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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思想有着激进的前提，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危机即将来临。他说：“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正处于自我毁灭的过程当中。我们仅存的文化也不再牢靠，之所以尚能维持，是因为还没有暴露在毁灭性的压力之下，而我们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向这种压力屈服了。我们的文化危如累卵，再有一次崩塌就会毁灭殆尽。[……]现代人的文化能力低下，因为他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损害了他的心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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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泽认为工业时代的人“不自由……精神涣散……不完整……有丧失人性的危险”，他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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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组织，给人施加一种至今未知的力量，使得人对社会极度依赖，几乎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在普遍意志的作用下，思想自由已不复存在，因为很多人放弃了作为自由的个体去思考，一切以所属的集体为指导原则。[……]我们出卖了思考的独立性，也就必然丧失了对真理的信念。我们的理智和情感生活混乱不堪。公共事务的过度组织化发展到顶点时，就是组织的无思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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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工业社会不仅缺少自由，还存在“努力过度”的问题。“两三个世纪以来，很多个体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活着，而不是作为人。”人的本体枯萎了，让这样的父母去教育子女，下一代人的人格发展就缺少关键的因素。“成年后，一个人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他日益需要外在的消遣。[……]绝对的消极被动、转移对自身的注意以及忘掉自己，这些都成为他的身体需要。”因此，施韦泽呼吁缩短劳动时间，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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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泽作为新教神学家，跟多明我会的修士埃克哈特一样，强调人在精神上不应退缩到自我中心的小圈子里，从而脱离世事；而应该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努力使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更加完善。“如果在现代人中间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维持着完整的人的、伦理的情感，那是因为人们不断在祖国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个人道德，而不是与集体进行积极互动，为集体日臻完善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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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道，当前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正导致一场灾难，随之而来的将是新的复兴，一种“比文艺复兴更为伟大的复兴”，我们必须以新的信念和态度改造自己，否则我们将走向灭亡。“这一复兴的关键是积极性原则，我们通过理性思考把握这一原则，它是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唯一合理和实用的原则。[……]我坚信，如果我们决心成为积极思考的人，变革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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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他为人熟知大多是因为他在哲学上把“崇敬生命”当作伦理的基础，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了他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工业社会当中进步和普遍幸福的假象。他意识到工业化的生活和实践导致人类社会和世界的衰落。早在二十世纪初他就看到了人的软弱和依赖性、强迫性工作的破坏作用以及减少工作和消费的必要性。他提出必须进行改革，以团结精神和崇敬生命的态度来组织人们的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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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施韦泽的思想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与基督教形而上的乐观主义不同，他是一位形而上的怀疑论者。这也是他对佛教思想有着强烈兴趣的原因之一。按照佛教思想，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所赋予和保证的。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只看世界的表象，就不可能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从而使人和人类的目标及宗旨说得通。”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就是积极地投入这个世界。这里的积极不是很笼统的意思，而是特指慷慨给予和关爱他人的积极活动。这就是施韦泽在著作中所写和他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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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埃克哈特、马克思和施韦泽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共通之处：他们都要求人们彻底放弃想要去占有的倾向，他们都坚持人要完全独立，他们都持形而上的怀疑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7)，他们也都要求人们本着关爱和团结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然而，这些导师往往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比如，埃克哈特教士就没有意识到他的无神论思想，而马克思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宗教热忱。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对埃克哈特和马克思来说尤其如此。本书无法对这种宣扬积极关爱他人的无神论宗教作足够多的说明，但正是这种宗教使得这些导师们开创了一种新的宗教热忱，足以适应新人类的需要。我想再写一本书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导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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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者称不上是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的超个人、机械论的态度（如做出调查报告的两位罗马俱乐部成员），但他们也认识到，为避免一场经济灾难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心态是唯一选择。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要求人们树立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有关物质资源使用的新伦理……对待自然界的新态度，即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非征服自然……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情感认同……在地球人类史上头一遭，人被要求不要去做他所能做到的一切；要限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或至少改变现今这种发展方向；地球上的子孙后代要求人们与不幸的人分享财富，这样做不是出于慈善精神，而是必须使然；人类还被要求关注整个世界体系的有机成长。但凡一个人有良心，他能够说不吗”？两位作者的结论是：如果不做出这些根本上的改变，“人类注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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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忽视了阻碍变革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仅仅一般性地指出必要的改革趋势是没用的，还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的实际阻碍。（希望罗马俱乐部能认真研究社会和政治变革问题，因为它们是实现总体目标的前提。）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作者首次提出了全球视角下的经济需求和资源问题，而且就像我在前言部分写的那样，他们首次提出要改变人的伦理观念，不是依据伦理道德信念，而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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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了大量书籍，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使经济服从人的需要：这首先是纯粹的生存需要，而后是为了人的幸福。