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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基督教和其他犹太教的救世学说，马克思与迈穆尼德斯一样，并没有提出一个末世论的最终拯救方案。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依然存在，尽管人类尽可能地控制住了必然王国，“但这仍然停留在必然王国”。人类的目的是“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穆尼德斯认为“所有人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认识上帝”，与马克思的“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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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存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是马克思新人类思想的核心。通过探讨这两种生存模式，马克思从经济范畴转向心理学和人类学范畴，正如我们在对《旧约》《新约》和埃克哈特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范畴在根本上是“宗教的”。马克思写道：“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于我们要把一个物体视为自己的就必须拥有它，使它作为我们的资本存在，或者直接食用、饮用、穿戴抑或居住于它，等等。简言之，就是以某种方式利用它。[……]于是，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异化了，都被占有的感觉所取代。人必须返璞归真，让自己处于绝对匮乏的状态，才能催生出内在的丰盈。”[关于“占有”这一范畴，见《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文集中赫斯（Hess）的论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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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存在和占有这两个概念：“你的存在越微弱，你的生命表达越稀少，你就占有得越多，你的生命也就异化得越厉害。[……]经济学家从你那里拿走的所有生命和人性，他都会以货币和财富的形式补偿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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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占有的感觉”，也就是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恋我”，即对物和自我的渴求。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占有型生存模式，而不是指占有财富本身，也不是指非异化的私有财产本身。目的既不是财富和奢侈，也不是贫穷，事实上，它们在马克思眼中都是罪恶。绝对的匮乏是催生出内在丰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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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催生出内在的丰盈呢？那就要求我们的官能对外界事物做出积极且非异化的表达。马克思继续写道：“人同世界的一切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观察、感受、渴望、行为、爱——简言之，个体的所有器官[……]都通过与客观事物的联系发挥着作用；对客观物体进行挪用，对人的实在进行挪用。”这种挪用是存在模式下的，而不是占有模式下的。马克思在谈到这种非异化的活动形式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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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定人就是人，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爱就只能换取爱，信任只能换取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真正能够鼓舞和激励他人。你同人和自然的每一种关系都必须是具体的表达，对应的是你意愿的客体、是你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客体。如果你去爱，却无法唤起爱的回应，也就是说，你把自己展现为一个充满爱的人，却没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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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的思想很快就被歪曲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早活了一百年，而未能见到后来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信，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因此革命即将来临。但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所说，他们全错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提出了崭新的理论，从而未能预见到距离资本主义的衰败和最终危机还需要一百多年。在资本主义高峰时期提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弄得面目全非，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只有浸透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才能大获成功。事实发展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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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死敌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纯粹的经济概念，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消费以及使用机器。赫鲁晓夫的“土豆炖牛肉式共产主义”概念以一种简单朴素的方式道出了真相——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体人口都享受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消费乐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置于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基础之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遭到贬低，被认为整体上存在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错误，但其中的一些语汇却被视为圭臬，引用它们就像在西方国家援引《福音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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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这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即作为一个生长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他难免也接受了中产阶级思想和实践中的某些态度和概念。比如他的性格和著作中的某些权威主义倾向，与其说是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中产阶级父权思想的影响。他提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也是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模式。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受制于人的意志。马克思也想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结果他的某些表述往往被误解为一种决定论的东西，因为这些表述没有足够重视人的意志和想象力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无意中对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这些妥协，加速了人们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曲解，以至于这一理论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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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开始加速走向没落的今天提出他的思想，那么他思想的真正要旨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取得胜利（假如我们能做这种历史假设的话）。然而现实是，就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都变得暗淡无光。不管怎样，每一个声称能够代表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都必须坚信一点，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以物质为中心、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系统是不相容的，与物质主义和头脑至上也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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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社会主义的腐败变质解释了为何真正的激进人道主义思想往往来自那些不认同甚至反对马克思思想的群体和个人，而且这些人有的还曾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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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后马克思时代的所有激进人道主义者，但下面我将对他们的思想举例说明。尽管这些激进人道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但他们都持有以下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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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应该服务于人的真正需要，而不是经济体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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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一种合作而非剥削利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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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团结来取代相互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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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社会组织的目标是人的幸福，以及避免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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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追求有助于幸福的合理消费，而不是最大限度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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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避免消极被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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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思想有着激进的前提，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危机即将来临。他说：“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正处于自我毁灭的过程当中。我们仅存的文化也不再牢靠，之所以尚能维持，是因为还没有暴露在毁灭性的压力之下，而我们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向这种压力屈服了。我们的文化危如累卵，再有一次崩塌就会毁灭殆尽。[……]现代人的文化能力低下，因为他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损害了他的心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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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泽认为工业时代的人“不自由……精神涣散……不完整……有丧失人性的危险”，他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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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组织，给人施加一种至今未知的力量，使得人对社会极度依赖，几乎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在普遍意志的作用下，思想自由已不复存在，因为很多人放弃了作为自由的个体去思考，一切以所属的集体为指导原则。[……]我们出卖了思考的独立性，也就必然丧失了对真理的信念。我们的理智和情感生活混乱不堪。公共事务的过度组织化发展到顶点时，就是组织的无思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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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工业社会不仅缺少自由，还存在“努力过度”的问题。“两三个世纪以来，很多个体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活着，而不是作为人。”人的本体枯萎了，让这样的父母去教育子女，下一代人的人格发展就缺少关键的因素。“成年后，一个人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他日益需要外在的消遣。[……]绝对的消极被动、转移对自身的注意以及忘掉自己，这些都成为他的身体需要。”因此，施韦泽呼吁缩短劳动时间，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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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泽作为新教神学家，跟多明我会的修士埃克哈特一样，强调人在精神上不应退缩到自我中心的小圈子里，从而脱离世事；而应该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努力使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更加完善。“如果在现代人中间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维持着完整的人的、伦理的情感，那是因为人们不断在祖国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个人道德，而不是与集体进行积极互动，为集体日臻完善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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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道，当前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正导致一场灾难，随之而来的将是新的复兴，一种“比文艺复兴更为伟大的复兴”，我们必须以新的信念和态度改造自己，否则我们将走向灭亡。“这一复兴的关键是积极性原则，我们通过理性思考把握这一原则，它是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唯一合理和实用的原则。[……]我坚信，如果我们决心成为积极思考的人，变革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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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他为人熟知大多是因为他在哲学上把“崇敬生命”当作伦理的基础，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了他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工业社会当中进步和普遍幸福的假象。他意识到工业化的生活和实践导致人类社会和世界的衰落。早在二十世纪初他就看到了人的软弱和依赖性、强迫性工作的破坏作用以及减少工作和消费的必要性。他提出必须进行改革，以团结精神和崇敬生命的态度来组织人们的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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