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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如今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同，新人道主义专家团体做出的决定不会强制执行，只会作为指导方针提交给国民进行讨论。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食品健康问题，专家们的调查结果将帮助全社会更好地认识其他所有理智和病态的需求。人们将会明白几乎所有的消费都使人消极，对速度和新鲜感的需求只能通过消费主义得到满足，它反映了人的浮躁以及同自我的疏离。人们将会意识到，不停地寻找新鲜事或最新潮的玩意儿只不过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为的是避免同他自己或别人靠得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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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来促进真正有益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让它们有利可图，如此就能大大推进这一教育过程。与此同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教育宣传，提倡理性消费。可以预料的是，只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激发人们理性消费的愿望，消费模式是很可能被改变的。即使我们避免使用工业社会目前采用的洗脑式广告方法——这一点很关键——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努力将会有不亚于工业宣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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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消费（以及生产）计划的指导原则是“什么能促进幸福？”通常它遭到反对的理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购买的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选择性”生产。这一论断的假设前提是消费者想要的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这当然是睁着眼说瞎话（就毒品或者更能说明问题的香烟来说，没有人会以此为论据）。这一论据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由生产商制造出来的。尽管不同品牌互相竞争，但广告的总体效果是刺激了消费欲望。所有公司都通过他们广告的基础影响而互相帮助，顾客只能在那么几个互相竞争的品牌之间做选择，他们的选择权是次级的、是值得怀疑的。有些人争辩说消费者的意愿非常强大，通常给出的例子是福特公司“爱泽尔”（Edsel）牌汽车的滞销。爱泽尔虽然营销失败，却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它的广告宣传也是对购买汽车的宣传，所有品牌的汽车都能从中获利，除了不幸的爱泽尔。再者，工业生产影响人的品位，因为它不会去生产那些对人更有益处却利润率低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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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我们彻底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管理层的权力，使他们不能完全依据利润和扩张情况来决定生产，理性消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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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革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并且无需改变西方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为了公众利益，我们已经制定了许多法律来限制财产权）。但问题的关键是对生产的监管权，而不是对资本的所有权。从长远看，一旦广告的诱惑力没有了，消费者的爱好将最终决定商品的生产。现有的企业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设备，以满足新的需求；若这点办不到的话，政府就必须花费必要的资金来生产人们所需的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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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变革都只能在征得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逐步展开。它们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经济体系，它既不同于如今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瑞典全民福利的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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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大企业将从一开始就利用它们巨大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变革。只有公民们一边倒地支持理性消费，才能粉碎大公司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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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们展现消费者力量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掀起一场强硬的消费者运动，以“罢购”为武器进行威胁。比如，试想一下20%的美国消费者决定不再购买私家车，因为他们认为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相比，私家车在经济上很浪费，在生态上有毒害作用，在心理上有破坏力；它就像是一种毒品，创造出虚假的权力感，助长人们的嫉妒心，使人与自己疏离。虽然只有经济学家才能确定这将给汽车工业（当然还有石油公司）造成多大的经济威胁，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样的罢购运动发生，以汽车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必将陷入困境。当然，没人希望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但假如这种威胁确有可信度（比如停用小汽车一个月），那么消费者将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来促使整个生产体系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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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罢购的巨大优势包括：无需政府采取行动，并且难以抗衡（除非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使公民购买他们不愿意购买的东西），而且不需要先征得51%的公民同意再让政府实施各项措施，因为实际上占人口20%的少数派就足以有效地促使变化发生。消费者罢购可以打破政治路线和口号的壁垒，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抑或是“左翼”的人道主义者都可以参与其中，因为一个共同的动机将他们联合起来，那就是渴望进行理性的、人道的消费。要想结束罢购行动，第一步是由激进人道主义消费运动领导人同大企业（以及政府）进行谈判，提出改革要求。他们的方法基本上与为避免或结束工人罢工所用的谈判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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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使消费者意识到：（1）他们或多或少都在无意识里反对消费主义；（2）一旦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消费者组织起来，他们将会有巨大的潜力。