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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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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文化动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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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类与狼群或蜜蜂至少有一种共通之处：只有通过加入群体并一起劳作才能成长与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罗伊·鲍梅斯特的《文化动物》一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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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认为，文化是群居的一种理想方式。因为有文化，人们才能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能沿着道路一侧安全驾驶，能在冬天吃到水果，能用钱去买东西。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能够充分利用文化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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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动物也有一些文化和语言的端倪。比如有人观察到猴子能学会新的清洗食物的技术，而且能传授给下一代。黑猩猩也表现出一定的语言能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像人类那样灵活地世代积累。自然赋予了我们大脑，文化使我们生存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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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伊看来，人类的社会分工是文化的另外一种优势体现：我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人去亲手种菜或建房子，但是每个人都要吃饭住房。事实上，书籍本身就能说明文化所规定的社会分工的合理性。比如对一本名著而言，尽管只有一个幸运者的姓名会出现在封面上，但是一本书也是一个包括了研究者、评论家、助手和编辑的团队的成果。只有人类才有文化，罗伊认为文化使我们超越了各种才能、努力和其他个人天赋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最大的恩赐。如果单独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聪明的兽类，但是联合起来，我们就能维系一个使我们及我们后代生活得更好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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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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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发展中，遗传与环境的作用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遗传提供了生理上的基础，而环境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许多证据可以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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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传建构环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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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rr提出的这一观点认为，孩子的遗传特征与他的养育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用遗传特征建构生活环境（genotype→environment）。这种建构有如下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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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型（passive kind）：父母向孩子提供遗传特质和经验，使遗传与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关系，如家里的藏书量和父母读书的兴趣对孩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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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型（evocative kind）：孩子在遗传基础上作出某种反应后，这些反应进一步强化了遗传特征，如爱笑的孩子受到的关注比消极的孩子多，而受到关注本身又会强化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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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型（active kind）：人们基于遗传特征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例如遗传的身体素质好的孩子，主动选择难度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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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rr认为，个体的成长就是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劳伦兹所言：“人类的内在活动系统不仅受生理遗传的影响，而且也受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另外，从社会文化与生理变化的关系上看，尽管它们是不同的过程，但它们总是一起进行。就像Stebbing所说的那样，使用遗传能力越多的社会，所获得的资源也越多，进步也将越快，而这一切的实现要通过文化和社会化，教育与学习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遗传特征的进化通过生理过程，社会文化的进化则通过发展不同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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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为遗传学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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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和环境影响行为，但它们的相对影响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问题，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争论。为了区分二者的相对影响，行为遗传学提出了两个前提：一种心理或行为（智力分数），如果在不同的时间及情境下相一致，那它就可以归于遗传；一种心理或行为（侵犯行为），如果可以通过持续强化而使之巩固下来并保持稳定，就认为它由环境决定。在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行为遗传学一方面强调遗传因素对行为有决定性影响，但它同时认为遗传并不直接决定行为，它只是行为产生的生理基础，而行为的发展则受环境的影响。以身高为例，来自父母的遗传和环境中的营养因素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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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遗传学通过家系研究（family study）、双生子研究（twin study）和收养研究（adoption study）来区分二者的影响。Gottesman的家系研究就发现在亲属当中出现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一般人群的9~13倍。Horne在德克萨斯的一项收养研究也发现，从个体的角度看，孩子的智商与生母的智商相关更高，因此他认为个体的智力差异由遗传决定；同时也发现，从群体的平均智力来看，却与养父母的更相似。这个结果尤其适用于生身父母智商较低的孩子。从一个条件不好的家庭进入一个条件好的家庭，孩子的智商可以提高15~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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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生子研究通过对同卵双生子（monzygotic）和异卵双生子（dizygotic）的研究来区分二者的影响。由于前者所携带的相同的遗传信息是后者的两倍，所以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加以估计：H2=2（Rmz-Rdz），其中H代表遗传可解释的变异，Rmz和Rdz分别代表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智力相关系数。例如，同卵双生子之间智力相关为0.75，异卵双生子之间智力相关系数为0.50，则H2=2（0.75-0.50）=0.5=50%，也就是说，智商差异的50%源于遗传。对同卵双生子来说，环境可以解释另外25%。在此基础上，一些行为遗传学家用这种方法进一步估计了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指出在人格特质上遗传的作用占50%，大于环境的影响。而在分裂症与情感异常上，环境的影响大一些（约为20%~50%）。智力的50%~80%基于遗传，15%~25%与后天环境有关；酗酒则主要由遗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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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率渐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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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lieb（1998）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概率渐成论（probabilistic epigenesis）的角度分析了遗传与环境在生物学基础上如何对人起作用。他指出，分子生物学强调基因对蛋白质结构的作用是通过DNA—RNA—蛋白质合成。与此相反，概率渐成论则认为是来自机体内部与外部的环境信息激活了DNA，从而产生了适当的蛋白质。Tooby等人也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有机体的发展中，基因起了一部分作用，环境则起着另一种作用，二者的协作是构成有机体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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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遗传与环境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对心理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它有助于我们对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有个清楚的认识。比如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和90年代产生的认知神经科学强调了客观生理因素对人类的重要性，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入，但似乎又有矫枉过正的危险。正如E.Turkheimer（1998）所指出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与遗传技术的进步反映了生物遗传因素在心理学发展中的地位受到重视，人类的任何一种行为特征都与遗传有关，都有它的生理基础，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定的脑功能相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仅以此为基础去理解人类的行为，那将是可笑的，因为生理基础和行为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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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两个人，一个是70岁的老人，他因大脑左半球Broca区中风，所以在脑像上看起来有阴影。另一个是25岁的年轻人，他加入了一个要求沉默与逃避现实的宗教组织。如果要我们对这两个人的沉默寡言归因的话，前者往往被认为是生理性的，而后者被认为是心理性的。这种归因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前者的失语症在大脑中有表征，所以很容易认为是大脑的原因，而后者尽管也与大脑有关，只是没有表征，就被归到心理方面上。仅仅从脑功能变异去解释心理与行为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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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上看，区分这个问题对教育观念的转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素质教育是以承认个体差异为前提的，这种差异既有遗传的基础，又受环境的影响。因此，对具有不同能力水平的人，教育的目的与要求也应该有差异。否认这种差异就如同否认教育的作用一样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应该是因人而异，而不是对不同爱好、不同能力的人采取千篇一律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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