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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信自己总能逢凶化吉，对一些可能的失败，人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Burger和Burns（1988）对大学生性生活进行研究，发现那些意外怀孕的女生大部分都认为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怀孕，因而没有采用避孕措施。盲目乐观的人也更有可能选择那些低年费和高利率的信用卡，对一般的借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差的选择，他们的利息费用远远超过了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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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开车不系安全带，不肯承认吸烟会危害身体健康，或者不仔细经营夫妻关系的人，都在提醒我们，盲目乐观如同傲慢一样，是失败的先兆。Gibson和Sanbonmastu（2004）发现在赌博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能坚持，即使是连续不断地在输钱。如果炒股票或房地产商认为自己的商业直觉超过自己的竞争者，他们同样也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挫败。亚当·斯密就预见人类将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好运的荒谬的推断，来源于绝大多数人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自负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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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盲目乐观的现象也在上升。Twenge和Campbell（2008）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一半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预测他们作为成年人将会成为“很好的”员工——这是可获得的最高的评价；而到了2006年，有2/3的美国青少年相信自己置身于前20%的行列。尽管目标高远对成功是有好处的，但把目标定得太高很有可能要面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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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克服盲目乐观的弊端呢？Julie Norem（2000）提出的防御性悲观主义可以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防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且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对，正如一句成语“居安思危”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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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假一致性和虚假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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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一致性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如果我们赞成某一观点，我们会满怀希望地以为别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好像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应该是一种常识。如果在完成任务时失败，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失误看成是正常的，从而让自己安心。当有人说谎之后，便觉得其他人也不诚实。觉得其他人也像自己那样思考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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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 uniqueness effect）则更容易发生。人们倾向把自己的智慧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满足自己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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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第三版） 四、自我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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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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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界有关自我论述享誉最高的当属Markus和Kitayama（1991）有关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的模型。他们认为亚洲文化与美国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意义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同时形成了不同质的自我构念。不同文化下，人们对自我、他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不同的观点：美国文化下人们拥有独立型自我，而东亚文化下人们拥有依赖型自我。美国文化下人们通过关注自我并发现和表达自身独特的内在特质而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而东亚文化下，人们则注重自我与他人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关注他人，与他人保持和谐的互动关系。在他们看来，与依赖型自我相近的概念还有社会中心主义、整体性、集体主义、非自我中心、全体化和关系主义等。独立型的自我要求保持一种独立性，依赖型自我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拥有更多的公共的成分，与他人的区分度也相对较低，与其他一些重要的个人或团体内成员互相有一定的重合的，比如母亲、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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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个体不同，对于拥有依赖型自我构念的个体而言，人际关系不是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其本身就是目的；在维持与他人的关系时，适时注意他人，关注他人的需要、愿望、目标等，但这也是建立在帮助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个人自身的目标也能同时得到关注，互惠的、双赢的基础上的；依赖型自我的个体对他人的关注是有选择性的，特别表现在对于团体内成员的关注，而对待团体外的成员的方式则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与对人际距离测量研究的结果相一致的。对于互赖型自我的个体而言，自我与团体内成员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但与团体外成员的距离则比独立型自我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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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滢等人以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实验表明，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与自我有关的记忆并不优于与母亲有关的记忆，而是处于同一水平（朱滢，张力，2001）。脑成像研究发现，对于中国被试，其母亲参照与自我参照同样激活了内侧前额叶脑区。而对于西方人，其母亲参照激活的脑区与自我激活的脑区是不一样的（Zhu，2004）。这就为不同文化下两类自我构念提供了认知神经方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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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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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和Kitayama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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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和Kitayama是当今世界文化心理学的两位著名学者，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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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Markus到日本给大学生讲课。听课的学生英语很好，Markus所讲的内容他们基本上都能听懂，但这些学生在课堂上默默无声，没有问题，没有评论，甚至连笑声也没有。Markus以为学生的兴趣点和她不同，否则为什么没有回应呢？意见、争论和批判思想的迹象一点儿都没有。她对这些很奇怪，于是就她直接问学生：“最好吃的面店在哪儿？”答案依然是沉默，然后几个学生回答说要看情况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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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难道没有偏好、想法、意见和态度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头脑中有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不告诉你他在想些什么，你怎么去了解他呢？Markus于是请学生吃饭，到了饭店之后，她让学生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让她不可理解的是当第一个学生点了牛肉面之后，随后的几个人竟然都点了同样的东西。是学生的口味相同吗？她相信肯定不是，一定是有某种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带着这些问题和疑问，Markus结束了她在日本的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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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作为交换，Kitayama来到了密西根大学，为美国的学生上课，这时候该轮到他吃惊了。Kitayama发现，美国学生在听课的时候，不像日本学生那样仅仅听，而是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并与教授互相交谈。为什么美国的学生会这样做？为什么美国学生在评论和提问时带有强烈的情绪情感并且充满竞争意味？这种争论表明什么？这些问题使Kitayama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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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Markus邀请Kitayama到自己的家里做客，美国主人会给自己的客人各种选择，这使Kitayama深感惊讶。在主人的“你要白酒还是啤酒？软饮料还是果汁？咖啡还是茶？”一系列问题之后，Kitayama选择了日本式的回答：我不渴，不需要这些。Kitayama感到纳闷：为什么让客人做这样琐碎的选择？按照日本的做法，主人当然应该知道在这种场合什么是好的饮料，并且应该准备一些适当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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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想法则不同，作为主人，我给了你选择，我就要尊重你的选择，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选，那就什么也喝不到。结果可想而知：在Markus的家里，Kitayama什么也没有喝到。在Kitayama看来，我说不喝是客气，你应该为我准备一些好东西，在日本，你不选择就意味着你能得到一切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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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在异国的这些遭遇让他们很好奇，Kitayama想知道美国人的生活为什么如此怪异？Markus则认为日本也有一些奇妙的逸事。在一种文化中人们熟悉的事情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中就成了奇闻趣谈？不同的文化是怎样影响人的心理的？带着这些疑问，两个人开始了他们的合作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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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这项研究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91年，他们在国际最著名的心理学期刊《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以独立型和依赖型的自我构念为基础，分析了东西方文化对人的影响问题。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仍是关注文化的学者必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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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西方文化下自我概念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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