这样的消费者运动将体现真正的民主——个人能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以一种积极主动、非异化的方式改变社会发展进程。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个人体验而非政治口号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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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大公司的权力仍像现在这样强大，即使是有效的消费者运动也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尽管民主依然残存，但它注定要屈从于技术法西斯主义，屈从于一个由饱食终日、毫无思想的机器人组成的社会，这正是人们十分惧怕的社会。要想避免如此，就必须打破大企业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控制，以及通过洗脑对民众的思想控制。美国有限制巨型企业权力的传统，这表现在它的《反垄断法》中。强大的公众情绪可以将《反垄断法》的精神推广应用到那些超级大公司之中，使之分解为较小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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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个以存在为基础的社会，全体人民都应当作为公民积极地发挥他们的经济职能。因此，我们只有完全实现工业民主和参与式政治民主，才有可能摆脱占有型生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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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激进人道主义者都提出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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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民主指的是每一个大型工业或其他组织的成员在组织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每一个人都充分知情并参与决策，从个人自己的工作流程、健康和安全措施这一层次开始（瑞典和美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直至最终参与更高的、总方针层级的决策。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在各个共同决策团体中，代表工人的是雇员们自己而不是工会代表。工业民主也意味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技术机构，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机构，在其运转的过程和方式中，每个成员都是积极主动的，因而也是真正关心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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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政治民主的实行。民主能够抵制集权主义的威胁，其条件是从一种被动的“旁观者民主”转变为主动的“参与式民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公共事务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私人事务一样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的共同福祉成了每一个个人所关心的事。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人们会发现生活更加有趣、更振奋人心。的确，真正的政治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让生活变得趣味盎然的民主。就其本质而言，这种参与式民主完全不同于“人民民主”或“中央集权式民主”，它不带有任何官僚主义色彩，并会创造一种社会风气，让蛊惑人心的政客几乎毫无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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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与式民主制定施行办法似乎比详细描述十八世纪的民主章程困难得多。缔造参与式民主需要大量有才干的人付出巨大努力，制定新的原则和实施方法。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许多可行建议之一，我想重申二十多年前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建议：应当成立几十万个直接面对面对话的团体（每个团体约五百个成员），使之成为常设机构，就经济、对外政策、卫生、教育以及实现大众福祉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审议、作出决策。这些团体能获得一切有关的情报（关于这种情报的性质待后文详述），并展开讨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然后对议题进行投票表决（以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所有表决票可在一天之内收齐）。所有这些团体将形成一个“下议院”，它的决策将同其他政治机构一起，对立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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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问：“既然民意测验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探出全体民众的意见，为什么还要制订这些详尽的计划呢？”这种反对意见涉及意见表达最为棘手的一面——作为民意测验之基础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民意测验得出的，不过是一个人在没有获得充分的情报、没有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所拥有的所谓“观点”。此外，参加民意测验的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因而不会起什么作用。这些意见仅仅构成人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有意识的想法，它们无法告诉我们一些潜在趋势，这些趋势在外界情况发生变化时有可能导致人们形成相反的意见。与之类似，参加政治选举的选民们知道，一旦他们把票投给某位候选人，他们对事件的进程就不再拥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政治选举中投票的方法甚至比民意测验更糟糕，因为选举中类似催眠术的那一套方法使选民的思维变得迟钝。选举变成了刺激的肥皂剧，候选人的希望与抱负比实际的政治问题更加引人入胜。选民甚至可以通过投票选举自己所拥护的候选人来亲自参加这场闹剧。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民众拒绝参与，但大多数人都对这种现代版本的罗马角斗场面如醉如痴，只不过上场比拼的不是角斗士而是政客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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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真正的信念至少有两个要求：一是充足的情报，二是知道自己的决定会产生效果。毫无权力的旁观者给出的意见不会传达他们的信念，对他们而言这只是场游戏，类似于表达对这个或那个香烟品牌的青睐。出于这些原因，人们在民意测验和选举中所表达的意见构成了最糟而非最高水平的判断。这一事实可以通过两个例子得到证实，人们在其中展示了最佳判断，即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决策远胜于他们的政治决策水平：其一，在私人事务中，尤其在商业上，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已经清楚阐明的那样；其二，当他们成为陪审团成员的时候。