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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挫折侵犯理论又提出了一些批判。比如Miller（1941）就发现挫折并不一定导致侵犯。研究者发现，当我们感受到挫折是无意而不是有意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有侵犯行为；另外挫折侵犯理论对宣泄的看法也未必全对，S.Mallick和B.McCandless（1966）用小学三年级儿童进行了一项实验：小学生两两一组玩堆积木游戏，每组当中一个孩子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他的任务是或让被试完成堆积木的任务，或是阻碍其完成任务。之后一部分学生（包括受到挫折和没有受到挫折的学生）参加打靶，剩余的学生和老师聊天，老师告诉其中一部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他们的同伴累了或是情绪不好，而对另一部分学生仅仅谈了一些中性的话题。在这些干预之后，让助手进入另一间屋子玩堆积木的游戏，让最初的被试有机会帮助或阻碍这些助手完成任务，被试可做的是按“伤害键”不让助手完成或不按该键使其完成任务。结果发现，除非告诉被试同伴是由于疲劳或情绪不好，否则挫折一般会引起侵犯行为。这一结论说明，当人们认为他人有意给我们造成挫折时，更可能以侵犯行为回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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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争论，Berkowitz（1989）修改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挫折只是引起侵犯的因素之一，这些因素还有疼痛、极端的温度以及遇到讨厌的人等。挫折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史特劳斯在家庭暴力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家庭中造成挫折的原因依次为：性生活、社交活动、金钱、儿童教养。在中国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只是顺序有一些不同，这四种因素正好倒过来。由于独生子女的缘故，中国人非常重视孩子的培养与教育，孩子问题往往成为家庭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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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归因的影响。一个事件之所以能产生愤怒或侵犯行为，关键在于受害者必须知觉到这种侵犯或挫折是他人有意造成的伤害，因此人们对他人行为的归因会影响到自身会不会愤怒以及处理愤怒的方式。当人们认为他人故意给自己制造麻烦或伤害自己时，往往会产生愤怒的情绪，而当人们认为他人是无意伤害自己时，就不会产生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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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人们感到愤怒时如何反应？心理学家分析了人们愤怒时的反应，指出人们常常采用四种方式（括号中的比例第一个为侵犯冲动，第二个是实际的侵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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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直接的侵犯行为：包括口头或象征性攻击（82%，49%）、拒绝或收回某些利益（59%，41%）以及身体攻击（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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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间接的侵犯行为：包括向第三者诉说或诅咒（42%，34%）、伤害对冒犯者有重要意义的东西（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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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替代性侵犯行为：包括攻击无生命物体（32%，28%）、攻击另一个人（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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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非侵犯性行为：包括平静活动（60%，60%）、就此了事不伤害无礼者（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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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侵犯行为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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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在侵犯行为产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受攻击与挫折使人感到愤怒，这些愤怒情绪只是侵犯行为产生的前提因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并不表现出侵犯行为，这主要与学习有关。学习理论强调：侵犯行为可经由学习而获得，强化和模仿对学习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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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ura（1961）所做的观察学习的实验很好地说明了学习对侵犯行为的影响。Bandura认为，儿童侵犯行为的获得并不一定要以其亲身获得奖励或惩罚为前提，儿童可以通过观察他人从事此类行为之后受到奖励或惩罚而学会这类行为。在一项研究中，Bandura把儿童带到一间屋子里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在同一个屋子的另一头，一个大人正在悄悄地与一些玩具玩，在它们的旁边有一个大木槌和一个假人。儿童被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的儿童看到大人叫喊着用大木槌击打假人，控制组的儿童看到的是大人只是悄悄地自己玩玩具。在孩子们看了约十分钟之后，把他们带到另一间放着各种各样孩子们喜欢的玩具的屋子，告诉他们说这些玩具是留给其他人玩的，以此激起他们的挫折感。之后把孩子们带到第三间屋子，屋子里有一些玩具，包括一个假人。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实验组的儿童比控制组的儿童表现出了更多的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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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侵犯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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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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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初，一些社会哲学家就发现天气变化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近2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多。