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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们试图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这将加速环境恶化，并会反过来降低土地出产粮食的能力。对环境的毁坏是否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程度，现在尚不清楚，很有可能我们这个星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受到了永久的损害。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上的“光辉成就”，如汽车、杀虫剂和无机氮肥的发明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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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理由相信，人口的增长会增加致命的瘟疫在全球蔓延以及热核战争爆发的几率。两者都能以提高死亡率的方式来“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两者都有摧毁人类文明甚至灭绝人类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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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人口、食物和环境的综合危机，没有技术上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但在诸如缓解环境污染、通信和节育等领域，适当地使用技术会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基本的解决办法在于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特别是对生育、经济增长、科技、环境和如何解决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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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埃普勒（E. Eppler）最近出版的《终结还是转变》（End or Change）一书也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埃普勒的观点与舒马赫类似，只是没那么激进。他的观点也许会格外有意思，因为他是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而且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我在《健全的社会》和《希望的革命》两本书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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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限制生产的思想始终是禁忌。然而，一些作家现在也开始发声，主张无增长的经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哈里希（W. Harich）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静态的经济平衡，既可以保证平等，又可以避免给生态圈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此外，1972年苏联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举办了一次以“人与他的环境”为主题的会议，议题包括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受到与会者的理解和重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认同，但他们指出了其中的巨大价值。[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请参阅参考文献中“技术与政治”（“Technologie und Politik”）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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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重建社会的尝试都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而在当代对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人类学和历史的表述可以在L.芒福德（L. Mumford）的《五角大楼的权力》（The Pentagon of Power）和他之前的所有著作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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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章是在我以前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是《逃避自由》（1941）和《心理分析和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1950）。在这两本书中，我引证了关于这一课题的大量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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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无神论的宗教体验问题，布洛赫（Ernst Bloch）进行了极为深刻和大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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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允许后复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可参阅伊格纳西奥·米伦（Ignacio Millan）所著的《墨西哥经理人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Mexican Executives），此书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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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里以及下面的段落都来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英文翻译可以在我的《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1961）一书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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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观点请参阅弗洛姆主编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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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里以及下面的段落均来自施韦泽的Die Schuld der Philosophie an dem Niedergang der Kultur，撰写于1900年至1917年，于1923年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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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韦泽在写给E. R. Jacobi的信中说：“即使没有一个统治世界的人物，爱的宗教也能存在。”（Divine Light，2，No. 1[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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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八章 人类变革的条件和新人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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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这一前提是正确的：只有人的性格发生根本变化，即从占有型生存模式占主导转变为存在型生存模式占主导，才能使我们免于心理危机和经济危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规模的性格变化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种变化又会如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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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要下述条件存在，人的性格就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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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正在受苦，并且能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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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认识到了这种不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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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认识到能有办法消除这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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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为了消除这种不幸，我们必须遵循某些生活准则，并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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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对应了佛教里的四谛。佛教四谛是佛陀教诲的基本内容，它们讨论的是人类生存的一般状况，而非特定的个人或社会环境所引起的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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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变的原则带有佛教的方法特征，它同样也是马克思人类救赎理论的基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是要把人类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解放出来，使人不再失去人性，不再成为物质、机器和自身欲望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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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向当时的工人阶级——这个异化程度最深、最不幸的阶级——揭示他们的悲惨状况。马克思试图消除工人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使他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向工人阶级揭示，产生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人的贪婪性格和依赖性。对工人（但不仅仅是工人）受苦受难之原因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著作的要旨，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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