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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态度的特殊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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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态度预测行为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看看态度是指向一般群体还是特殊个体。比如在La Piere的研究中，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态度与对某一个亚洲人的态度在特殊性上不同，因此用态度预测行为时，后者更准确一些。La Piere（1934）的研究就想说明用态度预测行为到底有多大的准确性。30年代初，绝大部分美国人对亚洲人持有深度的负性种族偏见。为了研究这种偏见的影响，La Piere教授邀请了一对来自亚洲的年轻夫妻驾车做环美国旅行，他们所经过的旅馆和饭店的老板会不会以他们对亚洲人的偏见而拒绝接待这对夫妻？结果在3个月的旅行中，他们经过的66家旅馆只有1家拒绝让他们住宿，而184家饭店没有一家拒绝他们用餐。后来La Piere教授又给他们经过的旅馆与饭店写了一封信，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待亚洲人。结果在128封回复的信中，90%说他们不会接待。显然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矛盾。研究者（Newcomb，1992，Weigel，1974）发现态度的特殊性越高，其预测行为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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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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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因素也影响我们用态度预测行为的准确性。一般说来，在态度测量与行为发生之间的时间间隔越长，偶然事件改变态度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越大。比如Fishbein（1974）发现在总统选举中，一周前的民意调查结果要比一月前的民意结果，对预测谁能当选更为准确。所以在通过态度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时，必须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时候的态度。如果时间太久，我们在预测时就要很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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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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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自我意识高的人较为关注自身的行为标准，用他们的态度预测行为有较高的效度；而公众自我意识高的人比较关注外在的行为标准，难以用他们的态度对其行为加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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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ing（1982）等人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开始时，研究者测量了大学生对体罚的态度，然后从这些被试中挑选出那些对体罚持反对态度，并且认为其他人也会反对体罚的人，这样操作是为了保证这些人是内在自我意识较强的人（认为别人的看法和自己一致）。几个星期以后，让这些人电击他人，实验类似于Milgram的电击实验，以被试选择的平均电击强度作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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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置了三种情形，第一种条件下在被试面前放了一面镜子（内在自我情景，放镜子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第二种条件下在被试的面前有少量的观众，实验过程中这些观众把被试评定为有效的“老师”（公众自我情景），第三组为控制组，既没有镜子，也没有观众评价。结果显示，内在自我组比控制组实施电击强度低，而公众自我组比控制组实施更高的电击。图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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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态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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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弱的态度相比，强烈的态度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更大（Petty，1992）。但是怎样才能使态度变强呢？Davidson（1982）发现，对态度对象仅仅要求更多的信息就足以使人们态度的强度增加。在一项研究中，Kallgren（1986）先问了被试对一些环境问题的态度，然后让他们参加环境保护活动，结果发现对环境问题有丰富知识的被试的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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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态度强度的另一个途径是让个人参与到态度对象中来，让人们参与某些事情是增强其态度的有效手段，反过来我们也用人们的参与度来预测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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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态度的可接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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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可接近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指态度被意识到的程度，越容易被意识到的态度，对我们来说它的可接近性就越大。一般说来，来自直接经验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大，就是因为这类态度的可接近性大。Fazio和Williams等人（1984）测量人们对里根总统的态度的可接近性，其所用的指标是被试回答与里根有关的问题时按键的反应时，反应越快，说明可接近性越大。三个月之后，当总统选举结束以后，再问这些被试选了谁，结果表明可接近性大的被试态度与选举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9，可接近性小的被试的相关系数为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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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接近性很高时，一看到或想到某个事物时就对它有某种态度；而当可接近性很低时，人对该事物的态度呈现要慢得多。因此，可接近性高的态度更有可能预测人的行为，因为当人们要求有所行动时，他们能更快地想到自己的态度。Fazio、Powell和Williams（1989）通过观察人们对物品的态度和行为证明了可接近程度所扮演的角色。在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请人们对几种产品作态度评估，比如对不同品牌的口香糖做评价。态度的可接近性用人们回答态度问题的反应时来衡量。随后研究者在桌上放了十种产品，告诉被试他们可以任选五种带回家作为参加这次研究的报酬。研究者想知道：人们会选择哪些产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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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研究者所预测的，态度的可接近性起了重要的作用：态度的可接近性高的人，其态度和行为总是高度一致的，而可接近程度低的人，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就相对低了。换言之，当人们做决定时，如果态度能很快地呈现在大脑中，人们的行为才会符合他们的态度。那么，对于态度的可接近性低的人而言，是什么决定了他们要选择哪些产品呢？结果发现可接近性低的人更多的是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们会选择那些碰巧在桌子第一排的产品，产品离他们越近，也就越有可能被选中。这个研究说明，环境因素在态度可接近性较低的时候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你可能会理解为什么企业要把自己的产品放在超市最显眼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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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为的主动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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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son和Lord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行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会影响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主动的行动一般指那些针对态度对象需要付出努力而且明显直接的行为，而被动的行动则指那些隐蔽、间接、不需要花费多大的精力的行为。比如和理解他人相比，帮助他人显然是更主动的行为。Paulson等人认为，当人们的态度所指向的行为与被测量的行为在主动性上匹配时，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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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被试首先报告自己对男同性恋人群的态度，接着写出根据这些态度他们有可能做出的行为。这些列出的行为的主动性水平会被评分，从而将被试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几周后，实验者为被试列出了若干针对同性恋学生的主动和被动行为，属于主动行为的有：签署支持同性恋的请愿书或反对的请愿书；被动行为有：一视同仁或者另眼相看。被试需要为自己做出这些行为的意愿程度评分。结果发现，支持同性恋的被动型被试更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同性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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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心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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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和Vires（2012）等人研究了心境的调节作用。以往研究证明了在悲伤状态下，人们会采用更精细的加工方式，消耗较多认知资源。而在高兴状态下，人们的加工过程则更多是自动的，不需要主动控制的。在实验中，他们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测量被试的内隐态度。在关于献血态度的研究中发现，内隐态度在快乐心境的条件下可以很好地预测行为，对献血持消极态度的被试最后表现出较小的献血倾向，而持续积极态度的被试献血热情很高。但是悲伤心境的条件下，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很小。而基于信念的态度则在悲伤心境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预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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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情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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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主要介绍了态度本身、态度和行为测量方法匹配程度等因素对态度和行为两者关系的影响。勒温曾指出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即B=F（P，E），其中B代表行为，P代表个体，E代表环境。环境在态度影响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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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和Paulson等人（2005）分析了近八百个有关态度和行为的研究，发现社会压力和知觉到的难度将会影响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当研究中涉及的行为有强烈的外部限制因素时，比如社会压力和知觉的难度，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效果明显地降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行为指引，比如默认的社会规范等等，行为将向既有的行为模式倾斜，而较少受自身态度的影响。相反，当社会压力和知觉到的难度较小时，态度将会极大地影响行为。实际上，社会压力来源于自身的行为规范，知觉难度对应着控制感。在之后的计划行为理论中，我们将仔细介绍态度、行为规范和知觉到的控制感这三者如何共同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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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态度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