比如Rottom（1985）的一项档案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与暴力犯罪有关。Baron（1978）的研究发现犯罪与温度有关，他通过研究发生在夏天的城市暴乱与气温的关系，发现其呈现出倒U型曲线，在81—85华氏度时，暴乱的数量最多，当温度较低或很高时，暴乱发生的数量较少。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不同温度的持续时间，使得这个结论受到Carlsmith和Anderson等人的批评，其中Anderson用概率论对这一曲线加以修改，指出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温度呈现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38—41摄氏度内，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暴力倾向会增强，但是在超过这个温度之后，由于人们外出的机会下降，所以暴力行为产生的机会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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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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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侵犯行为总是伴随着情绪的激起，所以心理学家想知道由于其他刺激所引发的生理上的激起，是否会转移到侵犯性冲动之上。D.Zillmann（1972，1994）等人在研究爱情行为的时候发现，由其他刺激诱发的情绪激起会转移到爱的对象之上，他称这一心理过程为兴奋转移（excitation transfer）。Zillmann认为兴奋转移也可以解释侵犯行为的发生。在他的一项研究中，Zillmann让实验者的助手或者激怒男性被试，或者用中性的态度对待男性被试。然后再让其中一半的被试从事大运动量的锻炼，而另一半被试不锻炼。稍加休息后，给被试提供了一个电击助手的机会。正如Zillmann所预料的那样，愤怒且锻炼的人比愤怒但没有锻炼的被试用更高的电压电击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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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侵犯性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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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kowitz（1967，1979）发现，情境中与侵犯相关的一些线索，如刀、枪、棍等器械往往会成为侵犯行为产生的起因，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武器效应（weapon effect）。除了刀、枪等明显的侵犯性线索，与死亡、邪恶等相联系的黑色也是引发侵犯的线索。比如Frank（1988）等人就发现，在职业棒球和橄榄球比赛中，穿黑色服装的一方经常受到的惩罚比浅色一方的多。实验研究也证明，穿黑色衣服的赛马选手也表现出更高的侵犯性。M.Carlson（1990）对23项研究所做的元分析发现，与侵犯有关的线索不仅可以引发侵犯，并且能够使已经愤怒的人的侵犯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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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去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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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是由心理学家Zimbardo（1976）和Festinger等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群体中的个体有时候会失去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使自身自我控制系统的作用减弱甚至丧失，从而做出平时不敢做的反社会行为。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这种现象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法国社会学家Le Bon（1896）在研究群体行为的时候就发现，在群体中，个体的情绪会很快传给团体的其他成员，从而使得处在群众中的个人表现出一些独处时不敢表现的行为，他把这种情绪传递称为社会传染，并撰写了一本名为《乌合之众》的专著。直到后来的Zimbardo和Festinger才把这种现象叫做去个体化。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以后在第八章中还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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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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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真正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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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亲社会行为与社会规范的要求相一致，而反社会行为违背了法律和社会规范，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反社会行为不好，但实际上正好相反。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最残忍的暴行都是由与规范相一致的官方行为所铸成的。二战中纳粹分子杀害600多万犹太人乃德国政府的官方行动命令。70年代中期波尔布特政权控制下的柬埔寨，300多万高棉人被杀害也是政府命令。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千上万的人被清洗也是政府的合法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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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暴行都是由国家或团体的合法领导所铸成，并宣称是为整个国家着想。纳粹堂而皇之地宣称：他们的目标是为“净化”德国人种，其他的政府则是以恢复“法律与秩序”为由。与这些暴行相比，任何年代中的个人谋杀事件均微不足道。因此，人们已经意识到：放纵的政府比放纵的个人更具危险性。所以，对一个组织、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政府行为的约束，要比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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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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