（我读了大约三十五种这类书籍，但书店里这类书的数目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绝大多数作者都认为：物质消费的不断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的增长；必要的社会变革离不开人们性格和精神的转变；如果我们继续浪费自然资源、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那用不了一百年，灾难就会到来。下面，我简要地介绍几位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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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其《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成功造成的，我们的技术必须服从于人的真正需求。他写道：“把经济当作生活的内容是致命的疾病，因为无限的增长不适用于有限的世界。经济不应成为生活的内容，人类所有的伟大导师都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被今天的现实证明了。如果想进一步描述这种致命的疾病，那么可以说，这种疾病就像酗酒和吸毒那样，是成瘾的。不管这种瘾是通过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表现出来，也不管这种瘾是通过低级的物质享受来满足还是通过较高级的艺术、文化和科学上的追求来满足，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否包裹上了银纸，毒品就是毒品。[……]如果忽视了精神文化，即人类内心生活的文化，那么自私自利就会成为主导人的力量；而像资本主义这样自私自利的体系，就会比一个充满爱的社会体系更适合这种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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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他的原则变为现实，舒马赫提出了适用于非工业化国家的小机器的构想。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读者一年比一年多，并不是靠图书广告，而是靠读者的口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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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安妮·埃利希（Anne Ehrlich）是两位美国作家，他们的思想与舒马赫很相似。在著作《人口、资源、环境——人类生态问题》（Population，Resources，Environment
:Issues in Human Ecology）中，他们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得出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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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当前的技术水平和人的行为模式，我们这个星球如今已经人口过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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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人类问题的障碍在于庞大的绝对人口数和过快的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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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类利用传统方式生产食物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食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已经导致全世界约半数人口吃不饱或营养不良，每年约一至两千万人死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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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们试图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这将加速环境恶化，并会反过来降低土地出产粮食的能力。对环境的毁坏是否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程度，现在尚不清楚，很有可能我们这个星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受到了永久的损害。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上的“光辉成就”，如汽车、杀虫剂和无机氮肥的发明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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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理由相信，人口的增长会增加致命的瘟疫在全球蔓延以及热核战争爆发的几率。两者都能以提高死亡率的方式来“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两者都有摧毁人类文明甚至灭绝人类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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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人口、食物和环境的综合危机，没有技术上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但在诸如缓解环境污染、通信和节育等领域，适当地使用技术会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基本的解决办法在于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特别是对生育、经济增长、科技、环境和如何解决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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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埃普勒（E. Eppler）最近出版的《终结还是转变》（End or Change）一书也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埃普勒的观点与舒马赫类似，只是没那么激进。他的观点也许会格外有意思，因为他是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而且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我在《健全的社会》和《希望的革命》两本书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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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限制生产的思想始终是禁忌。然而，一些作家现在也开始发声，主张无增长的经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哈里希（W. Harich）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静态的经济平衡，既可以保证平等，又可以避免给生态圈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此外，1972年苏联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举办了一次以“人与他的环境”为主题的会议，议题包括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受到与会者的理解和重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认同，但他们指出了其中的巨大价值。[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请参阅参考文献中“技术与政治”（“Technologie und Politik”）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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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重建社会的尝试都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而在当代对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人类学和历史的表述可以在L.芒福德（L. Mumford）的《五角大楼的权力》（The Pentagon of Power）和他之前的所有著作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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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章是在我以前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是《逃避自由》（1941）和《心理分析和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1950）。在这两本书中，我引证了关于这一课题的大量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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