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他们往往必须在非常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的案件中作出决定。但是，这些专门小组的成员可以掌握所有相关信息，有机会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并且知道他们受到委托，他们的判断将决定那些接受判决的人的命运和幸福。结果就是，他们的决定总的来说体现了绝佳的洞察力和客观性。相反，既没有权力又无法获得各种情报，并且处于半催眠状态中的人，不可能真正表达自己的信念。看似以民主的方式表达的意见，在缺乏情报、审议和让自己的决定行之有效的权力的情况下，只不过相当于体育赛事中的喝彩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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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就需要在整个工业和政治领域最大限度地非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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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存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企业和政府日渐庞大并最终变成庞然大物，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机器集中管理。人道主义社会的一个前提就是阻止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广泛实行非集权化。这其中有几个原因。如果一个社会变成芒福德所说的“庞大机器”，即整个社会（包括它的人民）成为一架庞大的、由中心统一控制的机器，那么从长远看，法西斯主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1）人民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他们失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感到毫无权力、消极被动、茫然无知，寄希望于一位“知道”要做什么的领袖；（2）任何一个能接近这台“庞大机器”的人，只要揿下适当的按钮就能启动它。这台庞大机器就像一辆小汽车，本质上能够自行运转——也就是说，位于汽车方向盘后的那个人只需揿下适当的按钮，把握好方向盘和刹车，并注意其他一些同样简单的细节就行了。在汽车或别的机器中有许多轮盘，在这台庞大机器中有许多不同层级的官僚管理机构；甚至一个智力和能力都很平庸的人，只要登上权力宝座，就能轻易地操纵这台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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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不应下放给各州，因为这些州本身就是庞然大物。应该下放给相对较小的行政区，那里的人们仍然能够互相了解，能对彼此做出判断，因而能积极参与本地区的公共事务管理。要在工业领域去除中央集权，就必须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中的较小部门，并将庞大的公司分解成小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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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参与民主生活，还必须用人道主义的管理模式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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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每一种大规模的管理形式都必然是“官僚主义的”，即异化的管理形式。但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风气把人变得多么麻木不仁，不知道这种风气如何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是最难察觉的地方（比如医生和病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中）。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可以这样来定义：（1）把人当作物来管理；（2）进行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的管理，以便使量化和控制变得更简单廉价。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由统计数据支配，官僚们作决策的基础是那些由统计数字得出的死规则，而非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作出回应；他们决定事务依据的是统计数据显示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不惜伤害并不适合这种状况的5%至10%的人。官僚们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总是拿规章制度作挡箭牌。他们的安全感与荣誉感来自于对规章制度的忠诚，而非对人心法则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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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Eichmann）便是这种官僚主义者的极端例子。艾希曼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向死亡并不是因为恨他们，他既不爱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他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将这些犹太人处死，只不过是忠于职守；当他负责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时候，他同样是在尽忠职守。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只有当他违背这些规则的时候才会产生犯罪感。艾希曼曾说（他这样说恰恰不利于为自己辩白），他只在两件事情上有过犯罪感：一次是孩提时逃学，另一次是在空袭中没有去找防空洞掩护因而违背了命令。这并不是说艾希曼和其他许多官僚没有虐待狂倾向，即通过控制其他活物来获得满足感，而是说这种虐待狂式的性格是次要的，官僚主义者身上的首要特质是缺乏与人的共情以及坚持对规则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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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官僚主义者都是艾希曼式的人物。首先，许多在官僚体系中供职的人在性格上并不是官僚主义者。其次，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并没有完全被官僚主义的态度侵蚀，其人性的一面也没有被扼杀。但在官僚主义者中间有不少艾希曼式的人物，他们同艾希曼的唯一区别仅在于他们不用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如果医院中的官僚拒绝收治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因为根据规定病人必须由医师送来，那么这位官僚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艾希曼。如果社会福利工作者宁愿让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饿死也不肯违背某条官僚制度的规定，那么他们同样与艾希曼没什么两样。这种官僚主义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管理人员当中，它还存在于医生、护士、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当中，也存在于许多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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