写道：“人同世界的一切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观察、感受、渴望、行为、爱——简言之，个体的所有器官[……]都通过与客观事物的联系发挥着作用；对客观物体进行挪用，对人的实在进行挪用。”这种挪用是存在模式下的，而不是占有模式下的。马克思在谈到这种非异化的活动形式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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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定人就是人，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爱就只能换取爱，信任只能换取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真正能够鼓舞和激励他人。你同人和自然的每一种关系都必须是具体的表达，对应的是你意愿的客体、是你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客体。如果你去爱，却无法唤起爱的回应，也就是说，你把自己展现为一个充满爱的人，却没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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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的思想很快就被歪曲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早活了一百年，而未能见到后来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信，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因此革命即将来临。但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所说，他们全错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提出了崭新的理论，从而未能预见到距离资本主义的衰败和最终危机还需要一百多年。在资本主义高峰时期提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弄得面目全非，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只有浸透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才能大获成功。事实发展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