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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son和Lord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行动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会影响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主动的行动一般指那些针对态度对象需要付出努力而且明显直接的行为，而被动的行动则指那些隐蔽、间接、不需要花费多大的精力的行为。比如和理解他人相比，帮助他人显然是更主动的行为。Paulson等人认为，当人们的态度所指向的行为与被测量的行为在主动性上匹配时，态度和行为的一致性会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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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被试首先报告自己对男同性恋人群的态度，接着写出根据这些态度他们有可能做出的行为。这些列出的行为的主动性水平会被评分，从而将被试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几周后，实验者为被试列出了若干针对同性恋学生的主动和被动行为，属于主动行为的有：签署支持同性恋的请愿书或反对的请愿书；被动行为有：一视同仁或者另眼相看。被试需要为自己做出这些行为的意愿程度评分。结果发现，支持同性恋的被动型被试更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同性恋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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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心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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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和Vires（2012）等人研究了心境的调节作用。以往研究证明了在悲伤状态下，人们会采用更精细的加工方式，消耗较多认知资源。而在高兴状态下，人们的加工过程则更多是自动的，不需要主动控制的。在实验中，他们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测量被试的内隐态度。在关于献血态度的研究中发现，内隐态度在快乐心境的条件下可以很好地预测行为，对献血持消极态度的被试最后表现出较小的献血倾向，而持续积极态度的被试献血热情很高。但是悲伤心境的条件下，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很小。而基于信念的态度则在悲伤心境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预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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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情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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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主要介绍了态度本身、态度和行为测量方法匹配程度等因素对态度和行为两者关系的影响。勒温曾指出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即B=F（P，E），其中B代表行为，P代表个体，E代表环境。环境在态度影响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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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ace和Paulson等人（2005）分析了近八百个有关态度和行为的研究，发现社会压力和知觉到的难度将会影响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当研究中涉及的行为有强烈的外部限制因素时，比如社会压力和知觉的难度，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效果明显地降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行为指引，比如默认的社会规范等等，行为将向既有的行为模式倾斜，而较少受自身态度的影响。相反，当社会压力和知觉到的难度较小时，态度将会极大地影响行为。实际上，社会压力来源于自身的行为规范，知觉难度对应着控制感。在之后的计划行为理论中，我们将仔细介绍态度、行为规范和知觉到的控制感这三者如何共同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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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态度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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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一种稳定的内在心理倾向，但它也是可以测量的，我们经常用两种方法测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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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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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测量的方法包括自陈法（self report）、行为观察法和问卷法等。自陈法一般采用态度量表测量，而行为观察法通过行为观察推断，问卷法则是把我们要调查的问题编成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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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s）。它是常用的态度量表，通常是5点或7点量表，让被试用1~5或者-3~+3不同数字进行选择。下面是一个测量妇女对生育问题态度的5点量表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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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1到5来表示你对下列陈述的同意或反对程度，其中1=很反对，5=很赞成，2、3、4、代表一定程度的反对或赞成。你的回答没有错或对，只要是你的真实想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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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养不起一个孩子。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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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想在自己年轻的时候生孩子。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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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孩子太痛苦。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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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个孩子会限制我的自由。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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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个孩子会使婚姻更美满。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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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个孩子会使家庭生活更充实。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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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个孩子增加了我的责任感。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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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个孩子让我没有时间想我自己的事情。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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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瑟斯顿量表（Thurstone scales）。与利克特量表类似，唯一不同的是它是一个11点量表，被试在回答的时候用1—11来反应。从结构上来看，瑟斯顿量表与利克特量表的差异仅仅在尺度的大小上不同，但是，它却可以很好地反映比较对象之间的细微区别。比如在对两种化妆品广告效果进行比较时，由于这两种产品的知名度都很高，所以一般的小尺度量表就难于反映出这种差异，这时候11点的瑟斯顿量表就能够看出差异。除非情况特殊，我们很少使用瑟斯顿量表，用比11点量表尺度更大的量表就更不行了。因为Likert等人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5点和7点量表具有等距性，即量表上数字的差异反映了实际心理上的差异，11点量表也基本符合，其他的没有被证明，所以不能随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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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义区分量表。与前面两种态度量表不同，奥斯古德的语义区分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s）采用双极形容词，如好—坏、强—弱等。现在研究者常常对语义区分量表稍加修改，把双极形容词拆开，并用这种方法建构人格问卷。比如杨国枢、王登峰等人最近几年中就用这种方法发展出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Big Seven）模型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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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几种直接测量方法测量被试的态度时，被试容易出现社会赞许性的反应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se bias），所以，在测量人们对一些比较微妙的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在问问题的方式上要注意，避免引起这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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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间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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